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富人：从购买LV到冰岛购地

　　毫无疑问，这个时代的中国盛产富豪。按照胡润统计，目前中国坐拥千万资产富豪数目是96万人，这意味着，每1400个中国人中就有1人是千万富豪。但无论是陈光标慈善困局，还是郭美美满屋子的爱马仕，与这一阶层庞大的且在持续增长的数字相比，当下的中国富人显然尚未学会如何与其巨额的财富和平自处，而大多数中国人，也尚未学会如何平和对待这一群体。

　　上个世纪，“美国历史富豪榜”的头把交椅颁给洛克菲勒时，《福布斯》给出了这样的评语：“他不单单影响经济，还直接确定了这个国家的走向。”那么，越来越引人注目的中国富人们又影响了什么？他们又准备要影响什么？

　　中国富人进化论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杨梅菊发自 北京 毫无疑问，这个时代的中国盛产富豪。按照一贯在中国造“富人榜”的胡润统计，目前中国坐拥千万资产富豪数目是96万人，这意味着，每1400个中国人中就有1人是千万富豪。

　　但无论是陈光标慈善困局，还是郭美美满屋子的爱马仕，与这一阶层庞大的且在持续增长的数字相比，当下的中国富人显然尚未学会如何与其巨额的财富和平自处，而当下大多数中国人，显然也尚未学会如何平和对待这一群体——近十多年来，他们被高度关注、频繁提及却整体性面目暧昧、定论摇摆；他们出身艰困，来路模糊，他们对财富累积的命运心怀深深的光荣、骄傲与恐惧；他们将成功穿在身上，被来自民意的捧杀或棒喝追逐得无处逃遁，他们与世界上任何其他地域的财富持有者都不尽相同，他们是中国的富人。而第一代中国富人完成财富积累的时间，多不超过十年。

　　上个世纪，“美国历史富豪榜”的头把交椅颁给洛克菲勒时，《福布斯》给出了这样的评语：“他不单单影响经济，还直接确定了这个国家的走向。”那么，越来越引人注目的中国富人们又影响了什么？他们又准备要影响什么？

　　从购买LV到冰岛购地

　　当富豪黄怒波宣布自己买下冰岛300平方公里的土地时，几乎没有人为这一举动而表现得过度惊诧，因为在黄怒波之前，中国“串包团”早已席卷了巴黎和香港的名牌包店，中国的炒房团早已包抄了新加坡英伦和美国。产自东莞的达芬奇家具可以创下天价，而郭美美之后，爱马仕面向中国的销量以稳健的姿态超越了LV，因为它更贵。关于这一点，冯小刚的电影《大腕》说得再明白不过：不求最好，但求最贵。

　　也许只有外国人越来越不淡定，面对中国人令人瞠目结舌的消费能力，他们不能不响起40年前日本“买下全世界”的噩梦。目前，中国买家是伦敦最活跃的海外投资者，很多大陆人在伦敦物色房子(预算800万-1700万英镑)。中国企业的海外收购和扩张在同步进行，从联想收购IBM的Thinkpad业务到吉利整体收购沃尔沃，到最近的 中石油 (9.88,-0.07,-0.70%) 收购欧洲的炼油厂和 工商银行 (4.42,0.00,0.00%) 收购美国东亚银行。国际舆论已经从惊诧、议论到现在习以为常。媒体的观点已经从“中国人会来收购吗？”发展到“中国人会出价多少？”

　　而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到发达国家疯狂购物，英国媒体更是创造了一个新名词“北京镑”形容这一现象。据统计中国已经超越了美国，成为仅次于日本的世界第二大奢侈品购买国。“北京镑”涉足的产业不仅是奢侈品消费大牌，也包括地产、汽车、红酒、收藏品等。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内地买家是伦敦市中心高端 房地产 市场花钱最多的人，截至今年2月底，中国大陆买家在高端房地产方面的平均开支达650万英镑，超过马来西亚和香港。《悉尼先驱晨报》日前一篇报道称，一个持学生签证的中国女孩，完全不懂英语，在房产拍卖中只是不停地举手，结果以约合1143万元的价格拍得一套三居室房产。该报称，中国买家抬高了澳大利亚房价。很多人甚至认为，5月澳大利亚央行加息举措就是针对中国炒房团制定的。

　　海外消费如火如荼，国内奢侈品消费同样毫不逊色。“世界奢侈品协会”前不久发布一份报告显示，2010年，中国国内的奢侈品消费总金额达107亿美元，占全球奢侈品消费市场份额的30%。“世界奢侈品协会”报告甚至认为，由于日本地震等因素，中国取代日本成为奢侈品第一大消费市场的时间可能大幅提前到2012年。

　　令人震惊的购买力背后，则极有可能是心理层面的炫耀和炫耀之后的自我满足——最经典的例子也许就是那个叫郭美美的20岁女孩。

　　能睡在达芬奇大床上，花掉105万元又何妨？能被达芬奇顶灯照耀，花掉188万元又何妨？能打着领结，围上手绢，坐在达芬奇餐桌边痛饮国产拉菲，花掉315万元又何妨？

　　在中国，关于财富以及如何消耗的故事数不胜数，但当个人行为逐步蔓延为社会之病，那么如何消耗财富便理应纳入公共讨论。中国自古便有“富人食稻与粱，贫子食糟与糠”之说，甚至倡导“资本主义”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同样认为：如果富人集团无视穷人集团福利进一步恶化的现状，就可能造成公共的悲剧。从长期看，穷人集团在与富人集团的博弈中，优势地位逐步明显，在稳定的社会中如此，在一个动荡的时期更是如此。——这意味着，如今的中国终于到了解决该如何审视“富人”、富人又何以为富的紧要关头。

　　从失意者到新贵族

　　中国从来都不缺富豪。所谓黄怒波一掷万金买冰岛的豪气，怎抵得上战国时期吕不韦以全部身家换秦国的谋略？但从古时的农本商末到今日万物的“泛货币化”，黄怒波们比吕不韦好运气处在于：多少年的浮浮沉沉之后，他们以其财富赢得了物质范围内的空前尊重。而这一尊重，则与一股隐伏在民意中的仇恨形成另一重尖锐对峙。

　　而这一局面何以形成？从当年“地、富、反、坏、右”时期被批斗和被摧毁的命运，到后来“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致富春风，再到今日炒房、炒股者占据中国富翁群体半壁江山，以及全民捞金下资本与权力的暗中迎合——中国富人群体形象在上世纪90年代经历短暂辉煌后，再次在信息时代中被一次次颠覆。

　　如今，中国第一代致富者大多已近中年，而富二代则含着金汤匙一路狂飙在消费主义的狂欢中。谁还曾记得第一代创业家们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大争议中，冒着法律和政治风险一举拉开了中国计划经济闸门的勇气？从这个意义上说，如今早已在商业浪潮中销声匿迹的“傻子瓜子”创始人年广久几乎是个英雄，而如今看来，他在那个时代中创业的社会意义远远大于商业意义。事实上，回看80年代初中期的一批财富试水者，像柳传志这样的知识分子只是少数，大多数能豁出去、搭上身家乃至性命的是一些社会的“边缘人”。

　　到90年代初，与80年代一些富人的无意识创业、被迫创业不同，新一拨弄潮儿下海创业中自我选择、主动选择的成分明显提升。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吴春波认为，与柳传志、张瑞敏、任正非80年代创业人喊出的“产业报国”口号不同，1992年后的创业者的驱动力来自拥有财富的愿望、证明自我能力和成就感。

　　1995年，中国大陆富豪第一次出现在《福布斯》排行榜上。这几乎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从此，“财富”二字被大大方方堂堂正正地写在中国人眼前。再后来，当中国以高速狂奔在GDP的道路上，随之而来的经济浪潮几乎席卷了每一个中国人，公开爱慕并追逐财富不再是耻辱，而是一个中国人最大程度参与国家进程的重要方式。

　　不过遗憾的是，这一财富积累并没有伴随第三方标准的形成——金钱标准反而逐渐打败旧有的道德系统、社会规则乃至法律建设。在财富的挟持下，一些试图倡导与财富对立的概念都被迅速推翻和抛弃。没有人关心其他，除了兰博基尼、爱马仕、拉菲、劳力士、房子、土地……近20年来崛起的富豪，一部分成了权贵资本的受益者，有些则成了精通血酬定律的黑色大亨，他们既无传统中国上流社会的“礼”，又未学得近现代欧洲贵族的魂，他们呼啸着穿梭于酒池肉林，如金碧辉煌的游魂。今天，达芬奇是被曝光了，但明天，米开朗琪罗还会站起来。

　　有美德的财富才是无价

　　西方经济学界认为，只要存在着一个顺畅的通道，人们能拾阶而上，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就是一件好事情。它刺激不富有的人在通往财富的路上努力打拼，而社会财富的“大馅饼”便在逐财者相互倾轧的过程中，逐渐增大。但在眼下的中国，大多数穷人所看到的，也许只是它的坏处，那就是财富分配的不公，衍生出了以家庭为单位的贫富垂直差距的无限增大：穷人的后代，在赶超富人的孩子竞赛中，将付出比他们的前辈更多的努力。“资本主义的浪潮抬升了每个船只。但毫无疑问，一些船显然要比另外一些举得更高些”。

　　处于社会结构转型期的中国，经济创新和财富的再分配来得太过迅猛，人们对于这新时代尚未做好充分准备。事实上，因着资本积累过程中第一桶金所天生具有的某种原罪，中国富人正在经历的误解与委屈，几乎是每一个资本持有者所必须遭遇的敌意，也因此，当一个时代的富人以得益者的面目形成稳固的阶层，那么“如何使其所在阶层与更多数普通人所代表的平民达成谅解”，成为富人群体所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

　　但这显然又是个极为棘手的问题。尽管面对自身所遇到的问题，中国无法从西方获取答案，但中国富豪今日所深陷的精神和身份困境，从美国第一代资本家的转型经验中，或可为自己找到些许借鉴。

　　事实上，美国资本主义发展早期，“盗窃国库的贵族”便被用来专指那些马克·吐温描述的“镀金”时代的发迹者，如钢铁大王安得鲁·卡内基。1879年的《纽约时报》如此表达对这批“吸血鬼”的指责：“我们的超级富有的公民中的那么多人是在这里获取财富的，却没有对财富的源泉表示出任何认可，更不用说感激，这是对人类本性的一种怪异的，令人相当不快的暴露。”

　　正如今天的比尔·盖茨表示，他曾因为拥有巨大的财富而深怀“负疚感”。100多年前的老洛克菲勒也曾有这样的困扰。而也正是由这种困扰出发，摩根、卡内基和洛克菲勒开创了一个大规模慈善活动时代——卡内基和洛克菲勒的慈善机构拥有比美国财政部还要慷慨的预算，以及任何官方团体都比不上的行动自由。

　　在美国，你可以拥有极多的财产。但有一个条件，你必须有所回馈，而且必须有人注意到你这样做，否则你就永远不会成为真正的大人物。

　　反观中国，中国富豪们习惯将成功穿在身上，但却不习惯将自己的财富以数字的形式写在富豪榜上，更不愿意为了慈善而出现在比尔·盖茨和巴菲特的酒桌上。所以，当陈光标高调慈善遭遇媒体质疑、史玉柱“喝大了再多捐100万”的微博招来无数痛骂，中国富豪的慈善困局再次凸显：当不捐成为大多数沉默者的选择，慈善极易被抬高为某种道德秀，而高调的慈善则更易形成某种扭曲价值观的负载，慈善不是施舍——如何卸下财富带来的高跷，回到地上，也许是中国富豪在学习慈善之前首先要完成的自我纠察。

　　正如达芬奇曾说：“人的美德的荣誉比他的财富的荣誉不知大多少倍。古今有多少帝王公侯，没有在我们记忆中留下一丝痕迹，就因为他们只想靠庄园和金钱留名后世。”

　　令巴黎人瞠目的中国游客

　　谁是世界上花钱最大手大脚的人？二三十年前答案可能是日本人或韩国人，也可能是美国人。但现在，中国富人成了各地期盼的“财神爷”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江珍妮发自巴黎在奥斯曼大街，坐落着巴黎最著名的百货商场“老佛爷”商场。“老佛爷”营业面积约6万平方米，商品涉及男女服装、鞋、帽、手表、手饰……应有尽有。更令其声名远扬的是：这里经营着1500多个品牌，是名副其实的“购物天堂”。如果有时间逛一次“老佛爷”，便不难发现，在路易·威登、古奇、PRADA、香奈儿等精品店门口，时常可看到顾客们排着长队，需要分批入内。而排队的人，一望而知，大部分是亚洲游客，其中不乏很多中国人。

　　消费LV的最大群体

　　“中国顾客现在是我们店最大的客户群体。如果中国人不来，店里生意就会清冷很多。以前，一本护照限购两个包，但是 销售 情况太好了，通常店里早上刚到一批货，下午就卖断货了。去年底，路易·威登只好出了新的规定，一本护照只能买一个包。”在巴黎老佛爷LV专卖店工作的华人刘小姐说。

　　据刘小姐介绍，巴黎老佛爷商店为了欢迎中国顾客，在香水、护肤品、服装、箱包等店面都请了不少懂中文的导购。在她工作的路易·威登店就有20多名能说中文的导购。

　　“一般比较昂贵的手袋都是被中国顾客买走的。有的人甚至一次买10条皮带，6块手表。出手非常阔绰。”刘小姐边说边不由自主地升高语调。

　　由于中国游客绝大多数都是组团赴法国和欧洲其他国家旅游，在巴黎购物时间比较短，因此购物地点相对集中。据统计，巴黎老佛爷百货公司55%的营业额来自海外游客特别是亚洲游客的消费，巴黎春天百货公司的营业额40%来自海外游客，其中超过三分之一来自中国。

　　创下戴高乐机场新纪录

　　中国游客在国外疯狂购买名牌包、手表已经不是新鲜事，近两年中国富裕阶层在国外屡屡创下购物新纪录，让世界更加惊叹于他们一掷千金的豪气。其实对于这些中国富人来说，花钱多少已经不是问题，他们的心头所好已经转向了更昂贵的收藏——比如名师度身定做的高级定制服装；瑞士表厂里那些不对外出售、只只身价百万元以上的名表；百年酒庄限量版的名贵红酒；全球限量的名贵跑车；还有巴黎、纽约地段最贵的豪宅。

　　巴黎假日旅行社是一家专门承接中国国内高端旅游的旅行社，据经理加海燕介绍，一些中国富商的消费能力让法国人咂舌。“他们住在丽兹、莫里斯或四季饭店等法国最高端的酒店，一晚上的住宿费就要一两千欧元，在法国最主要的活动就是购物。卡迪亚珠宝、旺多姆广场周边的奢侈珠宝店、爱马仕和香奈儿的皮包，往往是一掷万金，不带眨眼的。在酒店用餐时，也会点最顶级的红酒，1万多欧元一瓶的，每顿饭消费好几瓶，让法国人瞠目结舌。”

　　2008年圣诞前夜，在巴黎戴高乐机场的葡萄酒商店，一名中国人打破了戴高乐机场单笔消费记录：一次性购买了价值46423欧元的红酒。第二天，这条新闻立即成为法国多家媒体社会新闻版的头条，法新社、《费加罗报》、《世界报》和法国多家电视台都报道了这位中国人的阔气。

　　报道称，这位中国人在登上飞回北京的航班前，在戴高乐机场2E航站楼内的葡萄酒商店购买了两瓶勃艮第酒，其中ROMANEE CONTI(品牌：罗曼尼康帝)单瓶价格就要超过2万欧元，是法国最名贵的红葡萄酒之一。他同时还购买了波尔多地区拉菲酒庄、柏图斯庄园、马戈酒庄、拉图等酒庄的红葡萄酒。

　　戴高乐机场在一份公报中说，当时商店内的中国服务员接待了这位乘客，只见他未加思索，短短几分钟内4万多欧元已出手。

　　公报还说，戴高乐机场上一次购物记录也是由一名中国乘客创造的，那是2007年，一名中国乘客花了2.3万欧元买了几瓶红葡萄酒。

　　中国游客成世界购物冠军

　　谁是世界上花钱最大手大脚的人？对这个问题的答案，二三十年前可能是日本人或韩国人，也可能是美国人。但现在，从巴黎到伦敦到柏林再到拉斯韦加斯，从东京到首尔再到迪拜……中国消费者成了各地期盼的“财神爷”。

　　根据环球退税公司今年7月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游客在国外购买免税商品总额达13亿欧元，比2009年增长了95%。

　　中国游客超过俄罗斯、日本、美国和印度尼西亚游客，成为世界购物冠军。2010年中国游客在法国就购买了近3亿欧元的免税商品，比上年增长92%。是第二名俄罗斯游客1.4亿欧元消费额的两倍多。

　　小到化妆品、手袋、电子产品、当地特产，大至房地产豪宅都成了中国游客出境消费的目标。于是，最近一期出版的《国际信使杂志》在封面上特别写下“当中国买下世界”的大标题，来惊叹“中国富人们的消费能力”。

　　中外富人的同与不同

　　哪里都有“富二代”，而国外富人的“慷慨”，很多时候也是一种政治投资

　　《国际先驱导报》特约撰稿陶短房发自多伦多中国富人将财产传给子女，外国富人将大笔财富“裸捐”；中国富人想方设法偷逃税款，外国富人主动上书政府，要求对富人增税，以“共度时艰”；中国富人沉湎于奢侈生活，一掷千金，外国富人则常常生活简朴，热心公益事业；中国富人常常被讥讽为“有消费无品味”的暴发户，而外国富人则志趣高尚涉猎广泛……这样的“中外富人对比图”常常见诸媒体、网络和街谈巷议，并引发诸多感慨和议论。

　　不可否认，和中国相比，欧美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开始较早，社会发展程度高，教育和科学更普及，民众的教育程度和基本文明素质，都较近百年来又因内忧外患屡经“折腾”的中国要强得多，不光富人，各阶层事实上都存在程度不等的中外差距，这种差距的形成固然有种种原因，却是必须正视的现实。

　　炫富的二代全球都有

　　曾有分析家指出，资本原始积累阶段是富人最贪婪、残暴、肆无忌惮的阶段，欧美许多大企业家、大富豪和“太平绅士”，在此阶段也曾是“羊吃人”的野蛮资本家、七海劫掠的“官办海盗”，或举止粗鲁、为发财不择手段的冒险家、淘金者，如今这一阶段早已过去，欧美富人再也无需为攫取财富铤而走险，而可以诉诸更文明、更有效的手段，如资本博弈、金融杠杆等。与之相比，作为后来者的中国，刚刚开始揭过资本积累的一页，带有更多的“野蛮气”，也就不足为奇了。

　　先不论一些中国富贾的“原罪”，当下人们忿忿不平的乃是“宁坐宝马车中哭”的娇声嗲气和高调炫耀父辈殷实家业的“二代”言行。在中国，“富二代”的称谓无时无刻不刺痛着贫富差距已近临界点的社会现实，并夹杂着“先富”阶层对“后富”者的低蔑与轻视。不过，在国外，炫富的“二代”也比比皆是。

　　最著名的莫过于帕丽斯·希尔顿——美国最富有家族的80后女继承人。她生长在纽约华尔道夫饭店的总统套房内，奢华生活自童年开始。长大后的帕丽斯滥情、简单、离经叛道。她不分场合地走光，各种高档奢侈品从不离身，高调曝光豪宅和私人飞机……她吸毒酗酒流连夜店，不过即使因醉驾被送进监狱，仍拥有一大批西方拥趸，为她的美貌、身材，乃至品位埋单。

　　而国外最近的“二代”炫富事件发生在伦敦。今年7月，伦敦市中心集结了大量名贵跑车，原来是数十位身家颇丰的中东“富二代”们开始今年的欧洲消夏之旅。他们住国际酒店、坐头等舱、享不菲美食，连英国当地民众也对此不乏“羡慕嫉妒恨”……

　　富而行善有“义”也有“利”

　　事实上，大多数人心中自有善恶两面。法律、道德如果能有效地制约恶，褒扬善，无论中外富人就不得不努力压抑心中恶念，约束自己努力行善，反之，如果行善者无好报，为恶者有好运，那么“为富不仁”就会成为难以约束的普遍现象。在这方面，法治建设尚与发达国家有明显差距的中国，显然存在诸多不足。

　　在欧美国家里，税收制度可更好地体现“抽肥补瘦”的原则，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让人们并无后顾之忧，无需为养老积攒财富，巨额遗产税又让“传子”的意念受到制约。与之相反，将资产用于慈善和社会公益事业，却可获得税收等方面的优惠，并取得巨大的社会效益，可以说，富而行善不仅有“义”，也实实在在有“利”，而在中国，富人行善有义而无利，自身又存在后顾之忧，加上养儿防老、传子以财的传统意识仍然深厚，在慈善和公益领域缺乏热情，也在情理中。

　　在欧美国家，慈善捐款途径多、管理规范，不论富人或一般人，捐款行善都比较放心，而在中国，却存在着慈善捐款平台单一，民间慈善团体活动艰难，和各种和慈善事业有关的丑闻、骗局层出不穷的问题。富豪的钱也是辛苦所得，得来不易，渠道不畅，丑闻丛生，自然也会冷了不少富人的一颗向善之心。

　　欧美富人的政治用心

　　称赞国外富人“达则兼济天下”的同时，也应看到，正如许多分析家所言，欧美富人的“慷慨”，很多时候也是一种政治投资，如喊出“为我加税”口号的巴菲特，本人是奥巴马的政治支持者，在奥巴马被债务上限危机和巨额财赤弄得焦头烂额之际，巴菲特等人通过自己高调“割肉”的做法站出来，一方面可以为奥巴马取消布什时代制订并延续至今的富人减税计划摇旗呐喊、推波助澜；另一方面，也可趁机“助推”一把奥巴马竞选时信誓旦旦、却至今搁浅的“心头最爱”——全民医保方案。

　　而16位愿意“割肉”的法国富豪，几乎都是萨科齐政府和执政党的支持者和既得利益者，即便照着富豪们的“高姿态”和法国政府的“富豪税”方案，2012年法国那些最富的富翁，每年所需缴纳的税款，也仅有区区2亿欧元，这对他们而言不过九牛一毛，甚至是“吃小亏占大便宜”。一些社会党活动家就认为，这样一来，政府就可能理直气壮地继续大刀阔斧削减公共开支和社会福利，理由是“富人们已经增税了，现在该轮到你们了”，而政府的财政支持和优惠仍对富人、大企业倾斜，这种做法不过吃小亏、占大便宜，可算得上一笔变相的、不会被查究是否超过法定上限的“政治献金”。

　　富人在不同国度的不同表现，很大程度上是“橘逾淮为枳”，是传统、规则、体制、社会风气和道德标准等多种因素综合影响所致。努力营造一个有利于行善者、不利于行恶者的氛围，是让更多富人善良起来的最根本途径。

　　报告称大陆千万富豪人数已达96万人

　　胡润研究院与群邑智库联合发布《财富报告白皮书》，报告称，目前中国大陆千万富豪人数已达96万人，其中包括6万个亿万富豪，以及资产达到十亿级别的富豪4000人。每1400人中有1人是千万富豪。

　　报道称，千万富豪人数与2009年的87.5万人相比，增长9.7%，亿万富豪与2009年5.5万人相比增长9.1%。北京有17万位千万富豪，排名第一；广东有15.7万位千万富豪，排名第二；上海有13.2万位千万富豪，排名第三。江苏有千万富豪6.8万人，在地区中位列第五位。

　　据报道，有胡润研究院人士表示，在中国大陆96万个千万富豪中，40万人可以拿出一千万元进行投资，即拥有一千万可投资资产，包括现金、股票等，而56万人拥有的可投资资产不足一千万，其余为私人公司、自住房产、艺术品收藏等不可投资资产。(据《财经》网站、《扬子晚报》报道)来源：国际先驱导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