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三大战略创新

　　不开展针对性的经济战略创新，高质量发展“一带一路”，就没有基础，这是中国乃至于全球必须面对的客观挑战。

　　二十大报告提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而发展经济学家伊斯特利2006年在《白人的负担：为什么西方的援助收效甚微》一书中，提出了一个重大问题，即在过去50年中，西方将2.3万亿美元用于国际援助，却仍无法为贫困国家孩子们买到价值12美分的药品，以减少全球一半的疟疾死亡病例；无法为贫困家庭提供4美元的蚊帐；无法为每位新生儿母亲提供3美元的补助，来预防500万婴幼儿的死亡；也无法解决大量学龄儿童的辍学问题。他认为，如此巨大的善举投入，却无法为急需帮助的人们带来基本的实惠，这当然是人类在二十一世纪的理性悲剧所在，也是摆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面前的现实课题。

　　伊斯特利这部书得到了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在内的很多知名经济学者的推荐，说明他的判断有很强的现实基础。

　　而另一个数字则来自中国统计局，从1987年中国有外资投资统计到2019年，中国引进的外商直接投资总计2.2万亿美元，作为14亿人口的大国，中国打赢了脱贫攻坚战。中国发展现象与经验本身，使得中国的经济学者，有机会可以比较西方国际援助下的贫困国家和中国引进外资后的发展结果，从而为全球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计划，解决贫困问题，找到一个客观和现实的创新策略与发展道路，避免过去50年万亿美元国际援助，没有理想结果的问题。

　　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有很多原因。但是从最直接的经济逻辑看，就是因为改革开放40年来，发挥中国比较优势，先是廉价劳动力，进而智慧劳动力，积极参与全球分工，融入全球经济。从根本上讲，改革开放启动了中国融入全球经济发展大循环的进程，促进了中国劳动阶层的理性潜能的觉醒与发挥。依靠向全球提供大量物美价廉商品，中国一方面获得了大量的经济发展的知识与能力；另一方面，也在不断提高参与全球发展的技术与经济层次。而支持外资发挥作用，提升提供物美价廉商品的能力，则是国家、产业与劳动者三个层次，协同战略发挥作用的结果。

　　国家政治与经济治理的稳定性，其直接表现就是货币稳定与低通胀的宏观经济，积极超前的基础设施；保障中外企业家经济发展利益的现代产权制度和劳动者积极参与发展，发展自身能力，构建新的产业技术体系。宏观经济、产业与劳动大众三者力量汇合，使得中国涌现出更多的人才，借助全球经济大循环，形成了以企业为单位的特定经济能力的发展，并形成了向更高水平开放、更强经济能力与知识发展的优势循环，最终带来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巨大的经济繁荣和经济循环。

　　对比中国自身的经济发展，中国高质量发展“一带一路”的战略创新，至少有以下几个方向：

　　第一，从援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逐步转变为援助与推动当地经济发展环境的改善。基础设施援助当然非常重要，但是没有当地货币财政与汇率等软环境，大规模基础设施是不能带来大规模经济发展的。只有构建良好的软环境，解决全球企业家包括中国企业家参与当地经济发展的问题，才能发挥基础设施援助或者投资的作用。所以，高质量实施“一带一路”倡议，要从基础设施投资转向构建吸引全球企业家参与的软环境，通过政策思想与管理方法的援助，解决这些国家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政策环境和基本条件问题。并以国家治理的能力与水平为基准，结合各个国家在全球发展中的区位优势，确定重点支持的战略与策略，并以绿色可持续，确定与“一带一路”参与国家的合作战略与体系、机制。

　　应当说，“一带一路”国家融入全球经济发展，包括中国经济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不能简单从单一项目考虑，而必须从总体环境与资源条件考虑，形成系统思路与方案。尤其是要解决中国企业投资的货币与汇率环境问题。对于一些在财政和货币管理方面长期比较差的国家，中国最方便的是建立国家级的以货易货机制，通过承包合作，在长期处于贸易逆差、货币汇率稳定性相对较弱的经济体中，建立市场、设备、资本三头在外的经济合作机制，如保税区机制与境外银行机制，支持该地区的发展。

　　第二，在产业层次上，要鼓励“一带一路”参与国家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积极确权，确保当地资源的产权，以及全球企业家投入后的合作资产权利问题。非洲一些国家，在政府治理上，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产权制度与政策更迭过快，一届政府更新后，往往要重新修订前任政策，导致国际投资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而往往需要企业通过让利自己来解决，这也需要国际社会积极参与沟通，最大程度地降低这种不确定性，从而让“一带一路”的投资具备可持续性，而不至于中途夭折。这恰恰是过去西方援助万亿美元，没有让被援助国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根本原因。

　　第三，联合中东和欧洲美元（欧洲美元是在伦敦金融市场交易的，主要是被中东与欧洲国家持有的美元资产），整合西方发达国家对贫困国家的各类援助，建设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资源共同体。

　　中国与发达国家，客观上存在竞争，但是也有诸多共同利益，如通过支持全球减贫，助力发达国家的非法移民问题，中国自身虽然没有移民问题困扰，但是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企业管理人才资源，可以帮助贫困国家有效融入全球的经济大循环，通过减贫发展，缓解非法移民的影响。所以，中国可以建立关注减贫问题的全球统一战线，共同推动贫困国家直接投资环境的改善与直接投资的来源，包括将一部分效果不明显的简单援助，转变为类似于尤努斯小贷金融组织这样的贴息可循环援助，再发展一批适合发展中国家的产业技术，如中国最近一家丝绸企业创新的工业化养蚕、小型自动化半自动化针织纺纱技术，可以使“一带一路”上一些贫困劳动力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从可持续发展角度看，借助中国的市场，建立相关的可以容纳一般劳动力的小型工业开发区，就能实现整合全球的资本，在实现投资者利益价值的同时，也能获得中国未来发展需要输入的价廉物美产品，实现全球多赢。

　　总之，以往多年国际援助没有解决贫困问题的根源，不开展针对性的经济战略创新，高质量发展“一带一路”，就没有基础，这是中国乃至于全球必须面对的客观挑战。

　　（作者系中国市场学会营销专家委员会秘书长、北京大学国际经贸系战略与营销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