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的重心已经转向亚洲

无奈之下，退欧运动的一些支持者暗示，奥巴马或许对英国抱有特殊敌意。伦敦市长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提到，这位“总统拥有的肯尼亚血统”或许可以解释他的观点。

实际上，奥巴马的话无需特殊解释。支持英国留在欧盟内，是美国长期以来一直坚持的政策。

然而，退欧运动的支持者在更广泛意义上切中了要害。虽然对英美特殊关系经久不衰有许多礼节性的赞颂，但有些东西在奥巴马担任总统期间发生了变化。这变化就是，华盛顿和伦敦方面都日益认识到了亚洲的崛起。这种认识已使美英两国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的对外政策，包括对彼此的政策。

在这方面，奥巴马总统的个人背景的确有影响。但关键点不在他是首位非洲裔美国总统，而在于他是首位来自太平洋地区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太平洋上的夏威夷长大，并在印度尼西亚度过了数年童年时光。与历届总统都不同的是，他真正懂得亚太地区关键且日益增长的重要性。

美国“转向亚洲”(pivot to Asia)战略是奥巴马时期美国提出的标志性外交政策。虽然中东、乌克兰动荡不断，但奥巴马一直顽强、固执、坚决地将美国更多的外交、军事和经济资源投向亚洲。

奥巴马访问伦敦期间，很多人都在谈论：美国是否有可能与脱离欧盟的英国单独签署贸易协定，或者是否会将更多注意力放在美欧之间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上。奥巴马暗示，如果英国想要签署单独贸易协定，它将排在“队伍末尾”。奥巴马的这一言论引发争议。

但现实是，美国在贸易上最优先考虑的对象既非英国，也不是欧盟，而是亚洲。围绕TTIP的谈判仍需数年才能有结果，但美国与亚太地区其他11个国家已就《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达成一致，现在协议正等待美国国会批准。

一些英国人和欧洲人希望，奥巴马总统任期的结束或许意味着美国会降低对亚洲的重视程度，重新将重心转向大西洋。这种情形不大可能出现。任何一位美国总统对美国的各个战略优先对象进行权衡之后，都可能得出与奥巴马类似的结论。最有希望成为奥巴马继任者的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是“转向”亚洲战略的坚定支持者——正如她在2011年发表的一篇题为《美国的太平洋世纪》(America’s Pacific Century)的文章中表明的那样。

英国尤其没有理由抱怨美国当下对亚太地区的专注，因为卡梅伦政府一直在实施自己的转向亚洲战略——甚至不惜损害与美国的关系。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曾多次高调率领贸易代表团访问亚洲，而且忤逆美国政府的明确意愿，让英国成为了总部设在北京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的创始成员国。奥巴马政府的一名官员曾向英国《金融时报》抱怨英国“不断迁就”中国。

当然，依然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纽带将英美两国连在一起。所有对此存疑的人都应该看看，美国外交政策圈有多少主要成员曾就读于牛津大学(Oxford)。奥巴马的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Susan Rice)、希拉里担任国务卿时的副国务卿比尔•伯恩斯(Bill Burns)以及希拉里最亲近的顾问之一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都是牛津大学校友。

这些联系可以帮助英国很容易地接近华盛顿。但未来，即使精英校友的纽带都可能变得薄弱。美国金融家苏世民(Stephen Schwarzman)刚刚设立了一个大规模奖学金项目——受牛津大学罗兹(Rhodes)奖学金的启发——资助优秀的美国及其他国家学生到北京的清华大学(Tsinghua University)学习。苏世民不无道理的假设是，对有抱负的未来美国领导者而言，了解中国或许更加重要。

亚洲的崛起也正在从根本上改变盎格鲁文化圈的另外两个关键成员——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按价值算，澳大利亚与中国和日本的贸易是其与英国贸易的十倍。在加拿大最大城市多伦多，如今约35%的人口是亚裔，而在太平洋沿岸的温哥华，亚裔比例大大超过40%。

不过，所有怀念盎格鲁文化圈而且对奥巴马的“队伍末尾”言论感到些许愤恨的英国人，或许都应该想一想，他们仍多么大地受益于美国的文化力量。传统的盎格鲁文化圈或许已经没落。但一种不同类型的盎格鲁文化圈已出现在布鲁塞尔——英语如今是欧盟各机构的通用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