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通钢之痛反思“归属焦虑”

　　7月24日，吉林通钢数千名职工因不满重组而聚集上访，反对建龙并购通钢。建龙驻通钢总经理陈国军被职工殴打身亡。专家称通钢事件触及国企改制这一中国转型期敏感“神经”，改制中职工归属焦虑会导致不稳定，疏导不利轻则牢骚，重则引发群体事件。

　　专家的说法不能说没有道理，如果有关部门在改制过程中，能让职工有对未来的安全感，能消除“归属焦虑”，可能不会发生类似事件。

　　近年来谈到变革 ，许多人印象最深的就是，自己由单位的人变成了社会的人。如此一来，自己有了更大的自由，但任何事物都有两面，当一个人变成社会的人，这个人的很多事情和困难再想找单位帮助解决，就不可能了。

　　当我们把单位的人变成社会的人，一大理由就是，很多国家都是这样。但不应忘记，这些国家的社会保障能力很强，一个人即使离开单位变成社会的人，当遇到生老病死等情况时，都有国家保障帮助他们解决。可我国的养老保障、医疗保障、住房保障等还未全民普及，如果一个人离开单位变成社会的人，就不得不为这些焦虑。当有关部门无法给他们以未来的安全保障时，他们对变革 的疑虑就可想而知了。

　　吉林通钢数千名职工因不满重组而聚集上访，恐怕根本原因也和这有关——原来是国有企业职工，生活是有保障的，医疗和养老是有保障的，可一旦被民营企业并购，这些还有保障吗？当他们对未来的保障有担忧时，就很容易产生群体性的“归属焦虑”，在“归属焦虑”下发生一些非常事件也就很有可能了。

　　其实，国家有关部门早就预料到变革 带来的“归属焦虑”，并出台了一些政策，如国资委《关于进一步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中，专门对改制后企业如何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做出详细规定，其中包括人员分流安置、职工劳动合同的变更、未留用人员的经济补偿等，但这一切很难从根本上消除这些人的“归属焦虑”。原因就是，这些变革 是就事论事，没有从全局性考虑民众的保障问题。

　　每一个人在文明社会中都有生存、基本生活的权利，都有受到未来保障和保护的权利，即使他没有劳动能力，没有多大的竞争能力。让一个人即使不是单位的人，也不会产生“归属焦虑”，唯有如此，很多变革 才会顺利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