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之初，美国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大量的黄金储备确立了美元与黄金的固定兑换比例（35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从而奠定了美元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在此后的二十年里，美国依靠制造业和出口优势积累了大量贸易顺差。

然而，进入1960年代末，美国经济出现了结构性失衡。越战开支飙升及约翰逊政府的“大社会”福利政策导致财政赤字扩大，美元发行量远超黄金储备能力。到了1970年，美国贸易顺差转为逆差，美元信誉开始动摇。法国戴高乐政府对布雷顿体系强烈不满，派军舰将美元送到纽约要求换回黄金。德国、日本等出口大国的贸易顺差导致美元大量积累，也迫切希望调整汇率。

 ▪ 美国贸易顺差与逆差，年数据，单位10亿美元

 ▪ 资料来源：US census bureau

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总统宣布终止美元与黄金的固定兑换关系，具体举措如下：

这意味着布雷顿森林体系正式崩溃。美元成为纯信用货币后，美国联邦储备系统得以不受黄金储备的约束，持续扩大发行美元。然而，脱钩并未解决美国贸易逆差问题，反而使贸易逆差长期化。从1975年至1980年，美国贸易逆差从约120亿美元扩大至超过250亿美元。失去黄金约束的美元贬值虽然短暂提升了出口，但美国制造业结构性劣势开始显现，无法长期维持贸易平衡。

世界各国放弃固定汇率，采用浮动汇率。从此国际金融市场因为更加灵活的汇率而更加活跃，但也带来更多波动与不确定性，如“滞胀”、“资本流动冲击”等。每次发达国家经济衰退引发的恐慌都会导致国际热钱向美国等“安全”市场回流，引发发展中国家流动性萎缩，譬如次贷危机。美元的霸权形式也发生了改变，不再以“黄金为锚”，而是以“美国国债与军事力量为锚”。此外，美国后来还通过与沙特达成“石油美元”协议，维持美元全球货币地位。

脱钩使得美元从“黄金约束”中解放，美元可以无限制发行。美元贬值原本短期内可以提升美国出口竞争力，但实际效果有限。1970年代美国通胀高企、经济停滞（“滞胀”），产业竞争力未显著改善。同时，美国消费习惯+美元国际货币地位支撑了对进口的高需求。我们可以将美国发行超量货币弥补其贸易逆差的行为理解为美国军事霸权向全世界征收的铸币税。一切皆有代价，铸币税的存在使得美国制造业更加难以与欧洲和日本的制造业进行竞争。这一切宛如当年从新世界攫取大量黄金的西班牙王国。从天而降的黄金财富拉动了消费，但并不拉动制造，反而拉动了欧洲其它国家的制造业。

1980年代初，美国对日、德等国贸易逆差飙升，1984年，美国对日本贸易逆差达到367亿美元。1985年9月，美国主导的广场协议出台，迫使日元、德国马克迅速升值，试图通过汇率手段挽救美国制造业。然而，日元升值后，日本迅速进行产业升级，出口产品从低端转向高科技，美国制造业并未从中受益。相反，美国对日逆差至1994年反而扩大到659亿美元。同时，日本资产泡沫破灭，导致长期经济停滞，德国则通过产业链转移继续保持竞争力。

进入21世纪，美国贸易逆差进一步扩大，尤其与中国的贸易逆差快速增加。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从2001年的830亿美元激增到2018年的4195亿美元。

特朗普政府将此归咎于不公平贸易政策，2018年起对中国发起贸易战，大规模加征关税。然而，贸易战并未降低逆差，2020年美国对华逆差依然达到3103亿美元。相反，中国产业链部分转移至越南、墨西哥等地，规避了关税措施。

美国贸易逆差长期存在的本质原因并非货币政策或汇率问题，而是美国国内劳动力竞争力的结构性下降。自1970年代起，美国制造业就业比例不断下降，从1979年的19.4%下降到2020年的约8.4%。取而代之的是以服务业和专业商业服务业为主的就业结构。与之相应的，美国的通胀主要由服务业驱动，包括医疗、教育和家庭看护等。而与全球制造业挂钩的家具、玩具和电子设备等在过去几十年里几乎没有涨价。这反过来驱动美国资本和人力资源向服务业流动。形成一个正反馈循环。

这背后最根本的原因恐怕是美国白人整体竞争力的下降。OECD国家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数据显示，自2000年以来，美国中学生数学成绩长期低于OECD平均水平，阅读和科学成绩也相对停滞不前。这意味着大量美国青少年进入劳动力市场时缺乏竞争制造业所需的技能。OECD的PISA考试成绩提醒我们，为何先进制造业主要集中在东亚。

 ▪ Mathematics performance by socio-economic status(2022)

   注：绿色为东亚国家/地区，红色为OECD平均，黄色为美国

特朗普的副手万斯和贸易智囊莱特希泽对美国白人中产阶级的堕落非常焦虑，试图通过全球关税将制造业带回美国。但缺乏竞争力的美国制造业即便在关税保护下也难以为继。耐克总裁彼特·希夫在上周四特朗普发布关税战之后写到：“耐克不会在美国建厂生产运动鞋。这将增加比 40% 关税更多的成本，结果将是美国销售的运动鞋数量减少，价格却高得多”。耐克的应对是增加全球销售，而降低美国销售比例。

事实上，关税并没有将制造业带回美国，反而是新冠疫情将高端制造业部分带回了美国。新冠疫情期间，中国供应链的短暂中断使得一些美国科技公司不得不在本土启用工厂，避免断供。但是华尔街日报的观察发现，这些制造业的回流没有带动美国本土的就业。因为美国本土劳动力或者太老，或者太懒，或者就是缺乏相应的技能，因而这些产业的劳动力主力反而是新移民。时至今日，美国摘棉花这个苦活依然是墨西哥的非法移民为主力。劳动力市场的特殊性把福耀玻璃和台积电都折腾得够呛。

2020年5月，台积电宣布将在美国亚利桑那州投资最初120亿美元建设5nm晶圆厂。2022年12月，TSMC在亚利桑那州举行盛大的设备进场典礼，总统拜登亲自出席，表示这象征“美国制造业回归”。但是，美国本地缺乏熟悉先进半导体设备安装和调校的技术工人。与台湾工人相比，美方施工团队在精密设备对准、无尘室建造、管线系统布设等方面的经验相对不足。台湾方面派出大量工程师赴美支援，试图亲自监督施工，因语言障碍和管理风格差异，引发与美国工会及承包商之间的摩擦。台方希望引入“熟练的台湾工人”以加快进度，但引发当地工会强烈反弹，指责“抢走美国人饭碗”。因此，台积电5nm晶圆厂的投产延期也就不足为奇了。最后的结果是亚利桑那州出现了一个“台积村”。

虽然美国高校科研成就全球领先，尤其在科技创新领域拥有巨大优势，但这些优势并未转化为大规模制造业就业增长。美国大学体系重视基础研究与高端创新，科技成果往往被用于全球产业链布局，而非回流本土制造业。同时，高科技制造业所需的中高端技术人员供给不足，制造业用人成本高昂，美国企业更倾向于外包或海外设厂。

需要注意的是，我们提到美国白人竞争力下降指的是总体。美国的精英阶层依然优秀。但受教育程度越高的白人群体却拥抱全球化和多元化，难以与特朗普代表的极右翼凝聚共识。近年来极右翼的民粹主义倾向抵制全球化进程，拒绝外来移民和国际精英人才的加入，导致劳动力市场活力下降，进一步限制产业结构的升级转型。即便是特朗普阵营内部也有左右之争，南非人埃隆·马斯克尽管在选战和政府降本中贡献巨大，迟早其全球化倾向仍会导致他被排挤出决策圈。左右之争将会使得美国未来政策继续摇摆，也许两年之后的中期选举会出现方向性的变化。

这种不确定性使得动辄以十年计划为周期的制造业在选择美国时更加踌躇不前。

特朗普政府的全球关税战和拜登政府的延续性政策无法解决根本问题，美国经济竞争力依旧无法有效提升。当前美国贸易逆差继续扩大，2022年达到创纪录的9481亿美元，凸显关税措施对贸易结构性逆差几乎没有实质改善作用。

展望未来，美国劳动力竞争力结构性问题难以短期扭转，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可能长期存在并不断加剧全球贸易争端，进而对国际经济秩序的稳定性造成长期冲击。

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至今，美国经济经历了深刻的结构转型，而贸易逆差问题暴露出的劳动力教育与产业竞争力下降才是美国经济需要直面的核心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