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汰余的几次危机处理

实业家苏汰余（1885—1948）四川巴县人，原名苏必润，曾在重庆广益报社担任编辑，1907年，因撰文针砭时弊，被清廷通缉，不得已逃往汉口，改名苏汰余。之后，苏汰余进入川帮德厚荣百货土产号当职员，由于为人勤勉通达，精于文墨，深得副总经理徐荣廷赏识。德厚荣的老板刘象曦系川人巨商，光绪末年将德厚荣总部迁往汉口，资本数百万两白银，在汉口首屈一指。刘象曦在汉生意主要交由徐荣廷来打点。很快苏汰余在商场上崭露头角，成为徐荣廷的左膀右臂。辛亥革命爆发后，苏汰余在徐荣廷的鼓励下，经过一番深思，觉得自己很有经商能力，所以没有回到新闻界，反而将一份暂时避难的工作变成了终身职业。1912年，徐荣廷组织楚兴公司租营官办纱、布、丝、麻四局（原湖光总督张之洞创办的官营企业之一），委苏汰余为助手，掌管文牍和财务。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由于西方列强无暇顾及中国市场，加上楚兴管理得当，公司大量盈利，战后的1919年、1920 年，楚兴公司的销售利润竟达八百万两白银，相当于原始股本的十几倍。除去主要股东刘象曦获得的巨额利润外，徐荣廷分得股息、人红五十万两，苏汰余和其他两位高管张樵松、姚玉堂也各分得了三十万两白银。这为徐荣廷等人后来另起炉灶打下了基础。在苏汰余的建议下，楚兴公司有两项举措值得注意，可谓未雨绸缪，一是扩大资金积累，二是创办了自己的纺织专科学校。楚兴公司承租“四局”十年，除了要应付地方士绅和官僚的压榨之外，还深受各路军阀的掠夺。直到1921 年，楚兴公司的承租权终于为军阀所夺，连价值四十万两白银的设备、原料、成品也被霸占。

1921年秋，武昌沿江原湖北官钱局的地基上，一座新的纺织厂正悄悄地矗立起来。徐荣廷、苏汰余等人创办的“裕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鄂厂”挂牌运转。早在1919年，徐荣廷、苏汰余，布局管事张樵松和会计姚玉堂等人便已经意识到承租“四局”不是长久之计，垂涎者无所不在。因此筹建新的纺织企业的计划诞生了，苏汰余建议新的企业应为股份有限公司，设立董事会，实行董事长负责制。裕华股份有限公司因之成立，徐荣廷任董事长，徐荣廷、苏汰余、张樵松、姚玉堂、黄师让等人共同出资，筹银一百五十万两，正式开始建设新厂。

向管理要效益

1927年，局势极其混乱和动荡，加上连年灾荒，人民生活极度困窘，购买力大大下降，出现了 “花贵纱贱”的局面。许多厂家陷入严重亏损，纷纷倒闭或者转卖。裕华鄂厂同样陷入了危机，每日产量仅仅十余包，而工资、税收一切开支照旧。年近七旬的公司董事长徐荣廷看着这一切心急如焚，又束手无策，决定让位于苏汰余。在徐荣廷一番推心置腹的激励下，苏汰余不再推辞，挑起了董事长的担子。

苏汰余明白，时局动荡和纺织业不景气的局面，他是无法左右的，他能做的只有改变公司的现状，可以从管理入手，通过改进技术、提高质量和降低成本等方面来提高竞争力。但要做到这一点，会管理、懂技术的人才是不可缺少的。因此，苏汰余把目光放到了萧厚生、王子江等年轻人身上。苏汰余决定让萧厚生接替张樵松担任鄂厂厂长，并让他带人去日本参观学习一年。

由于日本人对技术保密，萧厚生等人先在天津的几个日本纱厂转了一圈，后去日本参观学习了一段时间，但并没有获得关键性的技术。两个月后，萧厚生有点沮丧地回到武昌，告诉苏汰余这次只学到了管理上的经验，没有学到先进的技术。苏汰余尽管有些遗憾但并不生气，他让萧厚生谈谈日本企业在管理上的独到之处。萧厚生总结了几点：一是他们的管理人员经常下车间，进行检查并协助清洁工作；二是毕业生初进工厂，先要下车间实习，再正式计划 工作；三是日本工厂要求纱机平车工作次数多，故而质量高于裕华；四是看车工人只有裕华的三分之二，效率高于裕华。苏汰余让萧厚生仔细琢磨日本企业的管理手段，逐步在裕华推行。同时，他决定另派人去日本学艺。在中国驻神户总领事和日华学会的帮助下，两名裕华鄂厂的技术骨干汪文竹、许伯馨以湖北工业学校学生的身份进入仙台丰旭纺织厂实习一年。二人参与了这个厂机器安装及所有的生产活动，连清花和浆纱两种从不外传的技术，也学到了手。他们白天上班，晚上画图，一年后，带着厚厚的实习报告回到了武昌。苏汰余两次派人赴日考察，学得了先进的管理手段和生产技术，大大提高了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使裕华公司重新获得了竞争力。

当时湖北广泛种植的粗绒棉品质最优的只能纺出16支纱，而只有纺出20支以上的纱支在市场上才能立足，1929年秋，苏汰余与人称“民国第一清官”的石瑛(时任湖北省建设厅厅长)一同筹建了湖北省棉业改良委员会。在石瑛的召集下，湖北纱厂联合会、武汉大学、进出口棉业公会和省建设厅等部门代表为改良棉种一事聚集一堂。在众人的推举下，石瑛宣布苏汰余为湖北棉业改良委员会主任委员。会上，苏汰余提出三点建议：一以徐家棚农场为棉籽实验基地，另建公安分场以扩大试验场地；二从出口棉花中，每担抽出六分，集中作为实验的推广经费；三派人出国留学考察，另请浙江农学院和河南大学的几位专家前来指导。

在湖北省棉业改良委员会的努力下，终于培育出亩产二百斤的优质籽棉，而且成熟期提前了二十天。因可以就地获得优质原料，使得裕华不但提高了产品质量，而且成本也大大降低了。

应对内部“文武冲突”

裕华鄂厂有一大批建厂之初就来厂工作的员工，这些人被称为“武帮”，他们自恃建厂有功、资格老、有实际经验，时常刁难那些从大专院校引进的被称为“文帮”的人才。这种对峙局面，严重影响了组织的健康。保全科长雷锡璋因此找苏汰余辞职，雷锡璋毕业于上海恒丰纺织学校，技术有专长，但“武帮”的管理人员却不予合作，常指使工人们故意刁难他。比如，他让工人安三匹综桃子织斜纹布，而工人却故意安上四匹综的桃子，等开不出车来，又说是雷锡璋让安四匹的，弄得他十分难堪。所以，他执意要离开裕华。尽管没有挽留住雷锡璋，但苏汰余明白，这个问题必须要解决了。不久，又发生了气走新上任的工程师朱育芳的事件。

苏汰余把厂长萧厚生找来，严厉叱问是谁带的头，结果发现带头者是萧厚生的一个亲戚。苏汰余召集所有工人开会，他盯着带头者看了很久，然后说：“你好大胆子，竟敢带头起哄，气走朱工，你自己说该怎么办吧？”那人不敢抬头，小声答道：“我错了，听候董事长处罚。”

苏汰余当场宣布，公司里长期存在文武之争，严重干扰了业务的正常进行，为了避免这种事情再次发生，扣发带头者一月薪金，留厂查看，以观后效。由于此人和萧厚生厂长有亲戚关系，萧厂长对此事也要负一定责任，扣发半个月的薪金。如果以后谁再带头闹事，不与技术人员合作，立即开除。这样，裕华鄂厂的“文帮”、“武帮”之争，终于偃旗息鼓。

不久，苏汰余便聘请留日学生祝士刚担任技术科长，负责改进生产设备。苏汰余认为：“日本各厂不但用人减少，而且机械日新。最近，大牵伸之发明，不用二三道粗纱机，即可由头道粗纱直接纺细纱，又使用自动布机，每人至多能管六十架，此等利器，无异是纺织界之机关枪，而我等尚用土枪土炮，无怪不能与之竞争。”祝士刚携苏汰余的余怒入厂，又一下子身居高位，尽管改进机器，会严重威胁工人的饭碗，但却没有发生前两次那样的不愉快事件。上到管理人员，下到普通工人都积极与之合作。很快，裕华鄂厂的细纱机全部改为立式大牵伸；牵伸倍数从七倍提高到十二倍，并拆除六十台粗纱机，一下子减少了二百多工人，而纱支色泽、条杆质量都大大提高，苏汰余在空出厂房中又添置了几千锭细纱机。

苏汰余还将钢丝机、钢丝针全部更新，并调整车速，建立擦车、平车制度，使裕华鄂厂面目一新。这些举措，同样降低了成本，提高了产量和质量。

苏汰余在雷锡璋事件时，隐忍不发，却抓住朱育芳事件不放，一举为后来变革扫清了障碍。苏汰余看到了“文武”之争的本质是“新旧”之争，所以从一开始，他就牢牢地握住了这场变革的主动权。很多时候，企业的生存危机只是最高管理者的事，而员工却无动于衷，从裕华的文武之争，就可看出这一点。如何拿捏变革的契机，如何把组织的意志真正变为组织成员的意志，这是管理者应该思考的。

资金链，安全第一

1931年，长江流域爆发特大洪涝灾害，二百多个县受灾，灾民两千八百多万人，直接死于洪水者近十五万人，损失相当于十三亿八千万银元。大水之后，长江流域棉产量锐减，而农民生活困苦，购买力又大大下降。日本纱厂趁机压价倾销，中国纱厂又纷纷面临着集体倒闭的危险。国民政府却出台了一项出卖民族利益的税收政策，对日本纱厂实行低税率，对国人开办的纱厂实行高税率。这对于民族纺织业来说，无疑雪上加霜。于是，在上海华商纱厂联合会的发动下，天津、汉口、无锡等分会一致决定，选派代表前往南京，向财政部请愿，要求增加进口关税，发放贷款，帮助各纱厂渡过难关。

1934年10月，苏汰余受华商纱厂联合会湖北分会的委派，以该会主席的身份，赶赴南京请愿。好友国民党元老石瑛时任南京市长，在他的斡旋下，财政部长孔祥熙终于答应见他们一面——请愿代表们列席国民党中常委会议。会上，孔祥熙与苏汰余发生争执，无理的孔祥熙有些狼狈，最终请愿不了了之。会后，苏汰余终于明白，以孔祥熙为代表的官僚资本本身也是民族企业的敌人，他们要挤垮民族工业，进而收归己有，以便谋取更多暴利。这让苏汰余极其失望。

很快，局面就变得有些戏剧化了，苏汰余回武昌不久，裕华大兴分厂负责人汪文竹从河北带来了一个消息，天津 中国银行副经理束云章通知华北地区各纺织厂代表到天津开会，内容是发放贷款。苏汰余想起，不久前在南京，孔祥熙明明当众拒绝给民办纱厂发放贷款和改变税收政策，怎么态度突然转变了？束云章之前做过的一件事，也让苏汰余犯起了嘀咕。1933年，天津宝成第三纺织厂因欠美商慎昌洋行的机器贷款，到期无力偿还，洋行便派一美国人出任该厂总经理，坐在那里，追讨债务。束云章见状，便决定由天津中国银行投资，将外债还清，使洋人撤走，从而轻松将该厂收归中国银行。苏汰余问汪文竹，束云章发放贷款有什么附加条件吗？汪文竹说，束云章本人倒没提，其他厂有人说，凡是接受贷款的厂家，要接受银行会计进驻监督，仓库还要挂上“中国银行抵押仓库”的牌子。苏汰余想，孔祥熙、束云章是不会真的大发慈悲的。

会上，束云章果然提出了那两个贷款的附加条件，这让各厂代表们的情绪顿时低落下去。大家心里都明白，一旦接受这两个条件，等于把工厂抵押给了中国银行，银行随时都可以借债务为由将工厂据为己有。汪文竹提出了抗议，各厂代表们也纷纷说条件太苛刻，但束云章一步不退。他明白，面对日货倾销，工厂设备陈旧的困境，各厂只能硬着头皮接受，否则只能关门倒闭。结果，除了裕华大兴厂的汪文竹外，到会的各厂代表相继接受了中国银行的贷款和附加条件。

会议结束了，中国银行有人对汪文竹非常好奇，难道你们真的不需要贷款吗？汪文竹说，大兴厂有股金三百万元，历年积累二百万元，股东和职工的存款近二百万，共计七百万元的资金，所以不需要你们的贷款。汪文竹说的是事实，从徐荣廷、苏汰余等人创办楚兴公司起，一直就把积累资金放在第一位，用于发展生产和应对各种困难。所以，在楚兴公司被军阀夺走后，立刻就能拿出近四百万两白银，兴建了裕华鄂厂和大兴厂，这些全都得益于历年按期提取的公积金以及将保险准备、折旧生息、购置设备等项目，一次性在利润中全部刷账等富有远见的手段。1927年，苏汰余出任董事长后，更加强化了积累资金的各种办法，而且借入资本，百分之九十都来自内部存款。中国银行最终和大兴厂签订了一个一百万元的抵押合同，其他两个附加条件取消。回到2009年，眼下这场经济寒冬不知还有多长，与年轻的中国企业相比，经历过多次萧条的西方制造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则低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