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江湖的中年困惑

黑豹乐队鼓手赵明义手上的“保温杯”，如今传给了渐入中年的互联网高管和它们的公司。

11月15日，阿里巴巴集团首席执行官张勇在内部信中公布了一起重要人事变动，任命俞永福为集团新成立的eWTP投资工作小组组长，与此同时，后者将辞去集团大文娱董事长、大文娱及高德总裁职务，并出任高德董事长。

尽管并非传言中的离职创业，但“阿里原接班人之一”、“41岁中年男人”等一些标签，还是引发了外界对“互联网高管中年危机”的讨论。

不止俞永福，近年来，大量互联网公司高层人事变动不断，他们的年龄大多在40-50岁之间，要么是中国第一批或者第二批互联网公司的创造者，要么是创造者们重金挖来的职业经理人，经历甚至主导了互联网行业在中国从无到有再到强大的全过程。

从站在潮头浪尖的互联网新兴人才，到如今需要重新选择职业方向，互联网高管乃至他们所处的公司，都面临着中年困惑。

飞鸟各投林

就在一年前，飞速发展的互联网企业还在不惜一切挖掘人才，其中，以“挖角王”乐视最具代表性。

乐视的手机团队挖来魅族、联想、小米、摩托罗拉等多家手机公司高管，甚至一度在集团内部形成华为派和联想派；汽车部门更是聚集了英菲尼迪、上汽、广汽等一众明星车企的高管，随便一个都是行业的领军人物。

转折来得出其不意。

今年3月，乐视超级汽车全球副董事长、中国及亚太区CEO丁磊离职，给了乐视汽车业务一记重创。而后，10月，乐视网董事兼总经理梁军、乐视视频总裁高飞、乐视网生态营销总裁张旻翚、乐视人力资源副总裁蒋晓琳、乐视网CTO、乐视云计算董事长杨永强等五位乐视核心高管在同一天宣布出走，成了乐视人才挖掘机的仪式性终结。

如果乐视的高管离职潮有些特殊，那么来自BAT等巨头的动作，则让互联网行业切实感受到，新一轮人事风暴来了。

以百度为例，从2016年11月到2017年3月的仅仅4个月内，百度已经有包括李明远、王湛、曾良、吴恩达和王劲等多达5位副总裁及以上高管离职。

其中，今年3月，百度首席科学家、世界级人工智能专家吴恩达的突然退出在行业内引起轩然大波，取代他的是当时刚刚加盟百度1个多月的微软前全球执行副总裁陆奇，他被任命为百度集团董事会副主席、总裁。

不同公司的高管人事变化原因各不相同，但除去企业战略变化、架构调整、权力争斗等细节上的差异，背后还有一个共同因素——中国互联网网民年龄阶层年轻化。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今年8月发布的第4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显示，中国网民以10-39岁群体为主，占整体的72.1%：其中20-29岁年龄段的网民占比最高，达29.7%，10-19岁、30-39岁群体占比分别为19.4%、23.0%。

而如果再看中国的第一代和第二代互联网高管，你会发现，他们大多是“60后”和“70后”，在第一批互联网公司成立的上世纪90年代末，他们还只是二十、三十岁的年轻人，相当于现在的“85后”和“90后”。

如今，他们大多已踏过不惑之年，另一只脚马上要迈进知天命之年，处于传统企业和互联网公司转折点的他们，培育了第一批互联网用户，却已经在年龄上开始与新生一代互联网原住民产生距离，这在一定程度上诱发了变革。

谁的中年困惑

与互联网高管一同步入中年、迎来困惑的，还有他们所栖居的第一批和第二批互联网公司，它们大多也已成长为巨兽。

2012年，42岁的马化腾曾对美国《连线》杂志前主编凯文·凯利诉说担忧，“对于我们来说，内部管理问题是一个非常大的担忧。员工人数增加非常快，去年增加60%，现在突破两万人。文化的稀释，包括管理，都会产生很大问题。”

事实确实如此，随着规模的膨胀，互联网公司文化正在遭遇管理半径的挑战。

今年以来，百度贴吧的魏则西事件、Boss直聘求职李文星死亡事件、世纪佳缘用户苏享茂自杀事件、携程亲子园教师被曝虐童事件，将互联网公司的诸多管理问题曝光激化，越来越多不可控因素正在形成威胁。

互联网公司的管理者开始意识到，再不变革，未来的敌人可能是自己。一系列互联网公司内部的人事整顿也由此而来。

2016年年底，阿里影业副总裁、淘票票总经理孔奇被警方带走的消息流出；今年5月3日，京东公布了6起反腐败案例，涉及收受商家贿赂及虚报费用，多人被辞退或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

除了必要的人事整顿，过去两年挖人大战给互联网公司带来的高层人才冗余和不断扩充业务条线的复杂管理流程，也造成了严重的内耗。

如马化腾所说，比自己对公司的控制力的丧失更可怕的，是公司自我生长、自我创新能力的丧失。用成熟的流程来管控公司，似乎避免了内部的冲突和纷争，但企业运行机制的官僚化日益明显，产品、研发按部就班，员工与部门有可能只对流程负责，而不对结果负责。

这个烦恼其实比如今的人事中年困惑更早出现。四年前，科技博客GigaOm就曾撰文认为，阿里巴巴、百度、腾讯和新浪微博成为外媒眼中的中国互联网公司“四大巨头”，而遗憾的是，除却各自庞大的市场和规模，创新程度十分不给力，科技公司不以技术为导向却更像传统生意人。

和高管的变化因素类似，互联网公司今天所面临的困境，除了自身发展的瓶颈，很大程度上也是时代变迁所致。

最大的变量来自互联网用户增量的下滑，这让以往互联网公司挖掘存量用户获取增长的方法很难再奏效。

CNNIC《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到7.51亿，半年共计新增网民1992万人，半年增长率为2.7%。互联网普及率为54.3%，较2016年底仅提升1.1个百分点。

微量的增长暗示着人口红利期的终止，这使得当年互联网的“黄金一代”都开始触碰到流量经济的天花板。

所以你能看到，阿里巴巴在今年1月和11月两次调整组织和人事架构，腾讯在今年3月调整了网络媒体事业部的负责人，所有平台型的互联网巨头都在通过不断调整来分散业务，降低过于依赖单一部门和业务造成的风险。

二十年的中国互联网公司史，渐渐稳定下的格局正在发生新的裂变，对于这些由中年人掌舵的互联网巨头而言，改变对人的管理方式，是接下来要跨越的一道门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