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超级富豪从哪里来？

那么，从社会角度来说，媒体和公众对这些人的评价却呈现出两种极端：一方面，一些人认为他们大多是“官商勾结”的暴发户，另一方面，也有人对富豪们“艰苦的创业经历”顶礼膜拜。这种两极分化的评价背后的问题是：中国的超级富豪到底从哪里来？

我们选择的富豪来自：在“胡润富豪榜”和“福布斯富豪榜”主榜上从2003到2012年，所有曾经在胡润或福布斯中国内地富豪榜上出现过的有效个案数，合计211个。虽然不少人对“富豪榜”嗤之以鼻，但我们接下来的分析，只是对我们目前“所知的最富裕的中国私营企业主群体”（the visibly richest Chinese private entrepreneurs）的分析。

而且富豪榜“原始”的数据并不能直接拿来使用，必须经过一系列复杂的清理和重新资料搜集（比如清除了曾好几年都出现过的一些个人信息极度匮乏的神秘人物，以及杨惠妍和李兆会那样的第二代企业家。其中杨惠妍的个案由其父亲杨国强代替。）

需要指出的是，这211个个案，既有企业家个人，也有企业家组合。这些组合大多是以夫妻档（19对）、父子档（4对）、兄弟档（4对）的面目出现，间或有母女（1对）、父女（1对）组合；而更多的则是以“某某家族”的形式出现（16个）。

这是中国的富豪榜相比较其他前社会主义国家（比如俄罗斯、匈牙利、波兰）的富豪榜的一个“特色”；而其背后所反映的，则是中国家族企业的兴盛以及家族企业内部复杂的产权结构。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家族成员都会被“捆绑”上榜。有些企业是父子创业，但只有儿子上榜，比如戴皓。

还有一些兄弟是被分开上榜的。除了刘永好和刘永行等四兄弟、吕向阳和王传福（表兄弟）外，还有黄光裕的胞兄黄俊钦、唐万新的胞兄唐万里、张茵的胞弟张成飞。能够分开上榜的，也一般都是“分家”之后股权比较清晰的案例，或者创办了其他的主要业务。更多地出于实用的考虑，只保留这些组合的第一个人的名字，对另一人的信息不再搜集。

这211人的平均年龄是53岁，绝大部分是男性。我们区分了“先驱”和“后来者”，分别指的是1992年之前和之后创业的人。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不管是“先驱”还是“后来者”，他们创业的年龄均值都很年轻，分别是29岁和32岁。

家族的力量

结婚或离婚管用吗？

结婚和离婚自古以来一直被认为是个人或家族获取或扩大财富的一个重要手段。《新财富》杂志2012年的“500富人榜”甚至宣称离婚已经成为中国制造女性富人的一个重要方式。然而，根据我们所能得到的资料，除一人是因为丈夫意外身亡自己继承财产而上榜之外（陈金霞），尚无一人仅仅是通过婚变就跻身富豪榜的。

另一方面，婚姻确实在财富积累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夫妻共同创业的是主流。女性借助男性家族积累原始资本的情况为主，但也有男方通过与女方联姻壮大发展的例子。例如，丁世忠就综合了自身家庭的资助，以及来自妻子家庭的资助。

是一个很典型的夫妻双方家庭共同扶持创业的例子。丁世忠的父亲在福建晋江开了一个制鞋作坊生产“旅游鞋”。17岁时，丁世忠带着向父亲借的1万元和600双鞋到北京推销，开始创业。1994年，他揣着赚到的20万元回晋江，加入岳父丁思忍创办的安踏公司。1994年后，丁志忠先担任安踏福建的董事然后当上总裁。2002年5月，丁思忍将安踏福建和安踏中国的权益无偿转让给丁世忠。

海外关系与“倒爷”

在所有的女富豪中，秀丽·好肯（Xiuli Hawken）的名字最为特殊。秀丽·好肯本名戴秀丽，与英国丈夫结婚后随丈夫改姓Hawken。她的故事其实本质上与张茵类似。但她显眼的姓氏尤其提示我们注意到海外关系在富豪致富中的作用。

那些不在中国大陆出生的企业家都被从数据库中排除了出去。然而，仍然有相当比例的上榜富豪实际上拥有的已经不是大陆身份。这方面的数据搜集异常地困难，而且肯定只能做到对“已公开”的情况的分析。

据公开的材料，在211名被调查企业家中，至少已经有46名企业家不是中国大陆身份，占到了21.8%。这当然只是一个最保守的估计，而且并不包含他们直系亲属（尤其是配偶和子女）的国籍情况。即便如此，这个比例也高得令人吃惊。其他学者或观察家对中国富人海外移民规模的推测则要更为惊人。

一些富豪乐于公开自己的外籍身份甚至深受其益（尤其是华人华侨的身份所带来的便利，比如黄世再），另一些富豪的“海外身份”的曝光则非常的戏剧化，且往往引发激烈的争议。但无可争议的是，许多富豪的海外关系都给他们带来了经济上的好处。

大多数公开的版本都很类似：一个年轻人在20世纪70年代末或80年代初跑到海外（非法地或合法地，或半合法的），并在若干次失败和成功之后站稳了脚跟。这些人出境的方式如何其实并不重要，而且事实上在上世纪70年代，沿海地区与境外的联系和走动就很频繁。真正有意思的是通过利用海外关系发家，是中国富豪相对于前社会主义国家（比如俄罗斯、匈牙利和波兰）富豪们的另外一大“特色”。

富豪们“拼爹”吗？

出于便利的考虑，我们只试图搜寻富豪们父亲的信息。有些富豪的父亲的信息清晰明了，甚至还非常详细，有的则不然。还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有因自然灾难原因父母双亡成为孤儿的（如张祥青），有父母感情不和或离婚实际上由单亲母亲抚养长大的（如黄宏生），有政治运动中父母双亡的（如黄怒波），也有父亲早逝的（如沈国军）。对于这些情况，笔者只能按照其母亲的情况或实际的家庭经济情况计入。尽管如此，仍然有16.7%的企业家的父亲的信息完全无法获知。

我们划分出八种类型的职业。“城市普通工人”（57人）和 “农民或工匠” （26人）属于一个范畴，都是中国社会分层中的下层。其中一些人的家庭，按照公开材料所述，是极端贫苦。他们合起来83人，占到了39.3%，是所有类别中最高的。

剩下的几项，则或多或少带有“精英再生产”的影子。城市或农村中间阶层（12.9%）、知识分子（9%）、私企企业主（6.2%）属于一个范畴。“知识分子”包括了教师、科研人员、工程师、医生以及其他的专业技术人员。一些这些家庭出身的企业家将他们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家庭的教导，尤其是父母对教育的重视，或者父母职业对他们的潜移默化。

此外，私营企业主单独被作为一个类别。当初创建这个类别的时候，主要是为了反映第二代企业家的父辈的职业。但在数据收集之后，笔者却惊诧地发现，有不少被认为是第一代创业的企业家的父亲也是成功的商人。

其中不少人实际上是与其父共同创业（比如姚巨货-姚俊良父子、潘政民-吴春媛夫妇与潘的父亲）。有一些则是在自己开始创业之前，其父亲就通过非正规市场或地下经济为家庭积累了一定的财富（如魏建军、黄茂如家族），也直接对子女的商业行为产生了影响（比如戴皓、何巧女），还有人则从家族企业创办伊始就担任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并最终在父辈隐退之后成为企业的“掌门人”（比如马建荣）。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些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算是“第一代企业家中的第二代”。他们与那些靠遗产继承成为富豪的“第二代”的区别是，他们的财富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靠自己获得的，属于“创业”的一代而不是“守业”的一代。

党政军群企事业高级干部、中级干部、基层干部都属于公权力部门这个范畴。父亲曾经担任过党政机构和企事业单位干部的总人数是33，占总比例是15.6%，其中绝大多数（21人）是基层干部。其中只有两名企业家的父亲可以被算作是高级干部：恰好一名是所谓的“红色资本家”后代荣智健，另一位是所谓的“红色贵族”王健林。荣智健父亲荣毅仁曾于1993到1998年担任国家副主席。王健林的父亲曾经担任过西藏自治区的副主席。

另外有10人的父亲是中级干部，他们是陈宁宁、潘石屹（夫妇）、马化腾、朱保国、张涌、黄茂如（夫妇）、戴皓、黄怒波、张克强和刘长乐。虽然这些人的创业经历各有不同，但都很明显地受到其家庭背景的优惠。另一方面，即便将这些父亲是高级和中级干部的企业家算上，也一共只有12人，不到总体的6%。大多数企业家的父亲，如果是在党政军群和国有企事业单位担任领导职务的，是基层干部。符合这一范畴的，有21人。

爷爷辈的塞翁失马

需要指出的是，如果只是考察父亲的职业，另外一些重要的家庭背景会被遮蔽掉。比如陈宁宁的父亲就曾是一名中级官员。但她更为重要的家庭背景，却来自于母系。她的母亲吕慧是原机械工业部部长吕东的女儿。而陈得以发家的钢铁进出口生意，或多或少也与这个家庭背景有关。所以,陈宁宁也可以视为高级干部家庭出身——事实上，陈宁宁在富豪榜上一直是与其母亲吕慧合并在一起的，而吕慧掌握着他们公司50%的股份。

事实上，许多私营企业主的祖父辈都曾在社会主义时期之前从事商业活动，只是由于计划经济的引入，他们的私营经济活动被中断了，成了社会主义国营企业的经理人甚至“普通群众”，有的还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在中国，尤其是对那些在民国时期曾是显赫家族或有“历史问题”的人来说，特殊的家庭背景或早或晚地给他们带来了政治上的压迫甚至灾难；但在改革开放之后，这样的“被中断”的背景反而变成了一种优势。

荣智健的故事最为典型。如果只是考虑其创业时父亲的职业，他当然可以被认为是出身于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家庭。但另一方面，他的父亲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就被认为是中国最富有的“民族资本家”。而在1949年之后，也很长时间被视为“红色资本家”的典型，受到党和政府的重用。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之后，这些红色资本家及其子女，又开始了家族的财富积累过程。

荣氏家族并不是唯一一个在改革开放之后“重新开始”家族在大陆生意的“民族资本家”。在笔者的数据库里，虽然这样的个案只有1个，但大量公开的报道显示，未上榜的富豪还有很多（比如王光英家族、王征家族）。此外，虽然有一些人的祖父辈并没有荣氏家族那样显赫，但在1949年之前，也仍然属于富裕家庭。其中最有“戏剧性”的故事可能要数陈丽华。满族人陈丽华，是正黄旗后裔，但读到高中便因家境贫困而被迫辍学，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才迅速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宗庆后的故事则代表了另外一种类别：民国时期非共产党背景的公务员家庭。宗庆后的爷爷是张作霖的财政部长。父亲在国民党政府当过职员。1949年后，家庭非常贫困，父亲找不到工作，全家只靠做小学教师的母亲的工资度日。1963年，初中毕业后，宗庆后到一个农场工作，一直到1978年，33岁的他才回到省会，在一家校办企业做销售员。1987年，宗庆后带着两名退休老师，靠着“承包”校办企业经销部，这才走上了创业的道路。这方面的例子还有运良-华丰集团董事长任运良。

知识就是财富?

真实的最高学历有多高？

在中国，一些精英虽然拥有“博士”头衔，却从没有真正地修过博士的课程。而类似MBA、EMBA这样的课程，则被认为更主要是一种“社交”手段。因此，笔者们统计了真实教育水平，也就是脱产接受的全日制教育。

富豪中大学毕业生的比例之高，超出了笔者之前的预期。有33.2%的富豪至少接受过全日制的大学本科或以上教育。如果将“大专学历”也算作大学毕业，则上升到50.2%。其中有17名富豪攻读了研究生学位，更有3人是货真价实的博士：邵秋根、张朝阳、施正荣。张朝阳和施正荣还是“海归”。大学生富豪里有40.6%毕业自“精英大学”，占到了全部富豪人数的20.4%。此外，“先驱”和“后来者”的学历有着显著差异。1992年之后创业的富豪里，大专以上文凭的比例（73.8%）要比之前创业的（42.4%）明显高出很多。

父亲的职业不同，确实会对子女是否能够上大学产生显著影响。中高级干部家庭的子女12人，有9人上了大学。其中，高级干部子女里王健林虽然没有上“精英大学”，但那是因为他很早就进了部队，后来的大学文凭也是部队时在职读取的。但低级党政干部家庭出身的人没有都上大学，21人中，就有7人未能上大学。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受“文革”的冲击，一些干部家庭的子女同样要去农村接受再教育。

中产阶层出身的人中上大学的比例也较高。比如，城乡中产中的27人里，有12人上了大学。知识分子家庭的19人中，有15人上了大学，其中8人是重点大学。其中一些富豪的回忆告诉笔者，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家庭对教育重视的结果。

与许多人设想的不同，也有相当比例的工农子弟上了大学。比如，城市工人家庭出身的26人中，有12人上了大学，占46.2%，其中有4人上的是重点大学。农民家庭出身的58人中，有16人上了大学，占27.6%。正如其他关于教育分层的研究所指出的那样，这些出身相对低下的人当年能够考上大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当时高考制度还比较公正的结果。

专业对口重要吗？

“大学生富豪”里，理工科占绝大多数（约60%）：有7人学习理科（其中6人学医或学药学）、49人学习各类工科（其中1人军校，12人学习计算机或电子类专业，6人学习生物、生物工程或化学工程类专业，2人学习建筑学类专业，26人其他工科专业）。第二大主要学科是社会科学类，主要是经济学和管理学，共21人（其中包括了金融财政类、经济学、经济管理类）；另有两人学习社会科学，其中1人法学（修涞贵），1人国际政治（叶澄海）。最后是人文学科，共14人，包括中文、哲学、外文、美术等。这种专业的分布与1980年代的“工程师治国”的氛围是吻合的。

富豪创业的初始部门与其所学专业越接近，说明其所学的专业文凭在其致富中的作用越直接。可以发现，理工科毕业的企业家的创始部门，大多数与专业有着一定程度的联系。这在计算机行业表现得最为明显：计算机-电子类专业毕业的12个人中，除3人创业于房地产业、1人创业于批发零售业之外，另外8人的创业部门均为计算机相关行业，且至今都以此为主营业务。

医药行业的专业对口也很明显。6人中，有4人从事医药制造业，只有1人从事房地产业，还有1人从事“装备制造业”，但生产的也是医疗设备（明金星）。因此可以认为6人中有5人都在从事医药相关类产业。此外，其中有一人有中国工程院院士头衔（吴以岭）。可见这个行业对“技能”的要求。

农学与初始行业的关系也很密切。4人中，1人从事装备制造业（农业机械），2人从事食品制造业，1人从事木材加工业，均为专业对口。

生物化学类也是如此。6人中，除1人从事批发与零售业以及1人从事商业服务业（唐万里）之外，1人从事食品制造业，3人从事医药业。也是高度的专业对口。

相反，学人文、经济、管理的企业家的创业部门，大多与所学专业的联系并不紧密。37名这些专业毕业的企业家中，几乎没有从事与本科专业相关行业的。例如，学习人文学科的15人中，有1人从事装备制造、1人从事建筑业、1人从事计算机、1人从事批发零售、1人服务业、1人制药业、3人从事批发零售业、6人从事房地产，非常地分散。学习经济和管理的21人，3人食品工业、1人装备制造、2人计算机、1人住宿餐饮、1人商业服务、1人石化业、5人批发零售、2人金融业、5人房地产。与专业最没关系的，是房地产业。有21人的创业部门是房地产业，其中仅有1人学习的是建筑学，而学习人文学科和经管类学科的，则分别有6人和5人。

通过上大学进入体制内

本科专业与初始职业之间看似没有联系，实际上很多情况下可以通过“创业前最后一份工作”得到解释。事实上。本科所学专业与创始部门之间的关联，即便是“强关联”，很多情况下毋宁说是与创业前最后一份工作之间的强关联；而创业前的最后一份工作，往往与创业的部门之间存在强关联。比如，学医的明金星，1980年毕业于山东省医科大学，毕业后在北京协和医院当了12年医生后决定下海。1993年他成立了一家医疗器械公司，从欧洲进口二手医疗器械，经由香港倒卖给国内的医院。

明金星的故事，仅仅是众多类似故事中的一个。这提示笔者注意到创业前最后一份工作，尤其是体制内工作，对于创业路径的重要性。是否拥有大学文凭，对于创业前最后一份工作是什么而言，有着显著区别。创业前最后一份工作在“体制内”的，绝大多数都有大学或大专学历。比如，“事业机关”下海的24人，几乎全部拥有大学或大专文凭（23人）；有26人创业前在党政军群机关工作，其中18人上过大学或大专，占69.2%；42人在国有企业工作，30人接受过大学或大专教育（71.4%）——进一步的数据挖掘则发现，其中12名没有大学或大专文凭的，均为蓝领工人。此外，创业前在外资企业工作的9人，8人有大学或大专文凭（其实甚至包括博士）；在自己家族企业工作的4人，有2人也是如此。另外还有6人是在校生或应届毕业生创业（或海外毕业）。

政治资本的作用

体制内与体制外的

差别在哪里？

笔者考察了企业家在创业前的最后一份职业的情况。党政军群组织26人，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42人，事业单位24人。这三类人的工作单位可以被认为是“体制内”，合计占到了总人数的43.6%。从这些单位辞职去创业，也就是所谓的“下海”。集体企业或机构32人，外资企业或境外机构9人，私营企业主自身的企业（一般家族企业为多）4人，其他私营企业或机构12人，个体工商户50人，学校（在校生或毕业生）6人。虽然集体企业带有一定的“体制内”色彩，但在1980年代之后实际上已经很多被“承包”出去，或者需要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因此同后面的五个范畴一样被视为“体制外”工作，它们合计占到了总体的56.4%。

如果按照“先驱”和“后来者”区分的话，则在“先驱中”，“下海”的人数有57，占“先驱”总人数的39.6%；而“后来者”中“下海”的有35人，占57.4%。“下海”者的比例有了很大的提高。这里面的差别，主要来自于1992年之后，从国有企业“下海”的比例有了较大提高，将近翻了一番（从16.7%到29.5%）。此外，笔者发现，1992年之后，从外资企业或境外机构离职自主创业的比例，“后来者”（11.5%）明显高于“先驱”(1.4%)。而“先驱”中从集体企业（19.4%）或个体工商户（31.3%）创业的比例，则明显高于他们在“后来者”中的同类（分别为6.6%和8.2%）。“先驱”与“后来者”之间的差别，是整个中国私营经济创业环境变化的反映。

笔者统计的仅仅是创业前的最后一份职业，因此对“下海”人数的估计可能比实际要少。一些人先是从政府部门辞职，但在自己创业做“雇主”之前，曾经有过给其他私营企业做“雇员”的经历，甚至一直做到了企业的中层甚至高层，然后再自己创业。比如丁磊。他在1993年毕业于电子科技大学（原成都电讯工程学院）之后，先是于1993-1995年在浙江省宁波市电信局工作。1995年辞职，到1996年一直就职于Sybase广州公司，1996年至1997年就职于广州飞捷公司，一直到1997年6月才创办自己的企业——网易公司。李宁同样也是如此。

下海前富豪的官有多大？

笔者统计了“体制内”出身的创业者的行政级别。只有党政军群组织、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事业单位的行政工作人员可能会有行政级别，但这些单位中的“非行政人员”则没有。村干部也没有行政级别，但被操作化为“普通干部”从而与普通教师、医生这样的专业技术人员区别开来。

没有一人是厅局级以上的官员。只有两人是（副）厅级。其中一人来自党政部门，即叶澄海。但他的“下海”属于被迫。叶澄海是原深圳市委常委、深圳市副市长。他一开始仕途平顺，39岁时任深圳市委常委兼罗湖区委书记、深圳市副市长。1984年9月，正当仕途春风得意之时，因故被调到湖南省郴州地区任经委副主任，担任一个副处级的闲职。1985年，42岁的叶澄海毅然辞职下海，弃政从商。1986年，他在深圳先后创办丝绸服装厂、生产验钞机的电子厂开始了自己的致富之路。

另一位副厅级干部来自国有企业，即黄宏生。黄宏生1976年成为恢复高考后首批进入华南理工大学的大学生，专业是无线电工程。毕业后，黄宏生进入华南电子进出口公司工作。3年后，28岁的黄宏生被破格提拔为常务副总经理，副厅级待遇。人生和事业都进入春风得意的阶段，但1987年春，在同事惊讶与叹息声中，黄宏生辞掉了令人羡慕的职位，只身“下海”，追寻他的商业梦。

处级干部也仅有6人，分别是王健林、卢志强、黄怒波、韩敬远、许家印、寿柏年。前面三人属于党政机关下海。其中王健林15岁即入伍参军，并且在28岁就成为了一名正团职干部。1987年中国军队大裁军，王健林转业来到大连市西岗区区政府任办公室主任。1988年，一家负债149万元的国有住宅开发公司濒临破产，区政府向全区公开招人“承包”。王健林成为这家国有住宅开发公司经理。1992年8月，王健林争取到了企业改制的机会，这家“国有公司”成为中国东北地区第一家“股份制企业”（万达）。卢志强在1980年3月到1985年6月，担任过潍坊市技术开发中心办公室副主任。黄怒波的父亲是团级干部，在政治运动中被迫害致死。黄怒波在插队之后， 1977年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1981年至1990年，先后在中宣部干部局、外宣局工作，任处长、部党委委员。1990年后，在建设部中国市长协会工作，曾任协会所属的中国城市出版社常务副社长。

后面四人属于国有企业的负责人。韩敬远曾兼任过迁西县的常务副县长和党委副书记。1982年许家印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大型国有企业河南舞阳钢铁公司工作。在工厂的10年，从小技术员做起，历任车间主任、厂长等职。寿柏年曾于1982年至1998年间在浙江省鄞县县政府、宁波市政府办公厅及中国华能集团浙江公司工作。

总之，那些创业前最后一份工作在党政机关或国有企业的企业家，除王健林和韩敬远有将自己“承包”的国营企业改制成私营企业之外，其他人没有管理层直接收购的现象。他们的行政级别，也都是比较低的。

“富豪”们的中国梦

在美国，许多百万富翁喜欢向公众诉说他们白手起家的故事，中国的一些企业家或商业传记作家也喜欢向公众展示他们奋斗过程中的艰辛。另一方面，许多社会公众认为中国富豪的发家背后必定有达官显贵的影子。笔者的数据发现，至少对这些第一代“笔者所知的最富有的私营企业主”来说，不可否认的是，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是从小企业起家，抓住了历史的机遇，从比较贫困的家庭的孩子，成长为中国最有钱的阶层中的一员。

当然，这些人“卑微”的社会起源，不能够被夸大。至少有10%的“第一代富豪”实际上来自于现有体制中的上层家庭，或者因为“革命”而“被中断”的前富裕家庭。此外，来自“非核心家庭成员”的支持，尤其是婚姻、母系、海外关系的支持，也扮演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有一些人在很早的时候，就通过各种渠道移民境外，并极大地受益于20世纪80年代的价格双轨制、“倒爷潮”和对“外商”投资的特殊照顾政策。此外还需要注意的是，大多数的富豪在创业之初的“启动资本”虽然绝对数额在今天看来非常少，但在当时，仍然是一笔不小的资本。而这些启动资本，也与他们的家庭网络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文化资本的作用同样不能忽视。有超过一半的第一代企业家接受过大专以上的全日制教育。尽管理工科“专业对口”的比例在创业第一份工作中体现得非常明显，但教育所带来的效益，也许并不尽然体现为经理人的技能这样的直接“人力资本”收益。对许多人来说，高等教育的作用是“间接”的：通过当时尚属公平的高考接受高等教育，成为他们得以在毕业之后进入“体制内”的入场券。

公立机构的任职经历，究竟如何给这些亿万富豪们的创业带来好处？数据显示大约有四成富豪在创业前有过在公立机构工作的经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下海”，主要还是因为当时低微的体制内工资或者压抑的工作环境无法满足他们的抱负。最后一份体制内工作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这份工作既可以提供市场信息和工作经验，也可以提供人脉。但除了少数个案外，他们中的大多数在“下海”之初，并没有超越地方政治层次的强硬的政治纽带，尽管与地方政府的“合作”（或者在某些案例中，用“卑躬屈膝”更为合适）是他们很多人不得不面对的事实。此外，很少有“直接私有化”大型国企的案例，“管理层收购”更是凤毛麟角。当然，“改制”过程中充满了其他形式的私有产权的建立策略。

不可否认的是，今天中国的环境之于过去已经有着很大的不同。一些对社会流动持悲观态度的人也许会认为，未来不再会大规模出现出身社会底层的富豪。笔者现在无法预测在未来，比如二十年里，最富有企业家的构成和来源是否会发生实质性的改变——这取决于太多不可确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一个健康发展、有活力的经济体中，总会有一部分来自社会中下层的人——也许他们的出身不会过于“低下”，通过奋斗，成为新的经济精英。这也许正是中国梦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