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是当下中国最难过的一个“坎”。只有当某一支点（可以是理论体系、实践能力或制度等）受到彻底破坏时，这种人才的出现才可能成为必然。我们仍需要一个漫长的努力和等待过程。
特质形成
随着社会多元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开放性和包容性日益成为社会的主旋律，特质概念自然就受到了追捧。如政治家特质、商界精英特质、学术大师特质、艺术家特质等，这些业界的拔尖创新人才在起跑线上是否具有特质呢？ 是哪些“基因”使其具有特制？
其实，特质从来都不复杂，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心理特征差异，一种特质对应一种心理特征。稳定的心理特征形成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除了生物基因遗传和变异外，还有文化基因的遗传和变异，因此我们通常称特质是一种稳定的文化－心理结构。
从生物基因视角看，现有心理学研究发现，1岁和青春期是认知发生重要变化的转折点，因此也是特质发现和培养的黄金期。儿童心理学认为，不满一岁的孩童通常认为，倘若他喜欢“金鱼”饼干，爸爸妈妈就一定也喜欢“金鱼”饼干。当他认识到爸爸妈妈不一定也喜欢“金鱼”饼干时，人的认知能力就发生了重大转折，心理学家后来将其称为“他心（Otherminds）”，即差异性发现和个体性的自我确认。这个时期，我们提供的“乳汁”应该是个性化的，是为孩子量身定制的，以满足孩子所有的成长需求。生物学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没有两位母亲的乳汁成分是一模一样的。发生心理学认为，青春期是自我意识形成的关键时期，也表现出了很强的敏感性、叛逆倾向和另类选择，因此特别需要别人的干预、帮助和鼓励，包括思维训练、沟通能力、道德鉴别力和制度情景与文化情景的认知能力等。与此同时，这个时期也比较容易受到伤害，一旦伤害发生，这可能成为一种阴影而影响一生的事业发展。
从文化基因视角看，假如你长期生活在以下城市，你的特质肯定会烙上深刻而不同的文化基因，因为不同的城市有自己特有的气质。如耶路撒冷（宗教）、新加坡（国家建设）、中国香港（物质主义）、牛津（学习）、柏林（宽容与狭隘）、巴黎（浪漫）与纽约（野心）。
通过分析不难发现，作为一个群体，拔尖创新人才差异性既体现在生物基因上，也体现在文化基因上，还可能包括非凡的成长经历等，这些都可能使得他的个性具有很强的异质性。分析还表明，特质发现和培养是婴幼儿教育和初等教育问题，真正到了高等教育后，发现和培养主要议题是增量创新和能力提升的问题了，专业老师的功是创造力培养而非想象力培养。因此说，启蒙教育和启蒙老师必须成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研究领域的重要关注点。康德在1784年描述说，“启蒙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和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按照康德的理解，脱离不成熟状态需要启蒙。
特质揭示
我们从一个普通职业人进行逻辑演绎。（1）职业人对客体、环境和情景的认知基本上都有个性化倾向（也可以说一个视角）。个性化倾向的理论表达式是：视野，即他们愿意观察和倾听的方向性问题；选择性偏好，即他们实际上看到和听到了什么；认知性偏好，即他们赋予所听所见的现象或情景什么含义。
可见视野是逻辑起点，决定了后续的选择和认知偏好，基于这个逻辑，拔尖创新人才的实践表达式应该是：
好奇心和敏感性更强，视野更高开阔。好奇心和敏感性与创造力之间存在强关联性，好奇心是引导人们向前走的永恒火焰。人类对宇宙的好奇心是航天事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也推动了科技革命和技术进步。正如“阿波罗”登月飞船的零部件是多个企业共同合作完成的，没有任何一个零部件是“原创”的，但作为一个解决方案，它本身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创造一样。狼就是一种有极强好奇心的动物，它们对周围的环境总是充满兴趣，不断体验，总能够发现食物、躲避危险、顽强地生存下来。
（2）选择和取舍更具个性。拔尖创新人才个性张扬、追求完美，不讲中庸，很少妥协，对自己要求很严格，对别人要求也很严格。普遍看，新生代与他们的父辈相比，个性更强，更加认同自己的选择并愿意为自己的选择买单。这是现代多元社会和社会进步的一个显著特征。
（3）认知与释义天然具有“分裂的自我意识”特征。这种分裂的自我意识是对“现有存在”的批判，在道义上既表现出了进步倾向，也表现出了破坏倾向，但最大的公益是驱动新精神的产生与传播。
总之，拔尖创新人才需要去发现，存在一定的偶然性。如果能够建立和健全发现机制，就会使发现成为必然。当然，发现和培养是一对矛盾，往往很难协调。拔尖人才发现后，需要进行特殊培养。
规律探寻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是有规律的，这个规律肯定不能以功利为导向，更不能简单地做投入－产出分析，因此也具有风险性。从理性的投资人角度看，在投资工程师培养和音乐家培养中进行选择，你更倾向于哪一个？肯定是前者。前者是确定的，是可计量的，是可以规模化运营的；后者是个性化的且很难计量。
首先，从拔尖人才自身的角度看，做学问，从事创新性工作，肯定功利色彩不能太强，因为必须耐得寂寞，要有“逆流”而上的精神，能坐“冷板凳”，敢啃“硬骨头”。所以，往往是对学问真心感兴趣的，才会做学问，且一直做下去。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要有点公共精神和宽容精神，要去功利化，不能在确定不会被欺骗时才去信任，在知道有所回报时才去投入。
第二，导师或高人指点。一个人的创新能力属高度隐蔽信息，是象牙塔里的事情，仅仅被一个小圈子所认知，出了这个圈子，明白人就稀少了，真的学者，成名于学海，藏名于学海，就象夜空里的星辰，静静的只有行家知道他们的能量和热度。中性地看，这和“排斥、惧才、拒才”并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创新能力评价天然具有“不易治理”的属性。在这种情景下，导师或高人指点最为关键。美国纽约萨拉纳克湖畔E.L.特鲁多医生(E. L. Trudeau)的墓志铭上对医道的定义为：“有时去治愈，常常去解痛，总是去抚慰”。显然这是一个好医生的标准。医术仅仅是好医生的一个方面，好医生还要能够解除痛苦和抚慰精神，是病人的精神依托。事实上，这个标准应该成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过程中的行为准则，“治愈”是科学理性，而解疼和抚慰是人文关怀。
第三，在培养模式选择上，应该是农业生产模式还是工业生产模式？农民种粮是以尊重植物生长规律为前提的，在不同时节和作物成长不同阶段进行必要干预和协助，例如施肥、浇水、打药、除草等。工业生产模式是有明确的市场目标和设计图纸，经过锻造、铸造、抛光、打磨、组装等程序，最终产出理想的和能够卖出去的产品。答案很清晰。拔尖创新人才的成长规律更复杂，更需要农民式的关照和干预。
第四，在培养体系和内容设计上，应该是应试教育还是素质教育？在中国现行的教育体制下，中中小学教育、大学教育、社会实践、职业发展等彼此脱节。中小学教育的主要目的和努力方向在于适应中考和高考，大学教育也主要在于应付各种均衡课程的考试，以便拿到足以毕业的学分，与实际需要和社会实践严重脱节。素质教育和创新教育被遏制了，创新基因被异化了。例如，一个小学生要看老师和家长指定的课外读物，因为这样有助于提高作文的成绩，兴趣还会幸存吗？再看看我们一些高考作文题，“仰望星空与脚踏实地”（2010年北京）、绿色生活（2010年江苏）、踮起脚尖（2009年湖南）、不要轻易说“不”（2008年广东）、带着感动出发（2008年安徽）等等，这些题目都有“故意引导高尚”之嫌疑，学生自由发挥的空间和价值判断都被约定俗成了。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教育体系是一个标准化体系，少数人命题并掌握标准答案，教师学生围绕这个标准答案做猜谜、猜测和试错，培养的不是探索精神，不是证实和证伪，更像是猜谜和拼图。
在培养体系和内容设计上要特别关注“批判性思维能力”(Critical Thinking)训练。一位哈佛商学院MBA学生在作业中提出了创办营利性快递服务公司，他希望教授能够帮助自己找寻融资的解决方案，结果这份作业只得了一个D分。教授认为，不可能存在比政府补贴的美国邮政局更有效率或更便宜的邮递业务。这位学生后来成功创办了联邦快递公司(FEX)。在西方大学教育体系中，批判性思维训练一直是培养目标的着力点，值得借鉴。比如斯坦福大学商学院课程改革中评价很高的新课“批判性与分析性思维”(Critical and Analytical Thinking)，MIT斯隆管理学院的课程“文献，伦理与权威”(Literature，Ethics and Authority)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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