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表象上看，农业农村发展滞后，是科技贫困、信息贫困、金融贫困、公共服务贫困等经济社会发展的滞后；从深层次看，则是人才贫困、素质贫困造成的。因此，统筹城乡发展，贯彻“多予”的方针，既要在科技、资金、政策上“多予”，更要注重人的“多予”。人的“多予”是贯彻“多予”方针的核心。
本报记者 柏晶伟
在我国全面推进工业化、城镇化的今天，农村发展遭遇新的挑战：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农村社会结构日益“空心化”，农业现代化要求的适度规模经营在一些地区起步艰难。特别在日益加深的全球化浪潮影响下，农业与工业、资本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农业小部门化的特征已经显现，农业的小规模生产与国际市场分割严重。为了打破城乡“二元”分割，推进农业产业现代化，国家从战略高度确定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目标。实现“两个反哺”的路径在哪里？“三农”问题专家、清华大学教授解安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提出了“人力资源反哺论”。
中国经济时报：“十二五”期间，中国必然会加快推进城市化，农村要素迅速向城市转移，农村有被边缘化的危险，您认为呢？
解安：从农业属性来看，它是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统一，所以对农业的反哺不会自动到来。如果完全按市场规律运行，生产要素必然从农村流向城市。其实，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是一车两轮，一鸟两翼，二者不可偏废。
经济学理论和世界各国现代化的成功实践表明，在工业化进程中，工农业及城乡发展有一些公认的量化指标，其中，最重要的是，当一个国家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的水平时，通常工业化进入到中期阶段，这一阶段“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及 “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几乎成了一条通律。党的十六大首次提出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后来又做了进一步的强调和发展。党中央对我国工业化所处阶段的判断及政策目标是十分正确的。实现这一目标，可以避免农村被边缘化的危险。
中国经济时报：这些年中央财政对“三农”支持（反哺）的力度是在不断加大，有一组数据：2005年为2975亿元，比2004年增长13.3%；2006年为3397亿元，增长14.2%；2007年是3917亿元，增长15.4%；2008年是5625亿元；到2009年是7161亿元；2010年是8183.4亿元。同时又出台了一系列惠农政策。应该说起到了很好的扶持作用。
解安：是的，这些年，中央用于“三农”支出的总量和增量的确都有所增加。但是有一个事实切莫忽略：随着财政总收入的增加，每年财政总支出的增幅都是两位数；而用于“三农”所占的比例有时是下降的，如，2005年是8.8%，2007年则是8.4%。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加大对农业农村支持力度，提高比例，但财政部预算显示增加幅度并不高：2010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支出的比例为9.65%，比上年的9.56%，其幅度只增加了0.09个百分点。这种支出结构难以体现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改变二元结构的要求。
中央提出“两个反哺”是一个很好的理念，可遗憾的是“按农村经济占总量的比重平等地安排财政支出”还有30%没有落实（如2008年农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1.3%，乡镇企业增加值为28%，合计为39.3%），所以，实现“反哺”、“支持”与“倾斜”任重道远。在我看来，从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出发，以“人力资源反哺”来带动资金、科技、信息、管理等关键要素优化配置到农村去，发挥“放大”“倍乘”效应，可以开辟“两个反哺”的新路径。
中国经济时报：为什么这么说？
解安：这是我们调研得出的结论。福建省南平市的做法值得借鉴。南平市委、市政府在广泛而又充分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于1999年开始了下派干部到农村的试验，效果明显。我认为，这一试验可视同以“人力资本反哺”来实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
从1999年开始，南平市委、市政府直面农村普遍存在的环环相扣的“五个结”（滞后的科技服务、乏力的农业投入、难以适应市场的农民、断层的领导体系、农民对民主法制的期盼与实现的差距），通过行政力量的推动，以下派干部（科技特派员、村支书、企业助理、流通助理、金融助理）为载体，迁移党政工作重心，整合资源（科技、人才、 金融、信息、管理等关键要素）导入农村、农业，形成“高位嫁接、重心下移、互动联动、一体运作”的新机制。每个下派的人员都明确对应解决农业农村农民发展中的现实问题。其结果是，促进了农民增收和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使农村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与生态得到了全方位发展。
其实，从表象上看，农业农村发展滞后，是科技贫困、信息贫困、金融贫困、公共服务贫困等经济社会发展的滞后；从深层次看，则是人才贫困、素质贫困造成的。因此，统筹城乡发展，贯彻“多予”的方针，既要在科技、资金、政策上“多予”，更要注重人的“多予”。人的“多予”是贯彻“多予”方针的核心。
中国经济时报：长期以来，由于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尤其是社会二元结构的影响，非农资源要素配置到农村十分困难，人力资源则更为艰难。城乡人力资本流动的单向性、人力资源配置的非对称性，使城乡差距扩大得不到有效遏制。南平这一创新，的确有启示。请问国外有类似案例吗？
解安：从国外来看，欠发达国家在起步阶段，基本也是实行人力资源反哺战略，如韩国1970年开展新农村运动时，对全国3.5万个村，每个村都派3—5名“新村指导者”，手把手教农民致富，一直到整个村子富裕起来，“新村指导者”才会撤出；印度2004年第二次绿色革命增加了一项内容：每年政府派300万大学毕业生到农村去，政府为他们建立“农业门诊部”、“呼叫中心”，向农民提供技术指导和知识传播，并免费接受农民的咨询等，用他们的知识改变农村落后面貌。
中国经济时报：“人力资源反哺论”成立的理论依据是什么？
解安：主要谈两个：一是人力资本理论。一般人都认为马克思没有人力资本思想。的确，马克思在他的巨著《资本论》中并没有明确提出过人力资本这一概念。但在《资本论》中蕴含着十分丰富的人力资本思想。显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强调了人与物质资料在劳动生产过程的结合，这启示人们要正确认识人力资本的依附特征，避免人力资本闲置与浪费。人力资本概念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首先提出的。他认为，学习是一种才能，这些才能，对于他个人自然是财产的一部分，对于他所属的社会，也是财产的一部分。现代人力资本理论的代表人物舒尔茨认为，改造传统农业的关键，是对农户进行改造，在农业中引进现代生产要素，包括先进品种、机械以及具有现代科学知识、能运用生产要素的人；他还认为，通过劳动力的国内流动，合理配置劳动力资源，解决学非所用、用非所长的矛盾，减少人力资本的浪费。等等。这为南平下派干部（即“人力资源反哺”）有效地解决了机关人才闲置和农村人才匮乏的矛盾，下派干部在农村找到了人生坐标，找到了施展才华、实现自身价值的广阔舞台提供了理论依据。
二是制度变迁的理论。制度变迁区分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两种类型。诱致性制度变迁的主体是个人或群体；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主体是政府部门。用什么样的路径去实现党和政府提出的“两个反哺”的目标﹖ 农业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相统一的定位，决定了实行人力资源的反哺必须发挥政府的强势作用。南平机制的创新充分体现了强制性制度变迁与内生型制度变迁的有机结合。一项新的制度安排只有在创新的预期净收益大于预期成本时才会发生。南平人力资源反哺的探索，支出的成本是机关单位的人力成本、制度创新的管理成本，相对于撬动“三农”、激发农村内在活力的收益来说，制度创新的盈余空间很大，不仅如此，还盘活了行政事业单位人才的存量。这正是人力资源反哺的生命力之所在。
加多宝
vivo\oppo
亚马逊
海尔
IBM
美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