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风险拆弹的三项注意

 

    |文•本刊特约记者 李长风

 

    在2012年年底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国政府首次把“过剩产能”这一概念放在核心位置，并明确指出经济政策“要高度重视财政金融领域存在的风险隐患，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这被众多经济学者和市场人士理解为，中国新任政府开始要拆除自身经济发展的隐患。

 

    可问题是，这一次中国经济问题远比以前要难以拿捏。不久前，玫瑰石顾问公司董事谢国忠在其文章中用略显忧虑的笔触写道：“这是一个两难的局面：如果泡沫消失，政府就会不稳定；如果泡沫继续，社会就会不稳定。选择是艰难的，但中国必须作出选择。”

 

    是的，中国必须作出选择。目前，中国政府负债率已超过GDP的75%，金融体系发放的信贷总额更已超过GDP的155%。而更加严重的是，这一数字未必经得起推敲。

 

    经济数据之困

 

    2013年5月9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了4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在此次发布的指数中，CPI只是同比小幅反弹了2.4%，PPI下降2.6%。这使很多外国媒体大为迷惑，在他们看来，在全球经济复苏艰难的大背景下，在中国4月弱复苏的内部环境中，取得这样的成绩有些不可思议。对此，很多国内学者也持质疑态度。

 

    实际上，中国经济数据的失真早已让很多人深恶痛绝。有人曾以进出口数据为例道破过其中“天机”，按照官方统计数据，2013年4月份进口同比增长16.8%，高于3月份的14.1%。出口同比增长14.7%，高于3月份的10%。这意味着中国4月份出现182亿美元的贸易顺差。但这一数据和出口国的数据一对照，立即就看出了其中的破绽，中国主要出口与进口国的外贸数据和中国公布的外贸数据难以吻合。

 

    不久前，《21世纪经济报道》曾在还原广东海关一季度的数据时，援引了一位广东外贸系统人士的话：“贸易异常主要源于深圳一季度贸易的异常增长，广东部分地市进出口是下降的，但深圳口岸前两个的进出口额同比增长了61.5%。深圳的异常增长不仅仅推高了广东省的贸易数据，也明显拉高了全国的贸易统计。”而后，当媒体深入调查后却发现，推高数据的真正原因并不是外贸增长，而是数据造假。而让人忧心的是，这一现象早已是一个体制性、系统性的公开秘密。

 

    据说，在保税区内外，进出口企业通过让 物流 公司的货柜车不停“换牌照”，反复“进出关”，货物“一日游”若干趟，就可以使当地政府与企业双双获利。一方面，进出口企业一批货物多次报关通关，骗取了海关退税单，物流公司通过把货物拉去保税区赚取了可观利润；另一方面，地方政府调控了数据，造成进出口额同比增长的假象。

 

    以小观大，外贸数据的统计失真背后，应该是 制造业 PMI、消费物价指数CPI，甚至金融存贷等一大批数据的集体失真，从这一点想来，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各地能在数据调控上呼风唤雨，立竿见影了。也许在某些人看来，这样的问题只是疥癞之疾。可不久前发生的两件事，应能给持此意见的人士以警醒。

 

    一件是，知名学者许小年在最近一次演讲中明确表示，基于对中国统计数据真实性的怀疑，将不再对经济行为作任何预测；另一件是，在尚德事件发酵两年期间，包括国开行在内的多家债权行对所涉不良贷款讳莫如深，从没有一家机构坦陈自己所涉不良贷款的数额和风险应对，直到尚德进入破产程序，媒体和公众才从法院获知其尚未偿还的贷款超过70亿，而且绝大多数债权银行都是 上市 银行，可是这一数据从未在这些银行之前的年报中得到体现。

 

    破而不破的企业

 

    与数据失真对应，中国经济的另一问题是该破产的企业难以破产，这让中国经济陷入产能过剩而难以自拔。以最近“兼职养猪”的钢企来看，虽然国内钢材市场疲软，供给严重大于需求，但钢铁企业依旧在钢材价格狂降下持续经营，并能在利润持续下滑亏损时不断扩大产能。2013年4月27日，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的一季度行业信息通报显示，中国大中型钢铁企业出现扭亏为盈，摆脱了去年四季度全行业亏损窘境，但与此同时，全国钢铁产能快速释放，一季度全国平均日产粗钢创出历史新高，这也再次导致社会库存高企，钢厂利润逐月下滑。

 

    对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冯飞一针见血地说：“唯GDP的行政考核模式，是导致钢铁产能过剩的主要原因。”不久前，国家相关部门出台了淘汰落后产能的政策，希望通过调整，5年淘汰落后炼钢产能7,800万吨。但实际上，这样的政策被钢铁行业认定为很难落地。众所周知，中国钢铁行业中，国企占主导地位，相对于民营钢铁企业，国有钢铁企业普遍成本较高。不过，由于钢铁属于资金密集、劳动力密集型行业，可以大幅带动地方GDP、税收增长。在此驱动下，地方政府通过土地优惠、税收减免、投资补贴等各种方式来吸引企业，甚至利用行政手段对钢铁项目直接干预，造成了投资行为的扭曲和投资预期的改变。有些企业投资不看重项目本身的盈利性和发展前景，而是看重项目背后的土地、矿产等资源。

 

    实际上，中国众多行业与钢铁行业一样，淘汰过剩产能艰难，并不是行业本身的问题，而是整个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必然导致的。要想破解产能过剩的困局，根本出路是转变政府职能。这不仅要求中国政府要放开 管控 ，使应破产的企业彻底破产，并在市场公平原则下建立降低企业破产成本、兼并重组成本的援助机制。还要求中国政府建立“退出援助机制”，帮助破产企业员工再就业。

 

    重启创造就业的企业

 

    实际上，中国经济的核心问题和美国经济一样，最终要归结于就业上。可问题是，作为承载就业的基础——不断诞生中小企业的产业生态正面临着严重破坏。一方面，拥有创新创业能力的中国人疯狂涌向国外；另一方面，银行贷款继续流向大型国有企业，这些企业继续狂赌“铁公基”。

 

    一个明显的信号是，在不久前召开的国资委会议上，新任国资委主任蒋洁敏要求央企今年增加值要达到8%，利润增长10%，蒋洁敏说：“这既是经济责任，也是政治责任。”这让很多知晓国资委企业现状的人担忧起来。在刚刚过去的2012年中，以中国石油、中国远洋为代表的特大型国有企业交了一份难看的答卷。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研究员更是不客气地批评说：“这些企业不可能担起中国经济前行的重任。一者，这些企业大多陷在产能过剩的泥沼中难以自拔，加大投资只能是打水漂；二者，这些企业在前几年4万亿投资中达到了规模的极限，现在已不能提供新的就业空间。”

 

    仿佛是在为这样的说法进行注释，《经济学人》在近期刊登的一篇名为《谁创造了就业机会？》的文章中指出，移民企业家已成为美国就业的生力军，此文作者用更为广阔的视角描述说，现在很多人都在讨论移民问题，但极少人会注意到这么个事实：外国企业家为美国本地人创造了很多就业机会……也许，一场关乎美国未来兴衰的讨论也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