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融资体制利弊

“关系”在华尔街、伦敦也有很大作用，但在西方国家，“关系”仅限于融资“敲门砖”，之后借给你还是不借给你，依然公事公办按规矩来，犹太人再抱团，也不会随便把钱借给另外一个犹太人。送你钱是一回事，融资贷款那是另外一回事。解放前中国银行业在业务上有爱国行为，但一般来说只能在不影响大局下，会有类似的借贷。我曾祖父程慕灏先生从1913年入中国银行从业近80年，经历了中国各个时期动荡岁月，记得他曾经说过，银行服务（指真正的市场化的商业银行运作），很多时候是晴天打伞，未必能雪中送炭。

但在传统中国乡绅文化中，这样做就显得太没有人情味。在乡绅文化中，一个乡中的领导者，不仅调理人和之事，也要协调乡里经济互助。这种经济互助不少是“非盈利”，如集资给几个有出息、但家境不好的孩子们去念书。乡绅文化的人情关系决定了资金借贷融资的行为。这种文化在今天的中国依然有强大的能量。面子人情决定了你的借贷决策，而不是冷冰冰地分析对方的财务数据和营运情况。这种民间融资心态，南到广东，北到鄂尔多斯，是具有相当普遍性的。

举一个例子，一个大家庭中，老三没钱买新房子，于是家中的“乡绅”级人物（如三个孩子老母亲）可以命令老大老二出资，甚至让老大老二的孩子们也做些贡献，一起帮老大买套房子住。这种消费和融资行为，在今天的中国依然存在。比如老大的孩子要留学家中资金不够，于是老太太可以命令所有家中各房资助。这种消费融资理念，反过来也决定了中国民间融资。也就是情面大于收益。

温州民间融资模式和鄂尔多斯等都很类似。一个“牵头人”，先把亲戚朋友的钱集资过来去炒房子、投资股票、放高利贷。牵头人很讲究信誉，一旦有了收益，定会把丰厚的回报及时送到投资人手里。于是投资人们会帮牵头人去拉更多的关系进来，牵头人的资金池因此呈几何数级增加。至于牵头人拿了钱去做什么，后面的投资人不会去问，因为这个关系网内的人都相信他，自己没有理由怀疑，更不好意思去直接打听牵头人的投资活动是什么。

牵头人一旦开始做开了融资借贷，他本身也会用类似的人情面子去做做事，自己关系网里的熟人来借钱，他会首先考虑。当然他也怕放出去的钱回不来，于是对方拉来另外一个关系人做担保。牵头人不仅借贷放心了，还多认识了一位（担保方），生意就这么越做越大，客户网越来越广泛。人情大于天，而相关的经营风险看的少了，甚至都不好意思多问。最近在北方一些城市，如承建商缺钱，于是找来一位朋友，这位朋友再去找一个自己认识的民间借贷机构，这位借贷机构老总一看是好朋友介绍来借钱的，二话不说就给了承建商一笔不小的贷款。至于说承建方的生意有无能力偿还，基本不会考虑。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一个人如此做问题不大，当民间资本融资都如此来，以网络化、社会化辐射出去，越来越多的人的利益纠缠在一起，便形成了一种融资体制。

日本的商业文化和体制也有类似特征。体制内的企业、银行、投资机构互相协助，如同一个乡的乡绅领着一群人的模式，这种融资互助体系让西方国家大吃一惊，因为这完全是对西方融资方法理念的一种颠覆。在日本经济出现问题之前，西方国家都认为这是一种全新的、相当不错的融资理念。

如同任何体制有其优点，也必有其缺陷。

在经济正常发展的时候，这样的资金融资效率极高，资金利用率很好，可以很快帮助周围人或企业发展。这种带有些“福利性质”的融资模式，对经济和企业发展的支持力度发挥达到了极致。即便你企业一段时间内顶不住，这种融资也会帮助渡过这个难关，而且这段时间的定义很灵活，不像西方国家那么死板。对企业发展的支持力度极高，非常有利于企业长期战略性发展。

但其缺点是借贷靠网络人情，借贷风险意识极差，很多经营性的风险被不断的“贡献性融资”掩盖，随着时间延长，假如企业经营没有根本性的改善，那么这种风险会在暗中迅速累积。一旦外部经济形势或行业形势不对了，其累计的损失会一下子大爆发。

和过去乡绅经济不同的是，过去乡绅经济涉及的融资不过是一乡的范围。但今天这种融资就不同了，其集资的资金链很长，社会覆盖面很广，连带投资方的数量极大，上到大企业大富豪权贵，下到百千小百姓，他们的资金都可以通过不同层面的“牵头人”关系进入到融资体系中。这样造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现象，社会辐射力惊人。经济好的时候，大家一起发财，经济一旦不行了，所有人的资金全部陷进去。鄂尔多斯的情况也是如此，当年日本从巅峰跌落下来整整20年至今还是缓不过来，这种金融体制有相当大的责任。

虽然国家现在提倡金融改革，并在温州进行金融改革试点，有些专家谈到存贷利率浮动自由化等建议。其实，另外一个更关键的，是要改变民间融资的理念、借贷方法、以及相关的风险防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