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08月11日    最佳管理智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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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几年,中国制造业完成了一次声势浩荡的迁徙,因沿海地区材料、用工成本的大幅度上升,本就利润微薄的中国制造业开始入不敷出,加之,政策环境的不断变化,也催化着着这种迁徙,一方面深圳、广州、珠海等沿海城市,施行腾龙换鸟的政策,这些富裕起来的城市,正试图大力发展创业孵化、金融、房地产等附加利润更高的产业,于是,他们用“驱赶”的方式,放弃了古老的制造业,毫不留情;另一方面,内陆地方政府渴望冲出农田、冲出猪圈和枣园,听说一些大型的制造业内迁,官员们甚至拎着热气腾腾的饺子来到宾馆里,以说服CEO们来自己土地上进行相关的投资。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制造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迁徙,牵扯数百万的从业人员,数百亿的设备、厂房的投资,也对中国社会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迁徙本来就不容易,特别是制造业涉及到大量的从业人员,更要小心翼翼,另外,大型的制造业往往会影响整个社区的经济结构,他们所带来的不仅仅是生产线和产品,更有工作理念的革新,这种文化上的灌输,需要潜移默化地进行,而当企业的理念与社区理念相冲突之时,就会产生各种问题,最直接的体现莫过于“当生活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时,人类普遍性的焦虑”。

  平衡硬件:欲速则不达?

  关于中国制造业的迁徙,我们时常听到各种传说,每一个承载制造企业新落脚点的城市都有着属于自己的一种速度,比如河南郑州,为了迎接富士康的到来,在短短几个月内就把一大片枣园翻新成了一幢幢威严肃穆的厂房,世人称之为郑州速度;而华为工厂去东莞,也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座座干净明亮的车间拔地而起,加之,远离市区、房价便宜,有不少的员工都觉得在这里工作比在深圳舒服,笔者称这个为东莞效率;此外,和硕在上海的工厂,可成科技在苏州的建设都因服务于苹果,而显得效率十足,毕竟,苹果的订单是如此巨大,基本上是以小时来计算的,若是因硬件建设推迟几天,肯定损失惨重。

  不得不说,我们需要对挑战极限的工人,报以崇敬之情,他们挑灯夜战,甚至在除夕夜仍在工地搬砖,但业内人都知道,硬件的建设都需要一定的周期,好像十月怀胎一般,如果一味地拼效率、拼速度,肯定会产生“欲速则不达”的效果。

  类似富士康、华为这种资本雄厚的企业,尚能负担地起一些赶工费,以加速硬件建设,而且他们受制于SER/FLA或者政府安全部门的规定,不太敢在硬件设施上有任何的疏忽,事实上,苹果为了保护好自己的羽毛,把很多压力都转嫁到了供应商身上,他们曾专门聘请了SER人员去到所有的代工厂内,进行地毯式搜索,这些站在员工立场上的人会事无巨细地检查相关设施,他们会去测量车间内逃生通道的宽度,需满足每千人1m的规格;工作位置距离最近逃生口是否小于60m,甚至会去查看厕所蹲位的数量以及宽敞程度、通风效果;在整个稽核期间,他们会仔细询问员工之于硬件建设的态度,在这里工作是否感到快乐,这也是为什么类似华为、富士康这样的大型园区里会建设有图书馆、棋牌社、篮球场、KTV等娱乐设施,同时,SER人员中会有专门的肢体专家、环境专家,以确保中国制造人员的工作环境足够舒适,敦促一些劳动强度较大的岗位尽快自动化,一些有职业危害的岗位,配套的保护设施要执行地一丝不苟,他们甚至会要求空调风速高于5m/S,以确保车间足够凉爽。

  事实上,把国际上通用的标准带到中国内陆去,在一定程度上会加速中国企业的正规化,工厂在抱怨老外“站着说话不腰疼”之时,也不得不要感恩于此,否则,他们可能永远是小作坊,但显然,要把这些事无巨细的条款做到完美,非常不容易,不仅要有耐心,更要投入巨大的成本,无论是钱,还是时间,都严重制约着中国制造企业的迁徙,一些小型的企业,因资本匮乏,贷款能力较弱,又无法通过政治手段获得投资,让他们玩SER非常不现实,于是,如你所见,很多中小企业的车间仅能满足基本生产需求,至于前文提到的舒适性要求根本无暇顾及,况且,中国向来是豆腐渣工程的摇篮,因省成本、提效率,一些车间甚至好端端地向下掉钢管,活脱一部惊悚片,这实际上是中国制造低人权竞争最经典的缩影之一。而富士康、华为这样的大型制造业,资本支出不是问题,他们的钱有的来自于客户,有的来自于银行,还有政府送来的投资支票,但他们却要面对世界范围内的竞争,订单/业务的机会常常是稍纵即逝,这些深谙行业的老兵,见证过太多速度打败模式、优势的案例,于是每每迁徙,时间于他们都是最重要的东西。

  在这种时代的大背景下,无论是大型企业,还是中小企业,都需要积极思考,如何在迁徙的过程中维系一种即将要崩溃的平衡,更高端的硬件规划,则要考虑企业厂房的通用性,周边商业区的配套规划,长久的排污排废设施规划,毕竟,一个企业的迁徙,有可能催生出一座新城,硬件设施不应该简单敷衍,或成为快消品。

  软件之殇:身在郊区,心系城市

  事实上,企业之所以要关注迁徙过程中的硬件建设,除了能保证安全生产,节省事故成本之外,更大的好处来源于对员工心理上的安抚。众所周知,中国房地产的黄金十年,已不允许城市中央再建设大型企业了,这里的地皮都要用来做成房子,催生大量的房奴,与之相对应的则是,企业都要转战郊区,甚至是较偏远的农村,有些来自农村的工程师和管理人员感叹:辛辛苦苦考大学,准备在城市找一块立锥之地,但最终还是随着新厂址回到了村儿里。前不久,华为搬离深圳的消息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他们把新工厂建在了东莞,那里空气清新、环境优美,更重要的是房子只有几千块钱每平米,这对于饱受深圳高房价之苦的打工者来说,也算是一种解脱,但这种解脱的背后,却是无尽的辛酸:背井离乡、妻离子散,重构关系网,甚至要适应当地饭馆地沟油的味道,这些都是非常不容易的事儿,却以一种非常轻松的方式,强加给了制造从业人员的家庭。

  其实,中国制造因模式问题,已经很难给予从业者安全感,美国的Nike和苹果,每卖一件衣服,一台手机,他们的品牌都在升值,而中国制造每生产一件产品,设备在折旧,从业人员只是徒耗一次CT之青春,并无经验、技能之累积,更无安全感之夯实。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制造企业连同他们的员工都处于一种敏感、缺乏安全感的状态中,于是,在迁徙过程中,任何的异常事件都有可能导致集体焦虑,更何况,很多时候企业在硬件建设尚未完成的时候,就已经启动了在村里的生产,比如在刚刚建成的宿舍楼里,大热天的停水停电,员工去车间的路上,经常尘土飞扬,看到老乡浇地的水,竟忍不住,手捧着喝一口,再洗一把脸。另外,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制造从业人员有相当一部分人员都是低学历劳动者,他们的安全感更差,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中,往往需要最直接的物质、生理需求,当企业在城市或者比较成熟的商业区域,员工下班之后可以去网吧、电影院、篮球场和洗浴中心,但一旦搬迁至郊区,他们只能把时间消耗在宿舍之内,心理和生理需求都难以解决,希望他们安静地看一本书或者学个会计,简直是太难了,于是,中国制造业在迁徙的过程中,势必要考虑这些因素,否则,因荷尔蒙、肾上腺作祟的事情会越来越多…

  企业往往是一个社会中,最重要的组织结构,我们不但要生产出优秀的产品,更要花些心思去培养出有技能的人,善良的人,并最大限度地使他们感到快乐和幸福,事实上,企业若能在迁徙过程中,充分考量自然人的软硬件需求,那么,这种迁徙势必是安全的,而它离百年企业也就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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