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温州模式的深层次思考

    摘要: “温州模式”的成功依赖于其独特的外部条件和内在动因。与其他地区客观环境的差异和自身发展的局限，使得“温州模式”在现阶段并不适合普遍地被我国其他地区所接受。只有当“温州模式”实现了新的转换，焕发出又一轮强大生命力时，其普遍性才能真正的体现出来。因此，就目前阶段而言，“温州模式”只具备可借鉴性，而不具备广泛意义上的普遍性。
　　关键词:温州模式；外部条件；内在动因；普遍性
　　何为“温州模式”？学术界给出了许多理解，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赵伟（1999）和杜润生（2000）的观点.赵伟提出了温州模式是一种“新古典区域工业化范式”；而杜润生认为温州经济是一种自发、稳定、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秩序。我们认为，温州模式的基本内涵包括了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温州模式即是一种经济发展的模式；其二它也是一种经济体制变革 的模式；它的核心在于：充分尊重和发挥民众的首创精神，将经济体制变革 与经济发展有机的融为一体，使变革 和发展在区域经济与社会变革中成为一个相互促进的动态变化过程。
　　一．温州模式存在的外部条件
　　“温州模式”之所以能引起人们普遍的关注，在于它以其独特的发展模式，强大的生命力，以及超前的意识，在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超越了全国许多地区，成为了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独树一帜的典型实例。它的成功依赖于其独特的外部条件和内在动因，从外部条件来看，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独特的文化背景
　　中国在历史上是一个以农耕为主的国家，前后2000多年的封建制度得以长期维系，传统的儒家文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在我国南宋时期的温州，却形成了与传统儒家文化大相径庭的永嘉学派。永嘉人在浓烈的温州商业氛围熏陶下，竖起“讲实际、重事功”的旗帜，倡导“成其利、致其义”。作为一种文化的积淀与传承，这种思想融入到今天温州人特有的精神世界与人格禀性之中，使得他们今天能抛弃“乡土观念”，敢于走南闯北；摒弃“重义轻利”，倡导以利致义；破除“安于现状”，勇于创新进取。因此，当变革 开放大潮涌起时，温州所拥有的人力资源充分发挥出潜在的优势，出现数以百万计的家庭企业和购销大军，不断捕捉商机，迅速进行资本原始积累，加快了以农村工业化进程为特征的区域经济发展，也使得温州成为了全国经济中一道独特的风景。
　　2．实事求是的地方政府
　　温州自古以来重商的文化背景造就了当代温州独特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取得的巨大成功。但全国很多地区，自古也是有经商的文化底蕴如福建的泉州、山西明清时期的钱庄等等，他们在今天民间资本的发展却远远落后与温州。因此，一个地区民间资本的发展不仅取决于当地的文化背景还在于要有一个实事求是的地方政府的扶持。温州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正是温州政府给予温州私营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护和扶持，才使得温州的经济能在公有制经济的夹缝中得以成长并取得成功。主要表现在政府降低民营经济风险的“无为”上：顺应民营经济的发展和甘冒政治风险对于私营经济打压上的“无为”；以及在营造外部环境的“有为”上：突破政策，率先变革 ，监督质量，改善民营企业的外部软、硬环境等。这些内部的“无为”和外部的“有为”举措，为温州民营经济提供了培育发展的土壤、安全的政治环境以及有利的外部条件。因而面对温州经济的繁荣发展，如果说其地方政府有什么高明之处的话，那就是他们都选择了实事求是的态度。
　　3．  变革 的机遇
　　温州经济在其发展的初期阶段，由于国家整体受意识形态的束缚，其成长的历程伴随着坎坷和崎岖，人们虽然有心发展经济，可事实上发展的过程并不那么顺利。但是随着1992年小平同志南方讲话的发表，以及中共十四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变革 目标的确立，都为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宽松的体制环境，从而使得温州的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良好发展机遇，其优势立刻在随后体现了出来。《公司法》的颁布，更是让越来越多的温州私营企业逐步选择了现代公司制的企业组织形式，从而更进一步加速了温州经济的发展和“温州模式”的确立。另一方面，在变革 之初，国民经济正处于短缺时期过后，国民爆发出了超需求的购买力，使本身就不完善的市场处于求大于供的状况之下，人们对于小商品的无限需求带给了善于把握机会的温州人无穷的商机。而温州私营企业正是把握住了这个机遇，从而奠定其进一步发展的坚实基础。
　　二．温州模式发展的内在动因
　　“温州模式”能够得以取得成功并延续至今，除了依赖于有利的客观环境，自身的内在动因才是激励其成功建立的主要原因。这些因素突出了“温州模式”的鲜明特点，并在当时对于“温州模式”的建立和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我们将其发展的内在动因主要归为三个方面。
　　1．清晰的产权制度
　　温州清晰的私有产权，其形成主要依靠自下而上的体制外诱制性制度的变迁，是制度创新主体根据潜在的创新受益于创新成本进行比较而产生的自发性制度变迁。变革 前的温州农村的集体经济基础十分薄弱，不具备大规模的形成集体产权的条件。因而只能通过市场自发地组织资源，由家庭或个人直接投资，形成私有产权，通过家庭生产队联合生产的替代，来完成农村的工业化和市场化。此外，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由于人地矛盾突出，温州农村多数家庭并不以单一的农耕卫生，通常还兼营家庭手工业。总而言之，温州农村的工业化进程沿着家庭工业所形成的私有产权制度这一路展开，企业的产权结构从一元走向多元，所有权与经营权也逐步走向两权分离，企业的组织形式由家庭经营逐步向家庭之间联合经营的股份合作制、公司制方向演变，从而使企业的产权更趋明晰。这些转变为温州经济的内源性增长提供了可持续性的保障。
　　资本内源性增长的特点可以从微观产业组织（企业）的产权结构上看到，即明晰的产权制度。要达到这一点，前提是必须拥有具备产权明晰条件的企业，而此类企业往往是非公有制企业，并且其产值总量占工业产值总量的比重往往较高。研究表明，浙江工业产值中“国有工业”比重为全国最低，而浙江内部地区之间比较，则表明温州最低。在温州，非公有制的产权明晰的企业由三类企业汇集而来：第一类是变革 开放过程中不断建立的私营企业，第二类是20世纪90年代脱去“红帽子”的“戴红帽子企业”（实为私营但挂着“集体”牌子的企业）， 第三类是“转制”过程中被拍卖的国有企业。时止20世纪90年代末，这些企业的产权完全或基本上是明晰的。这一点在制造业、商品零售、公路客货运输行业表现得最为突出。相比之下，在中国沿海不少地区，尤其在两三年前的苏南地区，“集体所有”下的模糊产权，制约了地区经济的内源性增长。
　　2．专业市场为依托的群体规模经济
　　温州民间投资发展模式的另一个特征是其特色鲜明的群体规模经济。温州群体规模经济以专业市场为依托，围绕各种主导产业和产品，形成了专业化分工和协作相结合的、以民营企业为主体的专业生产加工群体。例如低压电器行业、服装行业、打火机行业等一大批效率高、成本低、市场竞争力强的行业。这种方式最显著的优点是可以充分利用区域在资源、产业以及其他与产业相关的各种比较优势，通过集聚，使中小企业获得外部规模经济，克服内部规模经济不足，既增强了企业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力，又为区域发展提供了内生的增长机制。温州企业正是通过这种集群带来的规模效应，整合了资源，增强了竞争力，把握住了市场的先机从而获得成功的。
　　3．家族制的企业制度
　　在温州经济发展的整个阶段里，家族制企业一直是其一个重要特点。它凭借强大的凝聚力、艰苦创业的精神和灵活的经营机制，在企业创始之初有着别的类型企业不可比拟的优势。具体体现在减少代理成本、降低决策成本和协调成本等方面。传统温州企业规模不大，科技含量较低，区域的产业集中，因而采用此种企业制度管理起来相对简单。同时，温州的家族企业所有这件经营者能够更自主的解决决定某些问题，不需向家人多作解释，作决策也较快灵活。而建立在血缘、亲缘和姻缘关系基础上的家族成员更容易和能够为了家族利益而互相配合、团结奋斗，因此在企业内部形成了较强的凝聚力。这一点，大大节约了企业的成本，而这对于温州原始积累阶段的企业是至关重要的，也在“温州模式”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三．“温州模式”的普遍性
　　“温州模式”在温州已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因而关于此种模式的普遍性探讨已成为当前理论界和决策层极为关注的问题。毫无疑问，“温州模式”给我们无论是地区还是国家带来了许多有益的借鉴。例如在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变迁方面，尤其是对于沿海的一些地区，“温州模式”确实值得他们好好借鉴[1]。但是，若从更广泛的角度上讲，我们认为“温州模式”在现有的条件下还难以具有更大范围内的普遍意义。
　　诚然，借鉴一种成功的经济模式，不能仅仅照抄被参照区域的全部经济指标，或者模仿它的全部做法，否则，难免会有东施效颦的尴尬。而判断一种经济模式是否有推广的价值，我们认为主要观察两个方面：第一是此种模式的启动或称成长，是否要求有特殊的前提，比如地理位置，文化环境、资源禀赋、制度落差等等；第二是看这种模式自身是否完善或者说是否具有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基于以上两个方面的考察，由此引出我们的思考：
　　1．  观环境的差异与变化
　　从地理位置上讲，温州东濒东海，虽然沿海，但由于地处对台海防前线，建国后国家对温州投资很少。因此，温州少有国有大中型企业，国有经济成分相对于当时全国其他地区比重相当小，因而受到的政府扶持、补贴及外资投入都相当少。另一方面，贫乏的资源禀赋，也使得变革 前温州农村存在大量隐性失业人员。加之他们在历代相传重商文化的熏陶下，许多青年农民于是冲破体制束缚外出谋生创业。农村变革 后，农民获得生产经营自主权，农业比较收益过低而产生的经济利益牵引和劳动力挤出效应，从而使得民营经济能够得以快速的成长。
　　从以上这个因素分析可以看到，温州的地理条件虽然处于沿海，但是并没有像其他沿海城市那样从优越的地理位置中受益，受到国家的投资和照顾。因此可以说在温州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起决定性因素的并不是地理位置，而正是上文所提的历代相传的重商主义在温州人中间形成的人文精神，这种精神培养起温州人不怕困难，敢想敢拼敢试的气质。这一点却正是我国其他地区的人们所欠缺的。文化上的差异是细微而又深刻的，有时甚至是决定的，客观文化环境的影响也是潜移默化，并非一朝一夕可以达到的。没有文化上的保障，没有经过温州独特商业文化背景的熏陶，即便身处温州的环境下，也不一定能取得温州人所获得的成就。比如习惯了耕种生活的西部农民，是很难一时让他们向温州人那样走南闯北的去推销拉货的。因而，从这层次上讲，温州的文化环境既是其独特之处，同时也是其他地区效仿中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
　　 另一方面，目前的市场环境也起了相当大的变化。在“温州模式”兴起时，我国的变革 刚刚起步，几乎所有的商品都是短缺的，虽然农村非公有制企业生产的商品质量很低，但仍有巨大的市场。但是，随后这种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短缺经济”已经过去，各地的企业也已经逐渐摆脱计划经济的束缚，增强了活力，而且不少地方也成长了许多具有竞争力的非公有制企业。随着中国加入WTO，我国企业还将面临外国企业的更加强有力的竞争。这样一来，靠以低技术含量，劳动密集型行业起家进行资本积累的途径会相当困难。此时，对于内地一些尚未进行市场化变革 的地区而言，“温州模式”显然不能应用于现实的情况。加之目前我国各地市场化的程度相差很大，东、中、西各部之间在资金市场的发育、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及经济的国际化程度上都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根据以上分析我们认为，由于各地区外部因素的限定，决定了各自客观环境的差异，也就从另一方面制约了“温州模式”在这些地区推广的价值。  2．自身发展的局限
　　“温州模式”就目前来讲，已经获得了一定的成功，但如果从完善角度来讲，似乎还有不够。正如前文所述，要判断一种经济模式是否具有推广价值，必须得看其自身的完善程度，有无可继续发展的动力。仅从目前的“温州模式”来看，我们认为其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还面临着包括宏观体制以及自身发展等一系列的局限因素。这些因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1）金融与政治体制变革 的滞后
　　应该说，目前限制温州经济进一步自我完善和推广的最主要原因在于变革 的滞后，而这种滞后主要体现在金融和政治体制变革 的滞后性上。目前与温州制造业的制度变革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受到超区域政府控制的金融体制变革 的严重滞后。其重要标志，是商业银行依然属于国有垄断行业。这使得温州的非国有企业与国有银行之间产生了脱节：非国有中小企业与国有银行打交道的成本很高，养成了不靠银行发展的习惯。而这种银企脱节直接导致了两个问题：一是温州非国有企业“长不大”的问题；另一个则是金融秩序的混乱。这就限制了温州企业的进一步做大做强，因为非国有企业要靠自身的内部资本积累扩张规模，不大容易奏效，即使奏效，所费时间也旷日持久。而要参与区际甚至国际的竞争，这些非国有企业部门必须借助金融力量，走并购之路。金融体制变革 的滞后势必要影响到温州企业的竞争力和活力。
　　在政治变革 方面也有同样的问题。“温州模式”是在旧的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配套的政府管理体制下形成的，在其发展的前期乃至中期，政府的“无为而治”可以避免失当的干预。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在全国的初步建立，随着浙江经济在资源配置市场化方面的超前发展，加之温州非国有经济比重较大，市场力量发挥作用的突出，政府的“失灵”正越来越明显。其表现至少有两点：其一，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远远不够。突出的表现是城镇建设缺乏长远规划，存在严重的“朝令夕改”现象。其二，政府在规范市场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不够，致使假冒伪劣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这些问题，表面上似乎主要是由“地方保护主义”导致的，实际上反映了政府的“失灵”。而由此导致的投资环境恶化、投资外流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将会更大。以上这些都是重要的外部决定性因素，在这些问题没有解决之前，“温州模式”想要进一步发展和完善自身都是相当困难的，在其自身拓展还相当困难的情况下又如何谈及普遍性的意义。
　　（2）企业制度的单一
　　在“温州模式”发展的初期，人们创办的绝大多数是业主制的家庭作坊或企业，还有一些合伙企业，正如上文所述，这种制度在发展的初期确实有其独特的优势，为“温州模式”的创立和繁荣贡献了相当大的作用。但随着温州经济的发展，企业的逐渐做大，企业制度变革 的深入，其弊端也逐渐显露了出来。首先，企业所有者的权力无制约，缺乏民主管理机制和集思广益，加上决策者自身素质的局限，很容易决策失误而给企业尤其是规模扩大后的企业带来较大的风险。其次，人力资源的利用也是家族制企业面临的一大现实问题。由于企业继承人往往依血缘的亲疏，一些非家族成员很难进入企业的核心，从而对其他员工的工作热情和企业效率产生反面的影响，使企业在激烈的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另外，家族管理过分依赖传统家族制度来整合企业资源，这会严重束缚企业进一步的发展。诚然，从现实情况来看家族制的企业制度还拥有一定的存在空间，但要作为普遍性来推广，我们难以认同。
　　（3）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更新的缓慢
　　就温州的情况而言，以制造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在较长的时期内是难以改变的，但过去那种大量生产低档次的小商品的产品结构如果不加以改变的话，则将影响着今后温州企业的竞争力。因为当前我国的经济已经有了长足发展，人们的收入大大提高后，消费者和用户已经不满足于那些低档次的商品。在保持以制造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下，温州的企业必须在这些制造业中引入新技术，开发新产品，即使是传统的产业和传统的产品也应如此，否则就将跟不上消费者的消费习惯与喜好，丢掉了其赖以生存的市场。目前来看，温州已有一部分的企业正在朝着产品结构更新的方向上发展，但是更多的企业仍未意识到这个问题，仍旧停留在原来的产品结构。另一方面，“温州模式”虽在继续发展和提高劳动密集的制造业，但却忽视了发展某些技术密集、资本密集的产业，同时从技术力量等方面情况看，也不具备向高新技术产业进军的能力。在这样一个比较落后的产业结构下，温州其自身都面临着产业结构升级的风险，试问又如何能作为一种模式去推广呢？
　　四．基本结论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温州模式”实际上是20多年的市场经济发展历程在中国的一个浓缩，它完整地反映市场经济从萌芽到发生和发展的过程。特别地，它是在计划经济和公有制经济的夹缝中得以发展壮大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具有相当的典型性。从目前看来，以“温州模式”为代表的浙江经济的变革 与发展已基本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向初级市场经济转变的阶段。在这一过程中，大量个体私营经济成分的涌现，迅速改变了原来比较单一的所有制格局，极大地推动了经济的民营化进程。在它的发展过程中，涌现出许多值得关注和借鉴的成功之处，例如从外部环境来看，政府对于私营企业的态度（对内的无为和对外的有为）。从内在看，温州模式最值得借鉴的地方就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中的产权清晰问题等。而所有这些温州的成功经验都会为丰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起到很大的帮助。
　　然而历史是不断前进的，经济也是在不断发展中的，“温州模式”的诞生，是在独特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具有一定的历史偶然性。不可否认，“温州模式”的成功是有其自身独特的特点。但同时我们注意到，正是由于这些温州地区所特有的独特之处以及与其他地区客观环境的差异，从而使得此种模式在更广的范围内或者说在现阶段并不适合普遍地被我国其他地区所接受。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温州模式其实是一种“被逼出来”的模式，在发展初期既无政策扶植，又无外资投入，国有经济又少，国家的补贴也相应较少，温州就是在基于生存的基础下发展起来的。我们甚至认为这是温州模式发展的外部条件中的首要因素，而其他地区能有这么“好”的条件的地方实在是少，即使有也缺乏其他的必备因素如独特的文化背景、变革 初期的发展机遇等。另一方面，一个模式之所以能被称为“模式”，之所以能被普遍接受，是在于它本身的确定性和完善性，以及能够为大家所最大限度的接受和利用。对于“温州模式”来讲，经过多年的变革 ，它已经建立市场经济正常运行所要求的产权明晰的微观制度基础，但从本质上讲，如今其只实现了从传统计划经济向古典市场经济的转型。而目前正面临着一个由古典市场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转型，即向“新温州模式”的转变。也就是说，这个“模式”本身尚处在不完善和不确定的状态之中，是在一个模式向另一个模式转变的过渡期内，一些对原来模式有利的方面可能转而成为限制其新发展的束缚因素，而一些外部条件的限制也影响着温州模式的进一步发展。如果在阶段转换过程中无法取得新的进展和突破，而是基本固守原模式的经济组织和产业结构的特征，那么，“温州模式”将面临被“锁定”的危险，其自身的优势和特色也将逐渐褪去。在这个阶段，一种“新温州模式”正应运而生。如何处理好目前暴露出来的问题，顺利向着新的模式过渡是现阶段主要要解决的矛盾。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目前阶段的“温州模式”尚不完善、需要进一步的发展的问题，因而也难以具有广泛的普遍性意义。
　　结合以上的观点，从发展的角度来说，我们认为“温州模式”的普遍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自身的发展：即是否能够出现真正意义上的“新温州模式”，我们认为只有当“温州模式”实现了新的转换，焕发出又一轮强大生命力时，其普遍性才能真正的体现出来。但就目前阶段而言，“温州模式”只具备可借鉴性，而不具备广泛意义上的普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