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重大危机发生后,总有许多人放马后炮说,主事者原本应能料到灾难可能发生。过去30年来,心理学家已经归纳出一种“事后诸葛效应”,他们提出有系统的证据,显示人们在事后回顾时,会相信某一事件比实际上来得更容易预料。那些可用来避免911事件以及恩龙垮台的数据,事前都拿得到,令人震撼的是,主事的领导者原本应该是可以针对这些信息采取因应行动的。
当然,真正的意外事故确实存在,这种事故的发生不能怪罪任何人。鲜少发生森林火灾的地方,这种天然灾害还是会发生;100年才可能发生一次的大洪水,有时可能百年内不只发生一回。某些意外尽管是有责任感的领袖早已料到,但要做好因应准备却不太可能、代价也太高。当领导者发现潜在威胁,并彻底分析利弊得失,而后才决定毋须采取行动,一般人就比较不会在事后批评他们当初的决定。
如果领导者确实具有分辨危机可能发生、甚至必然发生的全部信息与见解,却没能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而导致事故发生,这就是可预期的危机。那么,作为领导我们该如何预防危机发生呢?危机来临前有那些征兆呢?
第一、
领导者事前就知道某个问题的存在,也知道这回可不是船到桥头就能自然直。通常,这么严重的问题早就在董事会、主管会议、国会或白宫的办公室里讨论过,报章杂志也一再报道探讨。领导者对这个问题的急迫性可能意见不一,但是,眼前的如山铁证已显示必须采取行动。
第二、
组织成员发现某个问题日益严重,就可预见会发生危机。有些问题会迎刃而解,但若科学证据显示某个问题本身无解,而且可能恶化,那么就可能发生可预期的危机。虽然报告一再指出,在美国飞安体系问题日益严重的同时,敌人趁机利用这个弱点的能力却日益增强,然而,美国领导者并没有做些什么来因应。同样的,美国证管会2000年提出的证据,也足以显示稽核业务不独立所形成的问题可能导致严重后果,证管会却没采取变革 措施。
可预期危机并不是毫无预兆,让人觉得像是青天霹雳;它也不像一些无可避免的意外事故,是因为无从得知而导致意外发生。可预期危机是因为没能做出因应,才会发生的。
第三、
要解决发现的问题,现在得付出许多代价,但是采取行动的收获却不会马上看到,而是延迟出现。个人、机构、政府常常对未来不够重视。这也难怪,要把有限的资源花在预防未来才会发生、而且不是铁定会发生的损失上,这有违人类本能。
第四、
要因应可预期的危机,通常得付出一笔代价,能够得到的回馈,仅仅是避免付出另一笔并不确定、但可能更庞大的代价。因此,领导者知道,采取预防措施,并不会得到多少赞誉。为避免发生可预期危机而采取的措施,势必要花上一笔成本,而这个数字之庞大,可能引起选民的注意,但是,政客心里明白他们不会因为协助避免灾难发生,而得到民众的肯定与嘉奖。于是,他们就缺乏采取行动的动力,以避免可预期危机的发生,反而希望老天保佑不要出事。
以电力供应系统来说,民众并不会因为电力公司每日 都确保电灯能亮起,而对电力公司心存感谢,可是,一旦停电,就算是因为修缮而停电,也会招来极大的反弹。
同理,如果911事件前就开始修正飞航安全的漏洞,预料将会造成旅行时间的些许延误,并增加飞行成本,也正因为美国大众未能预见到恐怖攻击事件的发生,因此,飞航安全在政坛上就一直不被当成一回事。即使多年来,早已有可靠消息来源警告政治人物,可能发生像911这样的大规模灾难。
同样的,在恩龙案爆发之前,就注意到稽核独立这个议题的美国民众也不多。因为大多数民众甚至都没发现问题的存在,以致解决最迫切的社会、经济问题,往往是最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像这种棘手的问题,就是可预期危机所具备的特色之一,明智的领导者应能体认到这点,并设法使选民认知到有必要立即采取重大行动。
第五、
人类天性比较喜欢维持现状,使得决策者、企业组织、国家时常无法做好准备,以因应可预期危机。除了执行变革所需花费的成本与时间考虑外,只要这个体系还能运作下去、只要没有非得立即采取行动不可的危机发生,人们就会继续依循往例来行事。若要有所作为来避免可预期危机的发生,就得违背这种认知,做出采取行动的决定,并且改变现状。
相较之下,大部分组织多倾向采取积极、短期治标的变革手法,来取代缓不济急的长期治本方案。要避免可预期危机的发生,领导者必须让大家知道变革的必要性,也要让大家知道维持现状并不可行。因此,尽管20世纪90年代采取一些措施以改进飞航安全及会计稽核利益冲突,可惜这些象征性的做法并不足以因应这些挑战。
第六、
有些利益团体基于一己之私,对变革无动于衷,或蓄意杯葛领导者的行动。也就是说,这个社会虽然非常渴望领导者采取果决行动解决问题,然而,在现状下受益的特殊利益团体将会阻挠变革 。
作为企业领导者,掌握企业危机管理方法和策略是至关重要的。企业危机其实对于那些素来以诚信自律的企业而言并不可怕,只要处置得当,危机就可以是契机。危机管理方法很多,但企业家只有坚持诚信,洞察规则和严守道德,企业即使在八方风雨来袭之时也会岿然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