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战略思维的“非常6+1”

    日本在近现代战争中战术上的成功与理性，并不能掩盖国家战略的短视与狂妄；但至少也说明，日本人在战略思维上的特点，是必须认真对待与研究的问题：日本的战略思维，既有日本人国民性格的基因，在战略方法上，却是原汁原味地领会了《孙子兵法》，反而是中国的战略思维，总是背离了老祖宗的智慧财富。

    战略思维，即指导特定组织行动的方法与逻辑。了解对手的战略思维特点，方可谓“顺详敌之意”，才能千里杀将，或者不战而屈人之兵。

    研究日本者，以关注其文化与国民性格者居多，戴季陶的《日本论》（1928年），蒋百里的《日本人》（1939年），到著名的《菊花与刀》（1944年完成，1947年公开出版）。其中，《菊花与刀》被认为影响了美国的对日战法（原子弹逼降、不采取登陆日本本土作战、保留天皇等），甚至影响了美国对日本的占领与统治方式。

    《菊与刀》为美国人如何做好日本的征服者提供了文化指南，中国作为在半个世纪里被日本征服、侵害的国家，对日本的研究却仍然以日本文化为核心，就有点大谬不然、南辕北撤了。

    作为中国近现代最大的侵略者，中国对日本的心态是蔑视加仇恨再加几分羡慕，缺少的是冷静的剖析。抗日就是游行加抵制日货，却没有认真总结日本人屡败历届中国政府（清朝、袁世凯、蒋介石）的战略思维。战略短视的国家，被动挨打是必然之事。

    本文希望对中国的日本研究及其路向有所补益。

    日本人的战略思维特点，有战略的普遍性因素，也有日本国民性、特别是对中国情结的特殊性。日本人对中国的战略，以全世界范围来看，是独此一国、绝无仅有。恰恰是这个独一无二，让中国以两个朝代的覆灭、3500万人的代价，遭受了最沉痛的损失。

    基于日本对中国战略的策动与实施过程，从明治维新到1945年的历史轨迹，总结为七个战略要素，由一个战略目标与六个战略方法组成的完整的国家战略系统。为便于记忆，取名为日本人战略思维的“非常6+1”。

    先说日本运用纯熟的六个战略方法：

    1、战略烟雾：麻痹对手。

    为了掠夺中国的财富，在丰臣秀吉的海盗战略失败后，日本逐步形成了以朝鲜为跳板、割据东北、控制华北的战略。直到甲午战争，清政府对于日本假道朝鲜侵略中国的意图，要么是不知道，要么是知道了当做笑谈。

    日本人为了麻痹清政府，打出一副帮助朝鲜的正义嘴脸，培植朝鲜内部的革命势力，目的就是将清朝的宗主势力先赶出去，获得朝鲜这块进军中国的战略跳板。

    利用溥仪成立满洲国，偷袭珍珠港前对美国的示好，日本人在战略烟雾上都费尽心机。战略烟雾的最大目的，就是麻痹对手。钓鱼岛国有化有利“维稳”论，就是一个新的战略烟雾，即灌给中国与美国的迷魂汤。

    2、战术准备：精密算计。

    日本的剑术、茶道、插花、漆器等，都侵润着注重细节、算计、专注等精神，与不求甚解、崇尚无为的中国性格相比，日本人崇尚精密算计与高度可控。

    无论是甲午前日本举全国之力的海军建设，对中国军事、经济、政治战略情报的搜集，满洲国的殖民化，或是偷袭珍珠港的计划，即使是松山战役体现出的对战斗地形与防御火力的科学配置，无一不体现日本在战术准备上的不厌其烦与钻研精神。

    这种无中生有、巧能成事的战术准备，使一切偶发的行动都与最终目的相联系：到现在，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都被日本人刻意描述为类似萨拉热窝刺杀案的“偶发事件”，就像将西门庆勾引潘金莲，归结为潘金莲的窗帘杆偶然砸到了西门庆。

    这些睁眼讲瞎话、瞒天过海的论调，竟然被部分中国的历史研究学者相信——这些历史学家的战略智商基本为零。

    3、唯胜为大：没有底线。

    日本人有切腹自杀的性格，也有翻脸像翻书的秉性，在日本人，坚毅与投降是可以并存在一个人身上，为了胜利的投降，向强者屈服及学习，并不可耻。黑船事件、原子弹之后日本对美国的态度，就是这种性格的体现。为了胜利，日本人什么都愿意去干，没有任何道德的、原则的、面子的顾忌。

    这种能上能下的二皮脸性格，中国人还真是不具备。很多时候，中国人的性格很“宋襄公”，如被儒家赞颂的正冠而亡的子路。

    对日本人，要么你彻底征服他，要么他就会彻底征服你，这是日本人战略思维的逻辑。中国人喜欢的双赢、为对方考虑（厚道）等，在日本文化里几乎没有。投降与妥协是日本人理解的弱势者的策略——其实这就是屈服的本质。

    4、间接路线：乱军引胜。

    间接路线战略，就是《三十六计。声东击西》里的“敌志乱萃”、《孙子兵法。谋攻》里的“乱军引胜”。间接路线方法包括培植内间内应（上智为间），支持敌国内部的不同政见者，让敌方决策层内部产生分歧，渲染社会矛盾造成社会各阶层离心离德。

    间接路线的主要目标，是敌方决策层及社会精英，使这些掌权者内部分化，社会思想混乱失去凝聚力等。

    鲁登道夫在《总体战》（1935年）一书里写道：民族的精神团结是总体战的基础。军队扎根于人民，是人民的一个组成部分。人民的力量表现在其体力的、经济的和精神的力量上，并决定了军队在总体战中的力量强弱。精神力量在维护民族生存的斗争中是必不可少的，它可以使军民团结如一，休戚与共。只有精神团结能最终决定这场争取民族生存战争的结局。单单依靠这种精神团结，人民便可以不断向艰苦搏斗的军队输送新的精神力量，就能甘为军队工作，甚至在战争艰辛和敌人攻击下，也能始终保持克敌制胜的不屈不挠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