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03日    中国经济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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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昂贵北方的背后
  
  前些年回老家,总是行色匆匆。今年不然,一路走来一路看。不说别的,单说沈阳、成都两地的出租车,就反映出了一些问题。

  沈阳的出租车,基本上清一色的桑塔纳。成都的出租车,车型很杂,但夏利车居多。不同档次的出租车型,是不是反映出成都的经济落后沈阳很多呢?事实不是这样。成都和沈阳两地人均收入差别不大,吃住等生活条件差别也不大,经济的差距应该不大。返回沈阳的时候,我特意问了一些出租车司机,司机们回答是:沈阳的桑塔纳出租车是政府硬性的规定。

  桑塔纳价格近于夏利的两倍。无疑,其它条件相同,沈阳出租车的里程均衡价格要高于成都出租车的里程均衡价格;相应地,均衡的交易数量也要小于成都的均衡交易数量;其它条件相同,沈阳出租车的数量少于成都出租车的数量,打车人次也要少于成都的打车人次,人们只好选择坐公交等替代方式。

  由于政府的干预,在沈阳,人们或者减少交易量,或者以低效率的方式替代高效率的方式。也就是说,当地政府干预提高了人们在沈阳生活、工作的成本,政府干预是造成经济交易费用高的直接原因。

  但政府的这种干预经济方式,是不会有好结果的。要知道,在正交易费用的世界上,做大蛋糕并不必然地意味着自己分得的那一份会大起来;做小蛋糕也不必然地意味着自己分得的那一份会小起来。笔者长期从事经济研究,发现造成经济交易费用高的原因有三:一是私产的界定和保护不好;二是法治不力;三是政府没有履行好自己的职责,介入具体经济活动过多。

  因此,要避免经济的高成本交易,政府的职能应该调整为:一是界定和保护产权;二是推行法治;三是提供某些公共产品;四是进行必要的宏观调控。

  为什么要把“界定和保护产权”放在政府职能的第一位呢?人有促进生产和增加社会福利的一面,但也有增加交易费用和减少社会福利的一面。经济学原理之一的“经济人假设”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是“经济人”,也可称“实利人”,人的一切行为都是最大限度满足自己的私利。出于对私利的追求,人们可能坑蒙拐骗、损人利己,这会增加经济的交易费用。因此对产权明晰化,并切实保护它,就能减少因产权不清而造成的交易费用提高。从这点来说,政府尤其应注重保护私有产权。

  但是,只靠保护私有产权就能降低交易费用吗?答案是否定的。在现代社会,市场经济以非现货交易为主,并且跨越的空间范围很大,仅靠声誉机制很难确保交易的正常进行。现代市场经济通常要借助第三方来协助执行合约和完成交易,这个第三方不是别的,正是法治。

  私产、法治不是市场运行的结果,而是市场有效运行的前提条件。这个前提条件是需要政府来创造和维持的。所以,经济的交易费用高,归根结底是因为政府没有履行好自己职能的缘故。政府介入具体经济活动过多,难免会破坏私有产权;政府介入具体经济活动过多,法治也很难推行。

  最近又有某市以政府名义下发文件,硬要将国家明文规定的出租车报废时间由8年提前为5年,其结果自然是政府搬起石头砸了政府自己的脚。

  出租车的问题,似乎只是一件小事,但一叶落而知秋寒:政府在这方面干预经济,在别的方面一定也会干预经济。莫里斯证明拥有信息的人应该获得信息租金;同样的,拥有权力的人也是要获得权力租金。要避免政府干预经济而出现的权力租金问题,当务之急,还是政府的职能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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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老人爱清静,可附近常有小孩玩,吵得他要命,于是他把小孩召集过来,说:我这很冷清,谢谢你们让这更热闹,说完每人发三颗糖。孩子们很开心,天天来玩。几天后,每人只给2颗,再后来给1颗,最后就不给了。孩子们生气说:以后再也不来这给你热闹了。老人清静了。

境界思维:抓住人性的弱点,无事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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