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为而治：“温州模式”的成功启示

在各级地方政府带领群众致富奔小康的过程中，有些地方采用先扶植个别大户，期望先富带后富，最后大家共同富，但结果却是富了少数，整个地方经济仍然按黯然失色；有的地方政府强行要求农民集资兴办乡镇企业，但结果是“赔了夫人又折兵”；有的因为政府陷入太深而出现活力欠缺、后劲不足的问题。那么，政府在经济建设中到底该如何定位自己的角色，如何把握好“有所为有所不为”之间的“度”呢？

在这个问题上，温州地方政府在创造闻名遐尔的“温州模式”过程中的“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做法，用事实证明符合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和新时期的为政之道。笔者认为，相对于很多地方政府“横插竖管”、“乱抓乱管”、“胡子眉毛一把抓”、“抓芝麻丢西瓜”而言，温州模式最根本的经验实际上就是政府的“无为而治”。

核心内容（一级）

1．有所为：给生产力松绑，为生产力保驾；
2．有所不为：政府一毛不拔，事业兴旺发达；
3．政府宏观调控，人民积极行动。
（以上黑体）

所谓温州模式是对温州独特经济发展格局的一种理论概括。

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温州人从赚小钱开始，靠小商品催熟了大市场，温州形成了全国最大的皮鞋生产、眼镜加工基地，服装业年销售500亿元，打火机市场占有率全国第一，而且还拥有7个中国驰名商标。现在，温州商品已成为中国在国际市场上最有竞争力的商品之一。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温州模式进入制度、技术、市场和产品的全面创新阶段，工业和人口向城镇集聚，城镇建设市场化，产品和企业向规模化、公司制和品牌经营迈进，本地专业市场进入衰退期。

“温州模式”这一提法最早出现于1985年5月12日上海《解放日报》头版以《乡镇工业看苏南，家庭工业看浙南——温州33万人从事家庭工业》为题的报道中。1997年十五大之后，“温州模式”正式出现在官方的文件中，温州经济的一系列亮点也被经济学家们看好。如今，温州模式所涵盖的区域均已大大超出当初的命名，温州模式则扩展到台州、金华、宁波等地，一些学者甚至主张用“浙江模式”取而代之。

经济学家们对温州模式做出了新概括：多元产权+特色产业+专业市场+城镇集聚+政府引导；温州模式的实质为：民办，民营，民有，民享。

人们不禁要问，作为海防前线的温州，一无国家投资，二无集体家底，远离大中型工业城市，连弱辐射的光也沾不到，那它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呢？

20世纪80年代初，一大批温州人背井离乡做小生意，由供销员为骨干跑供销，从此家庭工业、联户企业迅速成长起来。

（1）千千万万的农民自己投资、自己创业，组建遍布农村，以血缘为纽带的家庭作坊式生产、销售或其它中介服务的“业主制企业”（如果也把它们称作企业的话）。它们完全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2）这些业主制企业按照市场的需求，彼此分工协作制造各种低品质的劳动密集产品，例如塑料编织袋、用城市企业的下脚料生产腈纶服装、塑料凉鞋、钮扣、拉练、各种证章、各种低品质的低压电器等等。

（3）通过十万供销员在全国各地推销产品或采购原材料，以及在本地建立各种专业市场（如桥头的钮扣市场、柳市的低压电器市场等），形成市场网络，以市场为媒介，借助市场配置资源，与各地的消费者（包括客户）建立密切的市场联系。

在此基础上，一村一品，一乡一业的大型专业市场迅速崛起。如苍南宜山晴纶纺织品，平阳肖江塑料编织袋，塘下的汽摩配件，瑞安仙降的再生塑料鞋、金乡镇家家户户生产商标、水头镇家家户户生产皮革等。其中特别突出的有：桥头镇家家户户都生产纽扣，一个镇的纽扣产销量占全国的80%以上，并逐步打向国际市场；柳市镇家家户户生产低压电器，其电器销量占领了全国1/3的市场。

温州经济发展的历程和良好势头表明了这样一个硬道理：真正的发展权蕴藏在民间，来自底层的自发秩序和组织形式往往是人类行为的理性选择，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真正英雄。温州市政府最大的政绩，就是以“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执政之道，最大限度地尊重、鼓励、保护了广大群众的强烈的致富欲望和坚忍不拔的创业精神，让群众自己驶上了致富的快车道。

内容解释（一级）

（一）有所为：给生产力松绑，为生产力保驾（二级）
政府要有所为，不过最应该为的是最大限度地解放先进生产力，最大程度为先进生产力保驾护航，也就是不遗余力地扶植私营经济、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性、创造性。

正如原温州市委书记董朝才说：“温州这些年发展很大，归根结底是发展非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后面是什么呢?是人民社会主义，人民来建设好自己的社会主义，的确已达到了这个目的。”我们可以从一个统计数据来说明：2001年，民营经济在温州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达到85％左右，在工业总产值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均占98％左右。

从工业化的发动者看，“温州模式”属私人发动型。

“温州模式”的非农产业的发动者和创业者是千千万万的农民，农民办企业，经营企业，承担风险，政府只是引导其发展，而不过多地干涉。这就是“无为而治”。

在“温州模式中”中，政府的职能是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硬环境和软环境）和引导企业按市场规则运作（如注意提高产品质量，打击“假冒伪劣”等）。政府只需宏观调控，不干涉企业内政，给企业提供宽松的环境，把能人（企业家）和社会闲散资本充分调动起来办企业，形成了一大帮能人带领千军万马奔小康的雄伟场面。

从温州政府在几个发展阶段中的所作所为，我们可以发现，政府很好把握握了“有所为有所不为”之间的“度”：

1．“假公济私”（三级）
整个20世纪80年代，温州人创造了“挂户企业”（家庭工业挂靠在某公有制单位，）的变通方式，解决了出外跑供销中交通住宿、接洽业务时有一个盖大红印章的正式介绍信的问题。政府对这种现象予以暗中支持。

2．为私企戴“红帽子”（三级）
1982年6月温岭市工商局颁发了第一个“联户集体”企业营业执照，1987年11月温州市政府颁发了我国股份合作制企业第一个政策性文件，将股份合作企业的所有制性质明确定性为公有制。实际上是瞒天过海，交了“制度”差，为私营企业戴上了红帽子，在市场化变革 的制度博弈中获得了先行优势和体制落差。

3．大建“能人”城镇（三级）
近几年，温州崛起了30个经济强镇。中心城市和经济强镇的迅速发展，其背后是乡村经济能人向城镇的集中。即把能人集中起来建城镇，通过城镇的建设又为能人更快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举例说明，龙港之所以被称为“中国农民第一城”，就是因为这座十多万人的新城全是由农民集资兴建的。

建镇之初，龙港镇的第一任镇长带领8个村干部拿着8000元开办费去同济大学，请城市规划设计师画了张图。而他们拿回这张图后，不是大规模地由政府出资搞建设，而是拿着规划图、前景描绘和“谁投资谁受益”的优惠政策去动员社会力量兴建城市，在全国率先推出土地有偿使用制度、城镇户籍管理制度和股份合作企业制度的“三大变革 ”，成功地走出一条不依赖国家投资、主要靠农民自身力量建设现代化城镇的新路子，被海内外誉为“中国农民自费建城的样板和中国第一座农民城”。

如今，该镇从3000人发展到12万人，累计社会总投资达70多亿元，成为农民建设小城镇的典范。印刷包装、毛纺毛毯、塑料纺织是龙港的三大支柱产业，通讯电缆、制药、仪器仪表等技术含量较高的行业在龙港不断发展壮大。目前，龙港已成为全国的一大印刷基地，印刷行业年产值近15亿元。现全镇有成型工业企业575家，其中股份合作企业410家，私营企业129家；个体工业12000家。年产值在500万元以上的企业55家，1000万元以上企业36家。龙港现有专业市场20多个，其中有全国最大的腈纶毛毯市场。龙港是浙江省和温州市综合实力主要强镇、苍南县经济中心、瓯南闽东北地区物资集散地、长江三角洲与闽南三角洲衔接部的新兴工贸港口中心城镇。

这种城镇的形成，可以让能人集中发展，与能人在各乡村分散办企业、分散发展相比，具有多方面的优越性：一方面，把能人集中到城镇，为能人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解决了基础设施、交通、通讯条件、社会环境、各种税费和摊派、社会治安等对能人的严重制约；还有，由于能人分散在各乡镇，容易产生小富即安的思想。另一方面，由能人来建城镇，通过他们雄厚的资金支持，能加快城镇基础设施的改善。促进城市规模和城区人口的迅速膨胀，能提高城区的购买力水平，从而促进城区第三产业的发展。

这种结果的形成，也正是政府“有所为”的结果，这是一种“抓大放小”的“有所为”。

（二）有所不为：政府一毛不拔，事业兴旺发达（二级）
“政府不管”是推动温州模式成功的关键所在。从整个温州模式之中，你几乎看不到政府搞形式主义、政绩工程、形象工程、面子工程；更见不到政府对企业搞“干涉内政”、“雁过拔毛、鸿过搜身”、“穿小鞋、上紧箍咒”。

有一个现象，温州市的大规模城市改造是近几年才开始动工和完成的。此前，有不少到过温州的人十分不解，温州人是那样富有，为什么城市建设这么差？这正是“温州政府不管”的真实写照时，是真正的高明之处——“先富民再富政府”，

在温州，有一个说法“政府一毛不拔，事业兴旺发达”。最大的市政工程——城镇建设也是以市场为导向建设的。通过“人民城市人民建、能人城市能人建”这套机制，温州市许多基础设施，如机场、街道等迅速建了起来。

“温州模式”是在“短缺经济”下建立和发展起来，非公有制企业的规模一般都很小，技术较落后，产品质量较低，且缺乏研究和开发新技术和新产品的力量，这种现状必须改变。但这种改变不是由政府来推动的，而是由市场需求的改变来刺激温州人自觉实现的。

温州商品曾一度成为假冒伪劣商品的代名词。如今，温州商品已是名牌的象征。例如，柳市的正泰集团、德力西集团、天正集团在引入新技术后，已使自己生产的低压电器产品的品质大为提高，品种也有大的调整。再如，由于引入了新的技术，温州生产的西服和皮鞋已经在国内外具有较好的信誉，当年生产的塑料鞋和用城市工厂的下脚料生产的锦纶针织服装早已被淘汰。这种改变也主要是由市场需求的改变来实现的，因为当我国经济长足发展，国内市场的普遍短缺已经结束，人们的收入大大提高以后，消费者和用户已不满足于那些低档次的商品，温州人自然不会再大量生产那种没有销路的低档次的小商品了。

在“温州模式”发展的初期，绝大多数是业主制的家庭作坊式企业，还有一些合伙企业。这类企业已无法适应温州经济发展的需要。有条件的企业按现代企业制度改制，并按现代企业制度来管理企业，这是发展“温州模式”的必由之路。至今，温州只有一家上市公司（东方集团），而且是由国有企业改制在我国证券市场上市的，民营企业上市的连一家也没有。面对这些不足，政府没有搞“包办婚姻”、“拉郎配”，没有硬捆几个企业成一个“什么什么集团”，而是全部由市场来推动。像正泰、德力西、天正和近年来迅速崛起的华峰工业集团，都与企业制度的变革 密不可分，这种改制完全是企业根据自身的发展需求自主完成的。

温州市长钱兴中说：“温州既无模式，更坚决拒绝模式”。政府给经济发展创造了最宽松的环境，让市场规律在经济发展中最有发言权。温州坚决拒绝“政府忙得不顾首尾，市场力量始终缺位”的情况出现。

（三）政府宏观调控，人民积极行动（二级）
温州人的聪明是远近闻名的，有人形容他们是“连头发心都是空的”。

政府抓住了地方经济发展所有制这个问题的”牛鼻子”，以几乎是彻底的非公有制，从根本上充分调动起了温州人每一个细胞的积极性，形成了千军万马抓经济、奔小康的滚滚洪流。

温州模式的文化渊源是永嘉文化(也叫浙东文化)。永嘉文化重经世致用，永嘉文化强调个性、个体、能力。温州人很早就提出“齐商办，捷商径，固商人，明商法”。温州人有很强的致富欲望和创业精神。在温州，家家户户有能人，家家户户都培育能人。能人成为温州当地最大的优势资源。所以，整个温州经济不是由少数几人支撑起来的，而是由成千上万的能人支撑起来的。温州经济萌芽初期，一些在集体企业、国有企业工作的业务员，利用职务之便，以公家的名誉接下业务，回来却分给了一些私人加工厂制作，这就是温州人“鬼精”的一个表现。

温州的这种产业模式是家庭生产经营模式的产物。这种家庭经营模式，可以概括为6个家家户户：家家户户开发项目、家家户户研究管理、家家户户融通资金、家家户户开拓市场、家家户户承担风险，结果是家家户户都有企业家。通过这种经营模式，不仅把每个家庭、每个亲戚朋友、每个人的体力和精力充分调动起来了，更重要的是把每个人的智慧都充分调动起来了。由于每个家庭都是生产经营者和投资决策者，而他们的资金是一家人多年所积蓄的血汗钱，不敢轻易在不熟悉的行业冒险，只有看到本村或本乡有人生产某个产品成功了，就跟着学，照葫芦画瓢。大家都这么模仿，一家生产纽扣成功，就带动几十家甚至几百家转向非农产品生产，避免了企业经营过程中的投资失误。

的确，温州人几乎个个都是经济能人，但是只有在完全市场经济体制的条件下，他们的聪明才智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正是由于当地政府抓住了地方经济发展的所有制问题这个”牛鼻子”，从根本上充分调动起了温州人的积极性，才有今天温州的辉煌。

商理应用（一级）

本商理对于广大乡镇、街道基层领导如何组织资源带领大家集体致富，对企业主、职业经理人搞好企业经营管理工作，均可起到明确思路和方法的借鉴作用。

（文章节选自作者出版作品《中国当代商理荟萃——中国当代企业竞争方法》）

商理缘起（一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