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目前情况来看，危机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虽然尚未彻底走出衰退，但世界经济已经表现出越来越多的向好势头。当世界进入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将展现出更多的崭新图景，一场新的大国角力过程也会随之展开。中国应该从危机中汲取教训，积蓄力量，从而在后危机时代的国际经济竞争中占据有利的战略位置。
模式之变：世界经济能否找到新的增长动力？
在美国的 房地产 泡沫破灭之前，世界经济处于一个“高增长、低通胀”的上行周期，其增长模式可以概括为“东亚生产、美国消费”。这种经济关系通过两条渠道来完成循环：一是贸易渠道，美国是东亚各经济体最为倚重的出口市场，从日本到东亚“四小龙”再到东盟和中国概莫能外。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此间逐渐形成了“东亚对中国出口半成品、中国组装后再出口到美国”的三角贸易模式，但整个东亚地区对于美国市场的依赖并没有减少。二是金融渠道，东亚经济体通过贸易顺差和外国直接投资积累的美元又通过购买美国债券的方式回流到美国的 金融市场 ，这些资金压低了美国的长期利率，同美联储的宽松货币政策和华尔街的金融创新一起，吹起了美国的房地产价格泡沫，由此带来的财富效应又进一步增加了美国的消费能力。危机之前，世界经济就是在这种相对失衡中实现了快速发展。
金融危机的爆发打破了这种循环。在美国的房地产市场泡沫破灭之后，基于房价不断上涨而设计的金融产品面临着价格的不断下跌，由于其杠杆率过高，金融机构被迫出售资产以偿还债务，防止资产负债表恶化。市场主体都这样做的结果就是 资本市场 急剧下挫，资产价值快速缩水。在负债不变而资产价格不断贬值的双重作用下，包括金融机构、公司和家庭在内的资产负债表都迅速恶化，市场信心缺失，流动性急剧收缩，并严重侵袭到实体经济。
如同大萧条改变了整整一代人的行为习惯，这次金融危机也将迫使美国消费者改变消费行为模式。由于信用紧缩和资产价格下降，之前过度借贷的消费者现在所能做的唯一选择，就是增加净储蓄，以缓冲家庭净财富的萎缩，而这只能通过减少举债或提高储蓄率来实现。以消费放缓为代价的储蓄增加，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剧了实体经济恶化的速度和程度。失业增加，收入下降，消费者又要进一步紧缩开支，由此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而这注定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调整过程。
从美国的储蓄率来看，危机爆发之前曾经出现了负值，2008年底上升至4%，今年4月份已经上升至5.7%，达到了1995年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当月的个人储蓄规模为6202亿美元，是1959年1月份开始记录该数据以来的最高值。市场预计美国的储蓄率将在不久之后重新回到1996年以前7%～10%的平均水平。
如果美国人不再消费，世界经济原有的增长模式将难以为继，各国只能从内部挖掘增长的动力。这显然不会是个一蹴而就的过程。本轮危机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最大的不同在于，这次是发达经济体出现问题并向世界范围蔓延，如上所述，由于发达经济体的私人消费者将进入一个消费的收缩期，很难指望外需会按照原有的模式如期复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期今年世界经济将会出现二战以来的首次负增长，世界贸易组织预测今年全球贸易将会收缩9%。因此，对于以中国为首的东亚经济体而言，调整原有的增长模式，减少对出口的依赖，依靠内需尤其是净消费的增加来保证经济增长将是更为有效合理的选择。鉴于这种转型的阵痛，世界经济将在未来几年中进入一个相对低速发展的时期。
体系之变：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能否有所调整？
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之后，国际货币体系进入了所谓的“无体系的体系”时代，美元作为国际关键货币的地位不但没有遭到削弱，反而由于脱离了“美元－ 黄金 ”挂钩的束缚以及强大的制度惯性而重新得到加强，成为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霸权货币。
近十几年来，虽然国际货币体系中出现了欧元，并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对美元的竞争，但无论是金融市场的深度与广度还是货币政策的机动灵活性，欧元区比之美国都有所不如，因此，当2008年下半年危机愈演愈烈并席卷全球时，美国国债市场成为各国央行和机构投资者的避风港，美元逆势上涨，美国国债收益率急剧下降，而同期的欧元则出现了大幅贬值。
虽然说美元成为主导货币是国际市场的自发选择，但美国救市所迅速积累的财政赤字与美联储实施的“量化宽松政策”却影响到市场主体对于美元的信心。随着美国储蓄率的提高，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将会减少，各国用于购买美国债券的资金也会随之减少，但美国的债券供给量仍在增加，因此市场预计美联储未来仍有可能实施“量化宽松”，这就更加强化了美元的贬值预期。一旦美元贬值，东亚经济体尤其是中国的巨额外汇储备随时会面临缩水风险，而更为致命的是，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无法提供对美国经济政策的制衡机制，美国仍然可以按照“我的美元、你的问题”的逻辑我行我素，让全世界分摊其救市成本。
因此，自危机爆发以来，无论是政界还是学界，都开始对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进行批评和反思，要求变革 现行体系的声音也越来越响亮。必须承认的是，由于美元强大的网络效应和规模效应，且已经形成了市场的自发选择，短期内对于美元体制的变革 将会非常困难，更为现实与可行的做法应该是推进本币国际化与加强区域货币金融合作。而有意愿且有能力来推进这种变革的，无疑是东亚地区。
因此，自2008年下半年以来，中国明显加快了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包括同韩国、中国香港、马来西亚、白俄罗斯、印度尼西亚、阿根廷六个经济体签署了总额为6500亿元人民币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宣布2020年之前将上海建设成为国际金融中心，推出了第一批跨境贸易人民币试点结算城市等。在区域货币合作方面，东亚各经济体签署了《亚洲经济金融稳定行动计划》并成立了总额为12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库。
由于目前人民币尚未实现完全自由兑换，以人民币计价的资本市场缺乏足够的深度与广度，而且利率仍然未实现市场化，这些都会影响到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景。但金融危机对于中国的深刻教训之一，就是迫切需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争得一席之地。从中国的经济实力与发展阶段来看，也确实到了应该考虑这一问题的时候。或许，这一轮金融危机对于国际货币体系的最重要影响就是人民币的崛起。
格局之变：新兴经济体能否获得更多的权力？
危机爆发以来，传统的以发达国家为核心的全球治理模式被证明已经失效，而 G20这一自1999年即已成立的松散经济团体却引起人们的更多重视。从2008年11月份的华盛顿峰会到今年4月的伦敦峰会，这20个经济体之间的对话、合作与博弈，紧紧牵动着世界经济的神经。
同G7这样的发达国家俱乐部不同，G20吸纳了最重要的几个新兴经济体，因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它们的利益诉求。G20从幕后走向台前，标志着当前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更有论者提出，由于发达国家深陷危机漩涡，而新兴经济体羽翼渐丰，G20可能会最终取代G7，成为各国之间进行国际经济协调的主要场所。
实际上，新兴经济体近些年的快速增长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其中尤以“金砖四国”最为引人注目。但在这一轮危机中，新兴经济体却未能避免增长放缓乃至经济衰退。由于新兴经济体的产业结构不如发达国家完善，其增长模式要么是资源输出型(如俄罗斯和石油输出国组织)，要么是出口导向型(如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诸经济体)，当来自发达国家的需求急剧下挫之后，资源性产品价格出现雪崩，新兴经济体的出口也随之萎缩，之前因为看好新兴经济体前景而流入的热钱，又调转方向，回流至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避险。
如前所述，后危机时代的世界经济将会进入一个低速增长时期，有毒资产清理和消费模式调整将会拖累发达国家的增长速度，因此，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可能会由发达国家向经济基本面相对稳健的新兴经济体转移。从今年年初到5月底，富时新兴市场指数上涨了41.1%，自3月初以来的涨幅达到60.8%，而富时环球发达市场指数同期涨幅分别只有7.2%和31.4%。因而可以预计的是，在未来一段时期内，新兴经济体在国际格局中的地位与作用将会逐步提高。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尽管经历了经济增速的下滑，却并没有陷入衰退，中国的经济体制和经济成就博得了更多的赞誉，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也得到了大幅提升。由于已经越来越深地介入到世界经济中，中国将无法再像之前那样韬光养晦，恰当的做法，应该是坦然接受这种转变，在新的国际格局中展现自己的大国气度，发出自己的声音，追求自己的利益，与此同时，承担起相应的责任。
思潮之变：国家主义会否取代新自由主义？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在全世界大行其道，随着冷战的终结，这一思潮在1990年的“华盛顿共识”中达到了顶峰，实现了从学术理论到国际资本主义经济范式的嬗变。
新自由主义是在继承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础上，以反对和抵制国家干预为主要特征，适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转变要求的理论体系和政策主张，其在经济上的主要主张为“三化”，即自由化、市场化和私有化。英美一直是新自由主义的大本营和鼓吹者，在国内，它们推行了金融自由化，消除了银行业与证券、保险等投资行业之间的壁垒，大大减少了对市场尤其是金融市场的管制；在国际上，它们要求世界各国解除对资本市场和金融机构的管制，允许资本自由流动、外汇自由兑换，特别要求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完全对国外资本开放。
新自由主义在全球化时代成为了主流思潮，其诉求与主张自有其合理性，但从整体上看，它片面强调了市场机制的功能和对利益的索求，忽视了监管的作用，从而成为本轮危机的制度根源。随着欧美政府对市场展开一轮轮的救助，并采取了之前曾深恶痛绝的凯恩斯主义手段和国有化做法之后，新自由主义的教条遭到了彻底颠覆。在今年4月初的G20伦敦峰会后，英国首相布朗断言，强调监管与协作的“伦敦共识”将会取代“华盛顿共识”。
实际上，作为调节经济的主要手段，政府与市场皆有其存在的意义，过度强调某一种手段都可能会遭遇“失灵”的困境。市场经济是迄今为止人类所发现的“最不坏”的经济体制，但如果陷入新自由主义所鼓吹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缺乏对于市场机制的约束和监管，其所带来的危害可能会更为剧烈。可以肯定的是，国家主义不会在后危机时代彻底取代新自由主义，但两者之间的关系会值得所有国家反思，政府与市场之间也必将重新妥协。
尽管新自由主义思潮已经酿成了恶果，但对于中国而言，仍然不可因噎废食和矫枉过正，市场化仍然是我们变革 的最终取向。目前变革 已经进入了深水区，每走一步都异常艰难，而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的市场化变革 似乎又有倒退的趋向，这些都是值得警惕的。能不能减少对资源性产业的垄断和服务业的限制，使民营经济迸发出更多的活力，决定着中国能不能在后危机时代顺利转型和重新获取增长动力。
态势之变：高通胀是否会卷土重来？
2008年上半年的高通胀让人印象深刻，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曾经涨到了史无前例的每桶147美元，国际航运业的风向标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也曾高达11771点。但是，随着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侵袭，发达国家先后陷入衰退，资产负债表的恶化使得之前市场上泛滥的流动性迅速枯竭，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开始以悬崖坠落的方式下挫，通货紧缩取代通货膨胀成为各国所担忧的问题。
但是，自今年年初以来，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猛烈上涨。截至 6月上旬，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比最低点已经翻了一番，突破了70美元的关口，代表商品期货价格走势的CRB(美国商品研究局)指数，由3月初的200点附近涨至5月底最高的260点，涨幅约为30%，每盎司黄金价格重新冲击1000美元关口，而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开始冲击4000点，自年初以来整整上涨一倍。
本轮商品反弹主要受美元走软和通胀预期交替作用的影响。随着世界经济展现出越来越多的好转迹象，2008年下半年集中到美国债券市场的避险资金开始流出，导致美国国债收益率飙升和美元贬值(目前中长期国债的收益率已经高于雷曼倒闭前的水平)，而美元通常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成反向波动。此外，由于此前各国央行救市过程中向市场注入了过多的流动性，并采取了“量化宽松 ”的货币政策，更加强化了市场各方的通胀预期。预计危机之后世界经济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从通货紧缩到通货膨胀之间的变动周期将会缩短。
对于中国而言，必须时刻保持对于这种态势的警惕，这不仅由于中国是多种资源性产品的最大消费国，更是由于自2008年11月份以来，我国的新增信贷保持了高速增长的势头。最坏的情况是，如果经济无法如预期复苏，来自外部的输入性通胀同流动性过剩导致的内生性通胀共同作用，有可能使我国经济陷入“滞涨”的泥潭。因此，一方面，我们应该变革 国内的资源价格形成机制，使之更趋于市场化调节，同时注意回收可能过剩的流动性；另一方面，应该进一步拓展国际资源性产品的来源，减少输入型通胀对于国民经济的冲击。
总而言之，这场百年难遇的金融危机已经将中国推向了世界舞台的中心，而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自信与气度也在慢慢显露，但这种转变带来的不仅是荣耀，更有与之俱来的责任与风险。随着世界经济向后危机时代缓慢过渡，中国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作者单位：中国农业银行 战略管理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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