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在书中写道:“众所周知,做出一个决定时,结果比理由更重要。所以我们在做出一项决定时,不能仅仅因为自己有理由、有道理就去做。”但随后,作者又指出:“可是在事实上,我们往往并没有真正想好,就做了一个决定,并且也按照这个决定付诸了实施。而事后,出于种种原因,我们会不由自主地给自己编一个理由,从而解释自己的决策和行动是有道理的。”
在《决策的智慧》中,作者还写道:“我们在做决定的时候要意识到,自己给出的理由在很多情况下并不是最初的原因,而是大脑为了合理化自己的行为而找到的借口。”随后,作者警告读者:“以这个理由进一步做决定是很危险的。所以一定要提醒自己,不要被自己的理由所绑架。”
笔者认为,在书中描述的现象,总而言之,就是一种“事后合理化自己的决策与行为”的思维模式。
在这里笔者姑且借用一下丹尼尔·卡尼曼所提出类似概念“因果性偏好”的名称,将其称为:“合理化偏好”。
笔者注:卡尼曼在其代表作《思考,快与慢》中提出:“因果性偏好的成因可能和人类与生俱来的合理化天性有关。也就是说所见所知的各种事物,都需要有一个说得过去的合理化解释。”
环顾周边的世界,有多少被事实证明为愚蠢的决定与行动,都在事后被决策者(很多情况下同时也是实施者)顺理成章地“合理化”了。而这种思维模式给决策与实施者带来的心理慰藉和所谓“知行层面”的和谐统一感,早已在他们的心智中构建出了一片解决一切难题,规避一切责任的“舒适区”。
可以预见的是,抱持着这种“合理化偏好”思维模式的人,会不断重蹈之前的失败覆辙和重演之前的一场场悲剧。
但同样,可以预见的是,抱持着这种“合理化偏好”思维模式的人,是永远不会觉察到自己是一次次在失败与悲剧中轮回反复。
原因很简单,在他们的认知世界中,一切会与既定认知产生冲突的因素都已经被合理化地和谐掉了。道理也很简单,一个人愚蠢的人是永远不会觉察到自己是愚蠢的,因为发现自己的愚蠢,是需要很高的智商的。
所以,很多抱持着这种“合理化偏好”思维模式的人,在一次次经历了挫折之后,仍然会勇敢地站起来,然后沿着自己之前无数次行进的轨迹,无视覆辙两旁散落的残骸,继续“欢天喜地地制造着悲剧”。
笔者很多年前读《丑陋的中国人》时,看到柏杨说:“所谓‘闭门思过’,是思谁的过?当然是思对方的过!”当时笔者在上小学,看到这句话觉得这只不过是柏杨又一段语出惊人的clever words。而某一天突然发现,这其实是对人性“合理化偏好”最直白的平铺直叙。
“复盘”,这一曾经的围棋术语,是越来越多企业、团队甚至个人选择使用的工具与方法。通过复盘,人们能够很好地回顾自己的判断和选择,检验自己的决策质量,从而提高自己的决策水平。但如果是抱着“合理化偏好”的思维模式来复盘的话,甚至在复盘的过程中再受到“自立性偏差”的影响,那么笔者认为,这个盘,不复也罢。
笔者注:“自立性偏差”:根据丹尼尔·吉尔伯特研究,出自于我们希望获得心安理得的本能,人们总是倾向于将好的结果归功于自己,将坏的结果归咎于环境和其他因素。
与“合理化偏好”思维模式相对应的另一个极端则是“反刍式循环”。也就是人们不断被过往的失败与痛苦所绑架,周而复始深陷其中,从而阻碍了创新性的思维。其实,这也是另一种认知“舒适区”。
在现实中,笔者发现,当一个人对外部客观事物(甚至对自己的知与行)抱有双重评判标准的时候,往往会一方面享受着“合理化偏好”的慰藉,而另一方面也同时经受着“反刍式循环”的折磨。
而笔者认为,如果说“合理化偏好”与“反刍式循环”是人们认知与决策的砒霜,是钝化与侵蚀心智的慢性毒药,而另一种认知舒适区:“否定问题本身”思维模式,则是认知与决策的氰化钾,一经启动,则立刻规避一切问题,立刻逃避一切责任与后果,同时也没有解决任何问题。
使用一套辩论技巧的工具,很难挖掘到一个问题底层的答案。很多人,在赢得了一场场辩论胜利的同时,也错失了一次次认知升级的机遇。
在同一个个体身上,这三种认知舒适区(或决策陷阱),往往会相继、同时或甚至交叠出现。
的确,很多人,每天都在重蹈着覆辙,坚定不移,欢天喜地地制造着悲剧。
共鉴,共戒,共勉。
注:文章内容为《品牌创新思维与定位实操》课程主讲老师赵欧仁原创,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