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工厂的思考

　　每一年成为过去，总会给史记官们留下些故事。2010年中国值得记录的故事很多，有举国欢庆办世博，有举国痛悼玉树地震，还有广州亚运会，等等。

　　2010年，对于中国企业工业发展史而言，也是一个值得书写的年头。这一年，出现了一些劳资纠纷，特别是深圳富士康员工的“N 连跳”和佛山本田工人罢工事件，引发了人们的深度关注和思考。引发的思考很多，包括:在不断完善的市场 环境下，企业应如何提升自身管理和企业文化；在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的同时，应如何进一步改善员工，特别是一线工人的福 利待遇；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深入，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角色需要做些什么样的调整……

　　思考，本身就是一种进步，而且，它还会是更大进步的开始。

　　制造型企业的企业文化待完善

　　深圳富士康“N 连跳”，首先引发的是关于代工企业的企业文化和企业管理的思考。

　　毋庸讳言，富士康不当的制度和管理，是导致员工跳楼的直接原因。

　　“连跳事件”发生后，深圳市总工会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认为，富士康管理机制的“半军事化”、管理层级的“壁垒化”和“把人当作机器”的刚性管理手段，“对员工造成的心理压力乃至伤害是明显的”，客观上是导致员工由于个人问题 选择自杀的一大诱因。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劳动关系研究所教授常凯进行了深入分析。他说:富士康的工人生存状态是原始原子化的。工人之 间互相没有联系，而管理制度非常严格，服从管理是基本的企业文化原则。富士康对工人的工作计划 非常细致，工人就像零 部件一样，长时间的加班使得工人都成了机器，没有自我。工人的内心是孤独的、没有依靠的。因此，工人出了问题，心理 上排解不开，比较消极，可能就会选择一种极端的方式。这种极端的方式在高密度的人群当中更容易产生，也容易传染，而 一旦产生也难以控制。

　　因此，富士康对员工的管理忽略了他们的精神需求，对他们的精神生活关注很不够。

　　据富士康不少员工表示，在富士康工作感觉就像是一个机器，就是流水线上，单调枯燥的动作要反复不停的重复着，有 时候下班以后睡觉了，做梦时都感觉自已的手还在拧着锣丝。许多富士康人都有要“逃离富士康”的想法，说明富士康的凝 聚力缺乏，归属感缺乏。

　　管理学者王吉鹏指出:富士康的企业文化与现状不相匹配。这种形势下，富士康正确、清晰地制定下一个五年企业文化 建设规划则显得极为迫切，极为重要，需要以广泛的调研、员工访谈等形式，做好充分的准备，不能只重视企业理念的创新， 而忽视了理念背后的管理支撑，没有考虑到企业的管理实际。

　　我们常说，产品升级，产业升级；实际上，企业文化、企业管理也需要及时升级。管理问题是中国本土许多企业面临的 一大难题。而管理与文化，实际上是企业的外壳与灵魂，对于追求卓越的企业来说，实施文化强企战略，加强企业文化管理 是非常重要的。

　　提醒我们的企业，特别是制造型企业，不要只埋头顾着接订单；忽略了企业管理和企业文化的建设，是要吃大苦头的。 那些致力于在世界企业之林寻求一席之地、有着创造伟大企业的远大志向的企业人，更是要扎扎实实抓好这一环。

　廉价劳动力的产业模式难持续

　　无论是富士康跳楼风波，还是本田罢工事件，抑或其他劳资纠纷，一个根本原因在于，工人对薪资待遇的极大不满。

　　这是一个现实问题。长期以来，不少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利润增长点在于低工资、高劳动强度、低福利、低劳动保障。

　　近年来，靠着承接国外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中国成为公认的“世界加工厂”，大量加工装配类的外资企业在华建厂，尤其是来自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的企业，富士康就是其中之一。据商务部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2008 年 10 月份，在我国的 出口商品中，工业制品占比高达 94.6%，工业制品中加工贸易占比 49.9%。而我国的南方沿海城市如广州、深圳、珠海等地成为加工类外资企业的主要聚集地。

　　不可否认，这类产业的确给我国的经济增长做出过巨大贡献，尤其是在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方面功不可没，但是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整体工资水平的提高、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劳动保障方面政策的改变，隐藏在这类企业中的问 题逐渐浮出水面。

　　众所周知，廉价劳动力一直是我国吸引外来资本的最大优势之一。庞大数量的代工企业一直从事“来料加工、贴牌出口” 的业务，仅仅赚取国内外劳动力市场的差价，利润微薄且难以长远。

　　近期，很多学者和官员开始反思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认为中国单纯依赖廉价劳动力的低成本模式正在面临越来越大 的挑战。有分析人士指出，代工企业频发的劳资纠纷说明了中国已进入一场深刻的、大规模的劳资关系调整期，人们谈论已 久的经济结构转型获得了来自底层的驱动力量，“节点”提前到来，经济结构转型已经刻不容缓。

　　实际上，我国政府很早就提出要“加速推进产业转型与调整”，并提出要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将“中国制造”变为“中 国创造”。

　　我们知道所有的转型、升级都需要时间，我们相信 2010 年发生的一系列劳资纠纷是又一次善意的提醒。

　　对于经济发展，对于国家强大，工人们的最直观感受，就是自己福利待遇的提高、生活水平的提高。

　　不必讳言，中国工人的生存现状并不是很理想。中国大部分工厂的劳动力收入增速远远落后于企业利润以及 GDP 的增速， 加之房地产等问题的积累，贫富差距正在拉大，有统计表明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在在逐步远离 0.4 的国际公认警戒线而朝着 0.5 迈进，居民生存压力剧增，社会矛盾由此累积，并且开始区域化爆发。

　　工人的生存现状不仅引起了民众、专家学者的关注，也引发了政府的高度关注。可以说，改善民生是中国政府当下最 大的政治。在一系列中央级会议，诸如从中央到地方，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到全国“两会”，民生话题都是重要议题。政府 及时洞察并正视各种问题，正在致力于制定一系列富民政策，为的是让人民活得“更有尊严”。

　　为了吸引外资，我国曾经采取了各种优惠措施，从中央到地方，从税收到用地，对各类外资企业广开大门。但是，随 着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深化，以及资金的日渐充裕，我国相应地调整了用资政策，取消了一些优惠措施，出台了相关法律规 范，限制了部分企业在华生产，尤其是出台的新《劳动合同法》给劳动密集型企业低工资、低福利的用工方式以沉重打击。

　　进入 2010 年以来，我国有一批城市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人民日报》连续四周发文聚焦收入分配变革 ，社会各方更是 呼吁提高农民工工资，以此化解日益突出的民工荒及劳资矛盾等社会问题。

　　近日，陕西省、重庆市、北京市纷纷宣布自 2011 年元旦起上调最低工资标准。12 月 27 日，北京市人力社保局宣布，自 2011 年 1 月 1 日起，该市最低工资标准从目前的每月 960 元调整到每月 1160 元。陕西省于 12 月 25 日作出决定，2011 年 1 月 1 日实行新的最低工资标准，在现行基础上每月增加 100 元。这已是陕西在 6 个月内第二次调整。

　　相信在政府和企业的双重作用，中国的工人的生活会更加有保障。这有赖于企业与员工共同成长，共同获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