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鹏华盈：统治硅谷的“无形之手”

在年轻的风险投资行业，1972年成立的凯鹏华盈（Kleiner Perkins Caufield & Byres，KPCB），已然是一家老牌的风险投资机构。
在成立以来的40年时间里，凭借对科技创新的敏锐嗅觉，凯鹏华盈在投资上，击出了一个接一个漂亮的“本垒打”，成为全球最大、最成功和最具权势的风险投资机构，被称为统治硅谷的“无形之手”——当然，看完全文后，读者会意识到，最后这一句的确切描述应该是“曾被称为”。微妙的语态和词汇差异，通常暗示出事情发生了不可预期、但理所当然的变化。 
风云际会
凯鹏华盈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早期的硅谷。两位创始人尤金•克莱纳(Eugene Kleiner)  和汤姆•帕金斯(Tom Perkins)代表了日后硅谷无数风险投资家的典型履历，也折射出硅谷日渐强大、盘根错节的风险投资人际网络的重要作用。
尤金•克莱纳出生在维也纳，全家人在“二战”即将爆发之际逃离了希特勒占领的奥地利。到达美国后，尤金加入了美国军队，表现出色。战争结束后，克莱纳进入布鲁克林工学院学习，他在当时世界顶级研究机构贝尔电话实验室工作，并结识了威廉•肖克利——晶体管的联合发明人、1956年诺贝尔物理学家获得者，并经后者邀请加入在帕洛阿图成立的肖克利半导体实验室。同批加入该实验室的还有其他的科学家和工程师。
肖克利偏执狂傲的性格，令同事们难以忍受。于是，克莱纳与诺伊斯、摩尔等另外七位科学家选择离开，并在风险投资家亚瑟•洛克的帮助下，成立仙童半导体公司。这便是日后传为佳话的仙童“叛逆八人帮”的故事。克莱纳极具创业才能，随后又创办了一家教学仪器公司，并以数百万美元的价格卖给了雷神。当诺伊斯与摩尔成立英特尔时，克莱纳是创始投资人之一，同时也是戴维斯&洛克公司的有限合伙人。
另一位创始人汤姆•帕金斯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电子工程系，并在哈佛大学获得MBA学位，曾是风险投资之父多里奥特的学生。实际上，多里奥特曾一度考虑让帕金斯接手美国研究开发公司，但被他婉言谢绝。MBA毕业之后，帕金斯加入新兴的惠普公司，负责全新的电脑研发部。在他的带领下，个人电脑业务迅速成为惠普增长最快、盈利能力最强的部门之一。
与此同时，帕金斯还投入全部积蓄创办了一家激光器公司——大学实验室公司。在不到半年时间里，他成功研制出一款新型的激光器设备，将之推向市场。帕金斯后以200万美元的价格将公司出售。
创业带来的激情和成就感让帕金斯极为兴奋，但他清楚意识到自己并不会止步于此，而是要源源不断地创立新公司。同时，已在投资领域试水的克莱纳也迫切希望成立一家专门的公司。相同的创业经历、互补的个性，以及对风险投资事业的热情，让两人一拍即合，KP（Kleiner& Perkins）随之诞生。800万美元的初始资本，使KP成为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科技风险投资合伙企业。
新公司位于门罗帕克市著名的沙丘路，是当时最早入驻的风投机构。沙丘路日后云集了美国最重要的风险投资机构，成为硅谷乃至全美最显赫的道路之一。
1960年代，硅谷风险投资行业的先驱人物亚瑟•洛克开创了将东部资金引入硅谷的先河，仙童半导体和英特尔的成立令他声名鹊起。1970年代，加州地区涌现出一大批风险投资合伙企业。由于人才、技术和资金汇集，美国风险投资行业逐渐向西海岸转移。KP的成立，则标志着硅谷开始占据美国风险投资行业的制高点。而同年，位于波士顿的美国研究开发公司被出售给德士隆公司，似乎预示了东部风险投资行业没落的命运。
1978年，两位投资家布鲁克•拜尔斯(Brook Byers)和弗兰克•考菲尔德(Franck Caufield)加入，KP正式更名为KPCB（Kleiner Perkins Caufield & Byres），并一直沿用至今。
 创新孵化器
KPCB成立伊始，克莱纳和帕金斯就建立了商业行为规范，这些规范日后成为了风险投资的行规，影响深远。第一，如果他们个人要在所投公司里投资，就只能是以基金有限合伙人的身份。第二，一旦拒绝了某个投资机会，他们绝不能以个人身份进行投资。这样可以防止将最好的投资项目留给自己。第三，在基金的有限合伙人拿回其全部初始投资之前，KPCB不会先拿自己应得的那份利润。第四，基金不将任何已实现的利润进行二次投资，确保投资者不需要长期投资，以及每笔资金都有时间限度，通过终止旧基金、成立新基金来更换投资者以及引进新的合伙人。第五，KPCB积极推行公司治理措施，向投资者提供季度和年度报告。第六，KPCB积极介入投资项目的管理，并把旗下所投资企业联系起来，形成某种经连组织。
尽管后来的发展如日中天，然而KPCB最初的几项投资却连遭失败。因为无法找到可以投资的高科技公司，克莱纳和帕金斯决定孵化自己的小公司。
他们选择的第一个行业是两人的老本行——计算机行业。他们的计划是生产一种“容错”电脑系统——该系统工作时，即使一部分发生了故障，其他部分依然能够继续在较低的效率水平上运转，而不会导致整个系统彻底崩溃。他们打算向银行和其他的金融服务机构推销这种新产品，这项新技术可用于ATM机和股票交易系统。1974年，Tandem公司成立，KPCB投资了150万美元，持股40%，帕金斯担任公司董事长。3年后，Tandem成功上市，KPCB的投资增值8倍，一举成名。1997年，该公司以30亿美元的价格出售给了康柏。
KPCB直接孵化的第二个项目是Genentech公司。当时的基因研究正在美国大学实验室如火如荼地开展，但由于风险极高，鲜有商业化的尝试。新加入KPCB的斯文森希望能够人工合成基因，并最终研制人工胰岛素。帕金斯提供了10万美元的启动资金，并通过后续的10万美元，占据新公司三分之一的股份。一年之后，Genentech公司成功利用基因科学工程人工合成了人类胰岛素，随后又生产出了人类生长激素。1980年，Genentech公司上市，成为英特尔之后最热门的硅谷公司，而KPCB投资的20万美元则变成了1.6亿美元，投资回报率达到惊人的800倍。
凭借Tandem和Genentech两个成功的孵化项目，KPCB第一期基金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初始的800万美元变为惊人的4亿美元，年平均回报率为47%。 
 杜尔神话
尽管凯鹏华盈云集了风险投资界和科技界的一众精英人物，如克莱纳、帕金斯、拜尔斯、科斯拉等明星合伙人，然而其最知名的合伙人却非约翰•杜尔莫属。由于完美的投资清单和对美国IT界的强大影响力，杜尔被成为“风投教父”，其投资经历更被冠以“杜尔神话”。
杜尔在获得莱斯大学电子工程系硕士学位之后，一如凯鹏华盈合伙人的风格，又在哈佛商学院拿到了MBA学位。尽管他一毕业就希望马上加入风险投资行业，凯鹏华盈当时的执行合伙人拜尔斯却劝他先去品牌公司工作，积累经验。于是，杜尔加入了英特尔，成为市场部的王牌员工和首席销售员。五年之后，杜尔终于如愿加入凯鹏华盈，成为公司第五位合伙人。延续凯鹏华盈一贯作风，杜尔也孵化了自己的公司——Silicon Compliers，一家CAD软件公司，后来以数百万美元出售。
杜尔同时具备技术才能和商业智慧，并以执着高效的工作作风而出名，他对个人电脑和互联网行业拥有比市场更早的预见性，并意识到硅谷就处在新经济革命的中心，及时捕捉了一波又一波商业浪潮，协助创业者开辟崭新的行业、成为新经济的领袖。
1980年代，杜尔意识到个人电脑行业的革命机遇，围绕微处理器的产业链投资了太阳微系统公司、康柏电脑、赛门铁克以及莲花等硬件和软件企业。此后，杜尔最早推测出互联网的市场潜力，他说：“从1980年到1990年，个人电脑是最大的一件事。PC 工业里的新公司，一年内的收益可以从零升到千亿美元，我是认为互联网尚未被过度哄抬的几个‘疯子’之一。且相信我们真的身处在比PC更大的商机之中。如果 PC的市场是千亿美元，我想互联网的商机将是它的三倍。”于是杜尔率先投资网景，从而拉开了互联网革命的序幕。
在.com时代，杜尔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互联网。投资清单证明他的判断是对的：@Home、美国在线、亚马逊、Excite、onsale、AdKnowledge、Macromedia、Marimba、Ascend、Shiva、谷歌……这些公司为凯鹏华盈带来了上百亿美元的收益。其中，网景的投资回报率达80倍，亚马逊44倍，@Home 87倍，Excite 72倍，以及谷歌高达352倍的回报率。
杜尔领导下的凯鹏华盈30年来共完成475项投资，其中167家公司成功上市，另有166家公司实现了并购出售。凯鹏华盈投资后上市的公司，总收入达900亿美元，总市值 3750亿美元。
杜尔的商业前瞻力不仅体现在能够冒险投资新兴创业项目，而且善于帮助企业找准发展方向。如果不是他坚持认为社交应当是谷歌业务的一部分，Google+可能不会推出。
除了对技术和商业的敏锐判断力，杜尔另一项强大的能力是借助成功的投资案例和业界声望，构建了一个庞大紧密的关系网络。借助该网络，杜尔既可以接触到优秀的投资项目和天才创业者，更重要的是帮助被投企业寻觅人才、提供行业支持，甚至影响政府对科技行业的态度。
初创企业往往无法吸引优秀管理者的加盟，而杜尔的人际网络则可以轻松解决这个问题。谷歌创立之初，两位创始人就曾试图向埃里克•施密特伸出橄榄枝而未果。投资谷歌后，杜尔亲自出马，三番五次邀请，终于打动施密特，出任CEO，随后，杜尔又力邀比尔•坎贝尔担任公司顾问，促成了谷歌的快速发展。
杰夫•贝佐斯也曾指出，凯鹏华盈对亚马逊发展的最大贡献不是投入的资金，而是帮助亚马逊以更快速度招募到优秀的人才。凯鹏华盈投资800万美元占亚马逊15%的股权，1997年亚马逊上市时，这笔投资变成了6000万美元。据说，由于亚马逊健康的现金收入状况（消费者会在两天内付款而销售商会在15天内付款），几乎没有动用凯鹏华盈投入的800万美元。
 星光黯淡
到20世纪末，凯鹏华盈已成为科技行业的一块金字招牌：获得凯鹏华盈投资，这件事本身比获得多少资金更有意义，表明被投资企业有望成为行业的领导者。
不过从21世纪初开始，凯鹏华盈的星光似乎开始黯淡了。在互联网的又一轮发展中，Facebook、Twitter、Zynga、LinkedIn和Groupon等一大批Web2.0公司脱颖而出。它们的共同特征是与用户之间的交互式关系，或者说“社交网络”。但曾塑造了第一代互联网的凯鹏华盈并未在早期参与对这些公司的投资。一些更具开创性、更加专注的投资机构的名气超过了凯鹏华盈，例如Andreessen& Horowitz、Founders Fund、Accel Partners和DST等。
原因在于凯鹏华盈的战略摇摆。进入新世纪后，凯鹏华盈把目光更多地放到绿色技术和清洁能源领域，先后成立若干只能源和环保领域的新基金。凯鹏华盈将绿色技术视为继微处理器和互联网产业之后第三次技术革命的核心，大举投资，甚至推动成立了美国能源科技创新委员会，利用政府的力量推动行业的发展。
同时，其投资重心从初创型企业转向了发展型企业。由于能源领域的项目需要更多的资金，其单笔投资额也相对更大。这些都让押宝绿色技术的凯鹏华盈面临更高的风险以及更长的回报期。
意识到自己在互联网领域的失误，凯鹏华盈成立了数字成长基金，参与对创业后期热门科技公司的投资。凯鹏华盈先后投资了多家创业后期的公司，例如Facebook、Groupon、Zynga和Twitter。在这些投资中，凯鹏华盈并未直接从相关公司获得股份，而是从公司现有的投资者手中收购股份。这些投资者以极高的估值脱手套现，获得巨额收益。而凯鹏华盈则录得巨额亏损。
与此同时，凯鹏华盈中国基金的表现也远远逊于竞争对手红杉资本。
绿色能源行业增长乏力，互联网市场投资缺乏亮点，在凯鹏华盈最新的投资者会议上，杜尔承认了糟糕的业绩，并承诺全力改善，这是凯鹏华盈历史上的首次。美国非上市公司研究机构PrivCo根据交易退出数量评出2012年美国最成功的20家科技风投企业，凯鹏华盈甚至没有上榜。
风险投资行业变幻如此迅速，曾经的领航者如今正成为被变革的对象，这家风投巨人的复苏命运只能继续交由历史来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