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毅：汉魏六朝人物品题

一 汉末清议，尚“德行”

魏晋人物品题产生于东汉后期盛行的“清议”活动。所谓清议，本意是指民间自发形成的对某人道德品行与经学水平的评价，表现为民间传唱的反映民情的歌谣,即所谓“风谣”。这种风谣多为韵语，读来琅琅上口，通过传唱不胫而走，穿透力强、影响面大，表达了民心所向，是中国古代特有的舆论形式之一。

清议兴起于东汉，与这一时期的选官方式有关——选拔遵守儒家道德而获得名声的人物入仕。因为政府选官的标准是道德操行与经学水平，所以东汉清议中的人物评语多集中在这两个方面。例如道德方面的评语有：“道德彬彬冯仲文”（《后汉书·冯衍传》），“关西孔子杨伯起”（《后汉书·杨震传》）。又如在经学方面的评语有：“五经纵横周宣光”（《后汉书·周举传》），“五经无双许叔重”（《后汉书·许慎传》）。

既然出名与升官发财密切相联，于是在仕途这根无形魔杖的指挥下，出现了求名的狂潮。正常的道德操行已经难以出名，欺世盗名之徒于是纷纷大修“异操”，做出些不近情理的举动以获得声名。有人被强盗抢劫后再将剩馀财物追送强盗而成“义士”，有人在母亲墓道中服丧二十年生了五个儿子而成“孝子”。当伪名士毕竟太费周折，不如以权势疏通或金钱交易更简捷。在东汉后期宦官外戚交替专权的背景下，选官黑暗，贿赂公行。正如汉末民谣所言：“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抱朴子·审举》）

面对政治的腐败，新兴的士族社会自觉地组织起来，运用传统的清议为武器，向宦官与外戚为代表的黑暗势力发起了一场猛烈的舆论战，涌现出一批人才学权威，如李膺、郭泰等。士人一经他们肯定，就会名声大振，其中最著名的是汝南的“月旦评”：许劭与许靖兄弟每月的第一天公开品题汝南地方士人：“初，劭与靖俱有高名，好共核论乡党人物，每月辄更其品题，故汝南俗有‘月旦评’焉。”（《后汉书·许劭传》）曹操名声未显时，曾携厚礼求许劭给他下个评语，许劭看不起曹操，开始不肯品题，后来在曹操的威胁下，不得已给曹操下了评语，留下了多个版本，其中之一为：“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后汉书·许劭传》）

汉末清议运动很快演化为直接的政治冲突，清流官员与太学生领袖结合起来，官员们在朝中发难，太学生舆论支持，通过“风谣品题”，热情歌颂清流：“天下模楷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后汉书·党锢传·序》） “荀氏八龙，慈明无双。”（《后汉书·荀淑传》）“车如鸡栖马如狗，疾恶如风朱伯厚。”（《后汉书·陈蕃传》）激烈攻击恶势力，称当权宦官左悺、徐璜、具瑗、唐衡四人为“左回天、具独坐，徐卧虎、唐两堕”（《后汉书·宦者传·单超传》）。皇权是不能容忍这种现象的，在宦官的推动下，对清流进行了残酷镇压，连续制造了两次党锢之祸，逮捕、屠杀了大量“党人”。党锢之祸的发生，扼杀了东汉自我更新的最后一线希望。黄巾大起义给了这个腐朽王朝致命一击，貌似庞大的东汉帝国瞬间崩溃，中国陷入了几十年的军阀混战。

二 曹魏初霸，辨“形名”

面对军阀混战的局面，只有起用有军事政治才干的人，才能在角逐中取胜。曹操连续三次发出求贤令，不再以德取士，而是“唯才是举”，甚至起用那些“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三国志·武帝纪》注引《魏书》）。他抛弃了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以黄老道家“因循”哲学为最高原则，德、法、术并用，“随时制宜”。其中黄老形名学，在汉魏之际复兴，成为显学。《文心雕龙·论说》：“魏之初霸，术兼名法，傅嘏、王粲，校练名理。”所谓名理，指“辨名析理”，即运用形名学方法对人才与制度进行辨析，强调名实相符。

汉末清议运动是士族社会与皇权争夺选官话语权的活动。尽管曹操本人曾与汉末清议领袖打得火热，拜访汝南月旦评主角许劭，但是当他一旦成为事实上的皇帝，则必然有了皇帝的立场，自然要控制官员的选举权，反对士人的自由清议活动，称之为“浮华”“朋党”。早在建安十年（205），曹操就发了一道破朋党的法令：“阿党比周，先圣所疾也。”（《三国志·武帝纪》）曹氏父子在实践中也搞了几个镇压“浮华朋党”的大案。例如：清议领袖边让“妄议”曹操，被灭门。孔融与曹操唱对台戏，于建安十年掉了脑袋。魏讽、曹伟，也因为同一性质的问题而引来杀身之祸。

为了控制民间“清议”，曹魏延康元年（220）开始，建立了九品中正制，将原来民间自发的人才舆论，改由政府官员“中正”掌握。三国时期的孙吴王朝也效法曹魏，建立了类似“中正”的官职，叫“大公平”。无论曹魏的“中正”还是孙吴的“大公平”，都需要公认的人才标准与鉴定方法，当时公认的方法，就是所谓“形名学”，通过辨析人才的“形”（体貌、言谈、行为），了解人才的“实”（本质特点），最后确定其名号（下定语）。三国是中国古代人才学著述最多的时期，而且这些人才学著作被归为“名家”。例如，《隋书·经籍志》将《人物志》归为“名家”类：《人物志》三卷刘劭撰。梁有《士纬新书》十卷，姚信撰，又《姚氏新书》二卷，与《士纬》相似；《九州人士论》一卷，魏司空卢毓撰；《通古人论》一卷。亡。

上述引文中有姓名的作者共三人，均为三国时期人，并有选官工作的实践经验。曹丕作为帝王，选才是其最重要职责，上台伊始便开始了选举制度改革，推行九品中正制，并撰写了《士操》；卢毓在魏明帝青龙至景初时任吏部尚书，主持选举，故著《九州人士论》；刘劭在朝中长期参与重要官员任免的讨论，受明帝委托，起草了中国古代第一部选官考官的法规《都官考课》，其创作《人物志》的动机，应当与配合选举制度的改革有关；姚信是孙吴王朝官员，曾任“吴选曹尚书”，著《士纬新书》。

除上述书目外，其他史籍中亦多见探讨人才问题的著论，如孔融的《圣人优劣论》《汝颍优劣论》，陈群的《汝颍人物论》，任嘏的《道论》等，都是当世名论。据《三国志·钟会传》记载，蒋济曾写了通过眼睛鉴别人才的文章：“中护军蒋济著论，谓观其眸子，足以知人。”当时最有名的人才学著作，是钟会的《四本论》。围绕“才”与“性”的关系问题，在傅嘏、钟会、王广、李丰四人之间发生过辩论，事后钟会将四种不同观点整理成书。

上述人才研究的论著已在历代战火中化为灰烬，唯独刘劭《人物志》一书，奇迹般完整地保存至今，为我们窥知当时人才学的研究水平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资料。该书论述了各类人才在生理素质、气质性格和政治才能方面的差异，以及适宜从事的职业；详细介绍了如何从形貌神态、言谈举止、为人处事等方面鉴别人才，并对鉴别中容易出现的失误及其原因进行了深入探索。该书分为上、中、下三卷，由十二篇文章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人才理论体系。目录见下：

《人物志》中上述十二篇文章，围绕一个共同的学术主题旋转——“主德”与“偏才”的关系，即帝王（主德）如何将不同性格与能力的官员（各种偏才）组织起来，建立一个帝国的核心领导机构。这是黄老道家“因循”政治思想的人才版。其中关于“主德”的描述，是以儒家的“中和”思想解释道家的“无名”，“中和之质，必平淡无味”（《人物志·九征》），“中庸之德，其质无名”（《人物志·体别》），与王弼关于圣人人格（理想君主）的描述基本一致。学界认为，该书反映了汉魏之际儒道融合的历史趋势，预示着魏晋玄学的时代即将来临。

三 两晋玄风，重“神韵”

“浮华交会”的清议，是士族社会争夺选官话语权的活动，曹氏父子的屠杀政策不可能从根本上消灭它。魏明帝太和年间（227-233），何晏、夏侯玄、诸葛诞、邓飏为代表的新一代士人云集于京师洛阳，结成了被称为“四聪八达”的团体，运用人物品评，表达他们新的玄学人才价值观：

初，夏侯玄、何晏等名盛于时，司马景王亦预焉。晏尝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泰初是也；惟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司马子元是也；惟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闻其语，未见其人。”盖欲以神况诸己也。（《三国志·曹爽传》注引《魏氏春秋》）

何晏品评人物所用典故出自《易·系辞上》，原文为：“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何晏大意是说：夏侯玄思想深刻，能通晓天下的道理；司马师明察时机，能完成天下的事功；而何晏自己则达到了出神入化与宇宙大道一体的最高境界。何晏品评人物的显著特征是注意人的内在精神，尤其是以悟“道”的水平为人才高低的标准，而不甚注重外在形迹及具体事功。据何劭《荀粲传》记载，荀粲对夏侯玄和傅嘏说：“你们二人的功名一定胜过我，但是‘识’（智慧）却低于我。”傅嘏不服，反驳道：“能成就功名的，就是智慧，您的说法是本末倒置。”荀粲也反驳道：功名有局限，是人类社会对事功的评价；而“识”既能获得社会成功，又能超越社会局限，探知宇宙的终极真理。因此，“识”最伟大。何晏、荀粲等人的清议活动，引起了传统势力和皇权的不安。老官僚司徒董昭上书要求予以制裁，魏明帝迅速作出反应，于太和六年（232）下诏严办“浮华”案，将他们免官禁锢。

魏明帝逝世后的曹魏正始元年（240），在顾命大臣曹爽的扶植下，以何晏、夏侯玄为代表的“浮华”分子东山再起，控制了朝政，被后人称为“正始名士”。他们在思想文化领域发动了一场玄学革命，重新解释了《老子》《庄子》《周易》《论语》，将中国文化引入魏晋玄学的新时代。尽管司马懿政变使正始玄学受到了重创，但是士族社会及其玄学思想是不可阻挡的。经过竹林名士、中朝名士的推动，玄学思潮自西晋元康时期开始进入鼎盛，直到东晋末年，一直是社会主流思想，领了百年风骚。在皇权衰弱、士族名士掌握政治实权的时代，玄学崇尚“自然”与“神韵”的价值取向，成为两晋人物品评的思想基调。

曹魏建立九品中正制的本意，是试图由中央政府掌控人物品评舆论。但事与愿违。两晋时期，随着世家大族政治力量的壮大，各级中正均由士族名士兼任，这个制度成为士族控制选官的工具。尽管士族凭借门第可获得仕进的特权，但能否身居要职，仍取决于本人的才干。对其中优秀分子的遴选，仍需要清议的介入。中正对人才特点的点评——“状”，就来自士族阶层的清议。因此人物品题在两晋社会达到了鼎盛，是最重要的文化风尚之一。《世说新语》所记载的人物品评盛况，大都发生在这个时期。

两晋人物品题活动中对某人所下的评语，叫作“题目”。余嘉锡认为：“凡题目人者，必亲见其人，挹其风流，听其言论，观其气宇，察其度量，然后为之品题。其言多用比兴之体，以极其形容。”从现存的大量题目看，句子都不长，短小精悍，与中正所下的“状”比较相似。例如，中正王济为孙楚所写的状为：“天才英特，亮拔不群。”下面略举《世说新语·赏誉》篇中的几条以证明之：王戎目山巨源：“如璞玉浑金，人皆钦其宝，莫知名其器。”

山公举阮咸为吏部郎，目曰：“清真寡欲，万物不能移也。”

王平子目太尉：“阿兄形似道，而神锋太俊。”

王公目太尉：“岩岩清峙，壁立千仞。”

庾公目中郎：“神气融散，差如得上。”

世目周侯：“嶷如断山。”

司马太傅为二王目曰：“孝伯亭亭直上，阿大罗罗清疏。”

上文的“目”，给某人才性特点下评语,即品题过程。上文评语中的“清”“璞”“浑”“道”等词语，都是玄学家推崇的哲学术语。在玄学思想的影响下，两晋时期人才的价值观发生了巨大改变。如果说汉末重德行，曹魏重事功的话，两晋则明显忽略德行与事功，而注重内在的精神境界。例如王承与卫玠，既无政绩，又无著述，且渡江南下后不久便病亡，对东晋王朝建立无任何贡献，却被东晋清议尊为最杰出的人才：“于时中兴名士，唯王承及玠为当时第一。”（《晋书·卫玠传》）

如何鉴别人物内在精神的高下呢？通过分析《世说新语》《晋书》中的典型案例，结合人才学著作《人物志》的理论，可以将两晋时期的人才鉴别方法，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1.观察体征，即“看相”。但这种看相不是看命运，而是看性格、才能与思想境界。《人物志·九征篇》提出了要从神（眼神）、精（精气）、筋（肌腱与静脉）、骨（骨骼）、气（内气）、色（脸色）、仪（体态）、容（表情）、言（音色）九种体表特征，了解人的生理禀赋及其才能。这种方法在两晋时期的文献中处处可见。下面的案例，均出自《世说新语·容止》。裴楷称王戎目光炯炯有神，如同闪电：“裴令公目王安丰：‘眼烂烂如岩下电。’”王羲之赞誉杜乂肌肤洁白温润如凝结的脂肪，眼睛又黑又亮像神仙一样：“王右军见杜弘治，叹曰：‘面如凝脂，眼如点漆，此神仙中人。’”刘惔目测桓温，从其鬓毛如“反猬皮”、眉毛如“紫石棱”，断定其属于孙权、司马懿一类人物：“自是孙仲谋、司马宣王一流人。”

2.通过谈话，尤其是清谈玄理的水平鉴定人才。谈话是《人物志》中最重要的人才鉴别方法，如其《接识篇》的内容，是通过德、法、术三种主题谈话，了解对方是否具有思想工作能力、立法执法能力与战略决策能力。两晋名士最喜好的活动是清谈思辩，观察重点是学术水平与精神境界。许多著名人物就是通过清谈脱颖而出的。从西晋元康名士王衍、乐广，到东晋永和名士殷浩、刘惔，都是通过清谈大获成功而走上历史舞台的。以下的“三语掾”与“口若悬河”，是典型案例。

《晋书·阮瞻传》载：清谈炽热的西晋元康时期，司徒王戎向前来拜访的青年名士阮瞻提出了一个玄学问题：“儒家重视纲常名教，而道家崇尚个性自由，两家学说的主旨有何异同？”阮瞻回答了三个字：“将无同。”王戎听了非常激动，感叹不已，立刻破格辟阮瞻为司徒掾：“戎咨嗟良久，即命辟之。时人谓之‘三语掾’。”

《世说新语·文学》记载，元康某年，王衍为庆贺其四女儿与裴遐结婚，邀请了大量的玄学名士，在洛水边举办了一场学术清谈。“当时名士，王裴子弟悉集。”平民子弟郭象参加了清谈，挑战裴遐，显示了极高的辩才与理论水平。王衍对郭象极为赏识，予以高度评价：“太尉王衍每云：‘听象语，如悬河泻水，注而不竭。’”（《晋书·郭象传》）王衍不仅是西晋元康时期贵“无”派的领军人物，也是当时最重要的人物品题权威。“太尉王夷甫，一世龙门。”得到了王衍的品评，郭象从此走上了仕途，飞黄腾达。

3.从行为方面考查人物，这是传统的识人之道。两晋时期思想界对人行为的观察，重心不是政治能力，而是人格特点与精神境界。玄学理论崇尚人性“自然”，但这并非最高境界，达到“忘情”“忘我”之境，才是最理想的人格。《世说新语·雅量》记载，谢安未出山之前，曾和孙绰、王羲之等名流一起乘船泛海游玩。忽然风起浪涌，孙、王等人吓得变了脸色，要求返航，而谢安却兴趣正浓，吟诗长啸，十分得意。船长不愿扫谢安的兴，所以拒绝了返航的要求。不一会，风转急而波浪更猛，孙、王等人都“喧动不坐”，这时，谢安才拖着长音慢慢说：“如此，将无归！”（“这样，就回去吧！”）自这件事后，大家都一致认定，谢安具有“镇安朝野”的宰相气量。从《世说新语·雅量》的案例看，能否达到忘我之境，是人才高下最后的分野，略举其中三例。

其一，祖约喜饮财物，阮孚喜欢木屐，是两人的自然之性所至，不知谁高谁低。某日祖约在料理财物，忽然有客人到，祖约慌忙用身体挡住没有数完的财物，神色慌张。有人拜访阮孚，阮孚正在制造木屐，他看到客人来了，继续手中的工作，神色平静地感叹：“生命短暂，不知一生能做多少木屐。”由于阮孚不为外物所累，“于是胜负始分”。

其二，王徽之和王献之两兄弟坐在一间房子里，房顶突然起火，王徽之连木屐也顾不及穿上，赤脚逃出。王献之则神色安然，按士族走路须人搀扶的习惯，用缓慢平静的语调唤来仆人，为他穿上木屐，扶着他慢慢走出去。“世以此定二王神宇”。

其三，桓温准备篡夺皇位，打算除掉谢安和王坦之两个重要障碍，他在朝中举行宴会，暗中埋伏刀斧手。面对充满杀机的宴会厅，王坦之的恐惧心情完全表露在脸上，倒拿着手版，汗水湿透了衣服；谢安则朗诵着嵇康的诗，从容不迫地前行。“王、谢旧齐名，于此始判优劣。”

四 南朝衰落，好“文采”

淝水之战后，士族社会与东晋王朝一同走向了衰落。田余庆先生在《东晋门阀政治》一书中写道：“回顾谢安死后东晋的这一段历史，无论是主是相，还是其他内外当权士族，人物均甚鄙陋，活动均具末代皇朝特征。”从表面上看，玄学的文化风尚在东晋后期士族名士身上延续，而实际上，他们继承的是玄学文化中的糟粕——酗酒、服散、裸裎、空谈而不理政务。人物品题仍在继续，而标准更为荒诞。王恭如此为“名士”下定义：“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世说新语·任诞》）来自北方前秦的苻朗，因仰慕南方的玄学文化而投奔他向往的文明社会，现实却使其大失所望。他崇尚的那个清谈哲理的社会已经不复存在，官员们所关心的，不是哲学与政治，而是南方的美食。他的“弃暗投明”之举，无异于灯蛾扑火。

晋末宋初，随着士族社会的衰落与武人（中下层士族）和寒门势力的崛起，皇权复兴成为历史的必然趋势。在镇压反对派的争斗中，刘宋开国皇帝刘裕使高门士族受到了重创，开启了皇帝意志主导选举规则的时代，士族社会没有能力继续控制选举话语权了。刘宋皇室没有高门士族清谈哲理的思辩能力，而是通过诗赋文章与士大夫交游；腐朽的士族社会已经向新的皇权屈服，亦通过文章博取皇帝与宗王的欢心，于是开启了以文取士的新风尚。这种新的价值取向，在南朝继续发展，成为皇族、士族与寒人都能接受的新准则。因此文采成为南朝衡量才能的标准，士人通过撰写诗赋文章获取声望、步入仕途，风靡汉魏两晋的人物品题风尚迅速衰落。

北朝在汉化过程中吸收了南朝文化，故重文风尚随之北上。孝文帝好辞章，上行下效，重文之风渗透到北魏的官场和士林之内。经过周隋时期的发展，重文风尚成为隋唐进士科以文取士的思想文化基础。当然，对人才的评价，任何时代都会存在，但是作为一代文化风尚的人物品题，在南北朝时期退出了历史舞台。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历史系）

——本文刊于《文史知识》2017年第11期“特别关注”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