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工人自发地进行薪资谈判的时代业已开始。
出现,并且大规模出现,只是时间迟早问题,而不是“会不会”的问题。
只是2010年才开始表露出来,在80年代与90年代,因为打工仔打工妹的成功经历还可以看得到,这部分人的事例可以当作“精神上的满足”作为成功人士回到家乡,当时可以成为人们摆脱农村身份的激励因素,但时间过去了30年,过往的激励因素(在农村里,很难一个月赚到一千多元,而且还可以存下几百元钱),现在业已成为保健因素了(现在的搭乘公交车,都需要几元钱一次了)。
而城市户口、小孩教育这些,仍然距离打工者很遥远。
如果你让我等20年,并承诺给我一个美好的明天,或许我会考虑应该讲责任、讲公平。
但是,过了20年后,我仍然不能融入当地社会,仍被歧视,
这种亲身经历,如何说服得了年轻一代讲奉献、讲责任感?!
本田南海厂据说已复工,且为复工3天,并等待资方答复。
该公司的全称是广东南海本田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地处佛山南海狮山工业园内。
虽然目前来看,这似乎是个特例:实习员工占到40%——与有规模的组织相比,实习员工更加是处于弱势地位。
谈判中,双方的权力是不对等的。(此处的POWER,是指双方的底牌)
不过,工人们的最大优势是:如果我不开工,那么,你有本事你来这儿三班倒地上班。
由于组织性的强弱差别,工人组织不再依赖于任命性质的工会组织(后者常常成为权力追逐者的组织结构)
逻辑上来看,虽然中国每年的GDP增长速度为8-9%,但是,工人的收入几乎变化不大。
约在90年代中期,工人在深圳可以得到1000元上下的收入,但是到了2007年,收入方面仍然是这个数据,于是,华南地区的“民工荒”这一词汇开始出现。
民工并非真的荒了,而是,华南地区的薪资水平已无法拥有足够的吸引力了。
自那时起,华南地区的加工企业的好日子已经永远地过去了,
而没有强烈对抗时,企业主的加薪动力不足,而仅凭 人力资源 部门或劳资部门的陈述,是无法打动企业主或股东的。
城乡二元化更是对此具有毁灭性的打击。外来打工者身受两种歧视:薪资水平的歧视、户籍及关联方面的歧视。
这可能是导致富-士康年轻员工绝望的最有力的促进剂,不论员工是否愿意承受,未来的希望已无法看到。
所以,当中国的变革 历经一年又一年后,体力工人或资浅员工会发现,未来、理想距离自己实在是太遥远了。
在电视剧《打工妹》的年代,深圳仍然是个大工地,所有的外来者,都觉得自己的未来是有希望的,特区变化速度如此快,
自己一定有机会的,而且,自己也可能会成为深圳人。
但变革 开放过去了20几年,深圳市户籍人口仍然只有240万人左右,外来者过了20年,到了40岁上下,仍然是外来人口,
这种打击,导致多少绝望,以至于有人在天涯社区上发帖说:“儿子啊,你为什么要说你自己是深圳人。”
是的,小孩子不知道这句话会给父母亲带来什么样的感慨,但是,这一点不得不让人深思。
让企业完全承办社会,显然是不现实的。
但是,企业也不可以以此为借口,不对社区进行回报。——企业对社会承担有责任与义务,即使是部分责任,即使这会增加成本。
很多企业完全没有意识到:当你在成为其他企业的学习 基地时,实质上也是在对社会作出贡献,即使你是不自觉的,
但是,客观上却是起到这样的作用——于是,社会会进一步要求企业你必须回馈。
没错,股东投了钱,就是期望产出效益。
但是,与股东的效益相比较,社会的效益也需要被考虑,否则,工人们全都罢-工了,受损的仍然是股东。
本田公司总部应该意识到,即使是本田南海厂的蝴蝶拍了两下翅膀,后面的龙卷风也是可能会产生的。
事实上,本田公司或许有他们的两难处境,但是,国人的维权意识逐步提升,工人进一步团结的可能性也会增长。
另一方面,因为取得了一定成果后,工人们仍然会想着下一次的罢-工、下一次的对抗。
企业如果不作好准备,如果不主动提出更吸引人的加薪计划,那么,再次罢工、甚至是全国的罢工潮就会此起彼伏,
结合近来的杀小学生、杀法官等恶性刑事事件,恩格尔系数的预言也会再次在中国得到验证,
虽然这是我本意上并不想看到的结果。
事实上,不容乐观的是,无论是本田公司还是富士康,他们都没有意识到,在中国大陆未来的3-5年内,还会有更大的对抗行为出现。
敏感话题是:这只是针对三资企业或民营企业的,
摆在劳动部门官-员面前的另一个难以破解之题是:当国有企业的体力工人们开始罢工时,应该如何应对?
因为国有企业名义上是全民所有,或部分股权为全民所有,
但事实上,国-企的兴旺发达,并没有给全体国民带来什么有益之事,相反,由于垄断性、由于政策扶持,结果是与民争利,
涨价代替效率提升,导致民怨很重。
国企的内部收入分配也是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机制的不灵活,导致能人流失,虽然可以说“我们只用合适的人才”,这句话的潜台词是:“我们不用最优秀的人才”,一是用不起,
二是根本不重视,反正效率再高,我个人得不到利益;效率再低,我个人利益也不会受损,由此,这个难题更加难以破解。
只有市场化更高的国有企业才能部分地解决这一问题。
但是,“患不均”的平均主义思想非常普遍,当年宣传“员工是企业的主人”口号,现在成了发展的绊脚石。
没有大大方方地承认人与人就是存在差异,没有强调人与人的分工不同,贡献也有差异。
现在,我们不得不进行补课。
想要绕过这些必经的阶段,看来是很难。
虽然从内心中,我并不希望看到这样的局面出现。
对抗与动荡,对于大陆目前的形势,只有坏处,没有好处。
但这个,并不会因为我们喜欢,或是不喜欢,就会发生或不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