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与开放社会的双向因果关系

　一个简单的常识在这里被忽略:企业家得益于开放社会、得益于变革 开放。 但到了今天，因为自身利益的变化，企业家似乎开始变成开放社会的敌人

　　企业家与开放社会，是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一个健全的开放社会必然催生出很多优秀的企业家，企业家反过来也必 然促进开放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在这个意义上，对开放社会的观察，可以用企业家的发展数据、企业家的案例来做量化分析。 对企业家的观察，也可以用一个社会的开放程度，设定一些与开放有关的价值坐标，来做具体的考量。两种路径互为表里，促使我们找到社会发展、市场演进的内在原因。

　　企业家得益于开放社会

　　对中国企业家的观察，当然也能沿用上述的分析方法。事实上，这些年几乎重大的企业家新闻，都能在开放社会与企业家 关系的维度找到内因。我想提到的第一个案例，是 2010 年风起云涌的《经济观察报》记者仇子明被浙江遂昌县公安局网上通缉 案件。这个事闹得很凶，很多媒体非常气愤。在我看来，事情的主要性质就是上市公司与公权力结合，在公众知情权的层面， 破坏了市场经济的演进。必须指出，这是企业管理层主导，公权力推动的行为，它使得开放社会形成一种醒目的倒退。

　　我想到的第二个案例，是一名身在北京的知名企业家，他找了一个革命家的后代做爱人，现在开始怀念毛泽东时代的经济 行为方式和思想方式。这名企业家于 1992 年开始创业，到今天已经形成了不错的企业形态。渐渐开放的社会和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的有限发展，让他的企业有了机会，有了发展的模式。但他现在的所言所行，让我们匪夷所思。

　　他的一个观点是:中国的现代化是从 1949 年开始的，1949 年至 1978 年是另外一种现代化，毛泽东是变革 开放的领袖，是 领导中国人走向变革 开放，走向世界的一个了不起的人。

　　我曾问过他，如果你生活在上世纪 50 年代或 60 年代，你会有机会成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吗？你会赚这么多钱吗？他没有 回答我。

　　一个简单的常识在这里被忽略:企业家得益于开放社会、得益于变革 开放。但到了今天，因为自身利益的变化，企业家似 乎开始变成开放社会的敌人。

　　历史的真相摆在这里:1949 年至 1978 年，中国没有一名企业家，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人企业，一个真正的企业家都没有。 或者我们干脆说，连企业家的形态都没有。少数生存能力稍微强一些的人，偷偷跑单帮、做生意，被政府用投机倒把的罪名严 加惩处。

　　1978 年，是中国企业家的启蒙之年，到今天为止，中国已经出现了一大批企业家，身家过亿的企业家已经有 10 万人了， 身家超过 50 亿的企业家有 5000 人。这是醒目的变化，前无古人。而这个变化的背后最重要的因果关系，就是开放社会催生了 企业家的诞生。

　　横向的比较，也能说明问题。一个醒目的见证，就是美国作为一个开放国家，有特别多的企业家，像比尔盖茨、福特等； 日本也是，日本从“二战”以后出现了特别多的企业家。

　　所以说，开放社会和企业家之间，甚至是一种唯一的因果关系。韩国的开放比中国早不了多少年，但是，现在韩国已经拥 有三星、现代等非常了不起的企业，在全球 500 强中，他们以私人企业的身份闪亮登场，成为全球开放社会和市场体系中不可 忽略的一种力量。

　索罗斯是开放社会的硕果和推手

　　没有自由，没有开放，怎么会有今天星罗棋布的企业生态呢？怎么会有我们丰富的生活呢？这是个常识。由此，开放社会 成为我反复思考的路径，尤其是当我们把中国当下的经济格局放在全球化背景下阅读的时候，开放社会成为我们必须守住的第 一范式。比如，近一段时间，中国最大的企业事件，当然是谷歌离开中国大陆。

　　关于这一点，各种说辞纷至沓来。有人认为，这纯粹是一起企业战略事件，不值得上纲上线；有人则认为，这是正在开放 的中国的一次不开放的行为；有人认为，这是一起企业之间的竞争；有人则认为，这是一个开放的企业和一个不太开放的国家 之间的价值博弈。

　　索罗斯总是反复提到卡尔？波普尔的开放社会理念，这让我兴趣盎然。我的意思是说，从索罗斯的哲学里，也许我能找到 解读“谷歌事件”的相对周全的方法。这些年，金融大鳄索罗斯在全世界纵横捭阖，攻城掠地，他的方法论，应该是有某种启 示意义的。

　　卡尔？波普尔的名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在国内有一大批铁杆跟随者。这位举世闻名的哲学家和思想家，长期以来被西方学界誉为“开放社会之父”。从科学家到文史哲界的专家，从政界要员到企业家，无不深受波普尔学说的影响。尤其 是他的证伪主义方法论，甚至成为诸多商业天才的经营利器。而这一大批商业天才中，当然就包括了大名鼎鼎的索罗斯。

　　事实上，索罗斯是波普尔的嫡传学生。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索罗斯在伦敦经济学院读书，他提前一年完成了毕业考试， 为自己赢得了一年的自由时间。如何打发这一年的自由时光，索罗斯的选择是来到卡尔？波普尔的门下，让自己成为了他 的关门弟子。

　　从索罗斯后来的言说来看，波普尔对他构成真正影响的学术体系，仍然是著名的证伪方法。所以，索罗斯上来就复述 导师的观点，经验的真理不可能绝对确定，即使是科学原理，也要通过检验来证明。一个失败的检验就足以证伪，而再多 的确认性例证也不能完全证实。科学原理具有假设条件，其真实性要能经受证伪的检验，声称掌握绝对真理的意识形态是 一种错误的宣称，所以只能强加于社会，这类意识形态也会导致压抑。

　　有人说，索罗斯显然不是波普尔最喜欢的学生，这种表述不虚。事实上，索罗斯日后的发展显然没有沿着学术的方向 演进，他成了这个世界上最有财富的金融大家之一。但索罗斯本人不这么看。他自己认为，正是波普尔的开放社会理念对 他构成了毕生的影响，他才得以成功。而且，他沿着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方法论，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方法论，这就是索罗斯 反复解说的所谓反射性理论。

　　如何用最少的语句来陈述索罗斯的反射理论，并不容易，按照他不厌其烦的言说，似乎有点像物理学上的作用力与反 作用力，天体学上的宇宙和反宇宙，或者是社会学中的多样性、信息学里的无遮蔽多元信息场域。

　　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索罗斯的反射性理论，必须建立在他的导师波普尔的开放社会架构上。否则，索罗斯一切的 商业行为、一切的思想行为，均无从谈起。

　　这正是我喜欢索罗斯的理由之所在。在一个开放社会里，索罗斯简直就是一个怀疑一切的人，他总是试图寻找到更加 多样性的信息，逐条加以怀疑，然后组合出一套对自己有利的信息。索罗斯曾说，由于他在德国和前苏联占领的匈牙利生 活了很长时间，他知道一个不开放的社会如何抑制了他的才华，所以，他才如此热爱美国这样一个开放的社会。

　　不过，相对于观念的正确与否，索罗斯和他的导师一样，更加关注观念背后的方法论。即使在美国，索罗斯也一直坚 守波普尔开放社会的理念，坚守他自己的反射性方法，他是波普尔证伪主义方法论的真正门徒。

　　比如关于汹涌的金融危机，索罗斯就认为，这是信贷和杠杆使用的无止境增长导致的灾难，而背后的经济学逻辑则是: 金融市场可以自我调节，所以，可以听之任之。

　　索罗斯批评了里根总统和撒切尔夫人的市场原教旨主义信条，认为他们忽略了绝对自由市场的另外一种反射性，即人 的不确定性。而对于小布什总统发动的伊拉克战争，索罗斯认为，正是对美国开放性社会的某种收缩，比如传播的主导原 则和单一原则，才导致美国人最终同意小布什发动战争。在这样的意义上，索罗斯认为，这才是美国开放社会的最大危机。

　　任何一个人都很容易犯下矫枉过正的毛病，就像人的眼睛长在身体的前面，当我们朝前面看去，必然要丢失背后的风景， 当我们朝左边看去，必然要丢失右边的风景。人总是一个有限的人。

　　索罗斯显然是深深领悟到了这样的道理。如果我们去分析索罗斯这些年的金融大手笔，必然能发现，他总是试图超越 金融，站在一个更加周全的地方打点自己的生意，他不是那种坐井观天的小生意人。有些时候，他像批评家，有些时候， 他又像杀手，有些时候，他锱铢必较，有些时候，他却是一名彻底形而上的思想者。

　中国企业家的差距

　　在这样的意义上，中国的企业家显然与索罗斯存在极大的差距。毫无疑问，中国当代企业家都是开放社会的产物，没 有三十多年前的变革 开放，今天的企业家们一个也不会出现。但是，当这些企业家拥有了财富之后，我发现，有相当一批 人似乎成了开放社会的敌人。

　　最明显的例证，是今天的中国企业家普遍迷恋官商勾结，而官商勾结，毫无疑问是开放社会的死敌。在新经济领域， 很多年轻的企业家对越来越疯狂的信息封锁不仅不抵制，反而助纣为虐。幻想自己的竞争对手退出市场之后，自己可以分 得利益。殊不知，任何形式的信息遮蔽，都是对开放社会的遮蔽，而任何关于开放社会的抵制，最终必然导致企业的式微。 因为，人类企业发展史明显见证了一个事实，企业家必然是开放社会的产物。

　　一个成功的索罗斯，当然是开放社会的硕果。所以，索罗斯在 50 岁那一年，在他的对冲基金增长到 1 亿 美元之后，他开始思考，究竟什么事业才值得他继续发力？在漫长的思考之后，索罗斯终于决定建立一个致 力于促进开放社会的基金会。他为这个基金会确定了醒目的宗旨，就是促进封闭社会渐渐开放，弥补已经开 放社会的种种不足，倡导批判性的思维方式。

　　一名富可敌国的金融大鳄，愿意站在一个更加开放的社会中，对这个世界保持一种批评的姿态，这无论 如何值得善于拍马屁，善于官商勾结的中国企业家们学习。而关于今天的中国，索罗斯的建设性批评也让人 耳目一新，他说，现在的中国人还愿意以个人的自由服从于政治的稳定和经济的繁荣，但不可能永远这样。

　　腐败是个大问题，中国需要法治，需要公民批评政府，防止其滥用权力。中国需要成为一个更加开放的社会， 世界其他国家绝对不可能让个人的自由服从中国的繁荣。

　　关于索罗斯，还需要说一点，这名曾经因为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激动不已的商人，事实上比很多中 国人更能看到中国的危机；这名得益于美国开放社会的金融巨人，事实上一直在促进美国的进一步开放，他 对美国社会任何一点点与开放为敌的行为都保持着巨大的愤怒。

　　相比之下，中国的企业家们是不是一直保持一种开放的姿态呢？或者我们反过来说，当企业家们都不促 进开放，甚至甘愿充当开放社会的敌人，那些耀眼的财富，那些光鲜的公司，又能存活多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