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是信息产业的核心，是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现在，我国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正处在关键发展时期。
史炜表示：“目前，我国在全球科技竞争中到达了一个关键阶段，这个阶段的标志是由传统制造业的运行模式向科技推动型的制造业模式转变，而这个转变的重要科技基础就是数字经济。数字经济作为国家战略，发展的短板就是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
在史炜看来，《政策》最重大的意义在于国家决策层为这轮科技创新提供了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政策》对于目前我国数字经济在底层技术中面临的困境和障碍而言，可谓‘久旱逢甘霖’，对实现我国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优质化、产业化、市场化发展起到了重大的推进作用。”
史炜表示，《政策》强调通过自主研发、自主创新、对外合作、汇集资源来实现我国在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发展中的突破，有利于我国在本轮经济转型中不被发达国家限制，在国际科技竞争中握紧话语权。《政策》对我国从事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的科研人员积极面对市场、开展深层的技术创新和研发给予了极大的激励，对我国重大技术领域聚集人才、挖掘人才起到了重要作用。《政策》还提到提高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提升科技合作的开放程度等，对中国的科技创新进一步融入国际规则体系、提升国家整体科技竞争力起到了重要推进作用。
明确提出我国科技创新的市场导向
在史炜看来，《政策》一大亮点就是明确提出我国科技创新的市场导向。“以往，我国技术转化的路径较为单一，此次《政策》要求我国科技创新企业以及科技人员在研发集成电路和软件产品时，首先明确研发的是科技商品，而不仅是一项技术成果，技术转化的路径由此转变成技术直接面对应用市场的新路径，这对于我国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的发展而言是一次思维方式的重大突破。”他特别补充说，在强化技术商品特性的同时，要处理好基础研究、创新研究、应用研究三者之间的关系，既要解决产业短期面临的问题，也要站在中长期国家战略层面，解决未来产业整体如何高质量发展的问题。
《政策》明确，凡在中国境内设立的集成电路企业和软件企业，不分所有制性质，均可按规定享受相关政策，史炜认为这是另一个亮点。“这是一个突破，为我国一批优秀的民营创新企业送去了一个‘科学的春天’，对真正发挥民营企业技术的创新性、对市场的适应性、研发项目的精准性、市场推进的灵活性起到了助推作用。”
对于《政策》中提到的聚焦高端芯片、集成电路装备和工艺技术、集成电路关键材料、集成电路设计工具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不断探索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史炜认为，这是本次扶持政策的第三个亮点。“与以往的政策相比针对性更强。引导、鼓励、扶持政策与我国新基建过程中以高科技引领的数字经济紧密相关，是对这一过程中主要项目的再明确，既体现了技术研发的‘高精尖’，又具有很强的落地性，能够让政策在较短时间内，在我国新型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中得以开花结果并创造新的收益增长点。”
扶持涉及5G﹢工业互联网的集成电路和软件企业
“希望这次的扶持政策能够真正激发我国集成电路、软件研发企业的活力，通过自主创新、开放合作，为解决我国智能工业面临的软件、集成电路等技术瓶颈开创新的局面。”要真正把《政策》落实，史炜提出了三个建议。
首先，对从事软件开发已经取得专利并投入生产实践中且获得经济收益的原创科研人员，应给予个人所得税的减免。“技术创新中人是最重要的要素，只有把政策落到人头上，才能最大限度激励科技人员的创造性。”他举例说，比如可以对符合上述条件的科技人员实行若干年的个人所得税减免政策。
其次，对优秀的集成电路和软件企业给予特殊的产业基金支持。“这些企业必须是已有科研成果并有经济效益产出的。”史炜表示，除了我国目前已有的集成电路产业“大基金”，各类产业基金比如风投要向这些企业倾斜。同时，国家对扶持优秀企业项目的产业基金考虑适度的税收减免政策，这对高科技企业的孵化大有裨益。
最后，除了《政策》中划定时间的企业外，对目前项目技术领先、能够看到未来经济收益，且对我国5G﹢工业互联网的推进有切实可行方案的企业也应考虑予以扶持。“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史炜强调，“在近期对制造业5G﹢工业互联网的深度调研中，我们明显感受到企业在推进过程中遇到的涉及集成电路和软件产业的瓶颈还比较多，其中不少新兴企业正在准备进入这一领域，建议对这类企业进行扶持，这将有助于一批优质的新科创公司快速进入集成电路和软件产业的主战场，有利于我国在该领域中出现一批新的独角兽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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