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次,李鸿章带了三个人请曾国藩任命差遣,当时曾国藩刚吃饱饭正在散步。他有饭后缓行三千步的习惯,所以那三人就在一旁恭候。
散步之后,李鸿章请他接见那三人,曾国藩却说不必了。李鸿章很惊讶,曾国藩说道:“在散步时,那三个人我都看过了,第一个低头不敢仰视,是一个忠厚的人,可以给他保守的工作;第二个喜欢作假,在人面前很恭敬,等我一转身,便左顾右盼,将来必定阳奉阴违,不能任用;第三个人双目注视,始终挺立不动,他的功名,将不在你我之下,可委以重任。”
后来三人的发展,果然不出曾氏所料,而第三人就是开发台湾有功的刘铭传。
缓行三千步,不过一小时的光景。就这一小时的光景,决定了三个人的命运。有人也许要说,这曾国藩,也太绝对了吧。其实,一个人的品性,是可以在很短的时 间内从他细微的形态动作中看出来的。曾国藩的高明就在于,他在缓步的过程中不动声色地仔细观察了三个人。这是一场未曾事先通知的考试。因此,三个人的表现 也都发乎本性。
一个手无缚鸡之力、胸无用兵之策的文弱书生,曾因兵败走投无路,两次投水、多次以剑自刎未遂,还给儿子写绝命信,叮嘱子孙后代永不再带兵征战——而正是这样一个人,最终成为驾驭千军万马的最高统帅,打出了“无湘不成军”的传奇,并被朝廷封为一等勇毅侯,成为清代“文人封武侯”第一人。
曾文正公这段历史相信不少人耳熟能详,也经常有后人好奇:一介书生凭什么立下千古武功?追根究底,不外乎7个字——得人才者得天下!
曾国藩自知领兵打仗非自己的长项,他唯一能做的只能是推行人才战略,“集众人之长,补一已之短”,“合众人之私,成一已之功”,“只在用人二字上,此外竟无可着力处。”据不完全统计,曾氏幕府二十多年间召集的幕僚达400多人,而后官至三品者达47人,位至督抚者33人。 左宗棠、李鸿章、彭玉麟、郭嵩焘、沈葆桢、刘蓉、李元度、罗泽南等晚清的栋梁之材,无不受曾举荐,“国之重臣,悉出曾门矣!”中国人素来讲“滴水之恩,当 涌泉相报”,这些人对曾国藩怀有知遇之恩、师授之恩、举荐之恩,岂能不尽忠卖命?!人才已备,人心已得,何城不摧?何业不成?!
善于奇谋战策的左宗棠,自视甚高、目空一切,然而在识人和用人这一块,对同乡曾国藩心悦诚服,“知人之明,自愧弗如元辅”;即使是老对手石达开,也不得不承认,曾国藩“虽不以善战闻名,却能识拔贤将,规划精严”;而作为曾之正宗传人的李鸿章,则不止一次向别人表示,不仅自己前半生功名事业出于老师的提携,即其办理外交的本领亦全仗曾国藩“一言指示之力”;半个世纪后的蒋介石,对曾国藩相人的工夫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他曾经专门研究曾氏用人得失,并将其用在自己的识人、用人上。
那么,曾国藩的人才战略到底有何非凡之处,而令这些顶尖人物折服呢?
其一、求贤若渴
曾国藩桃李满天下,左宗棠门下却无一人出名,为何?左宗棠自负甚高,傲气凌人,到他手下做事往往难得有出头之日;而曾国藩宽容大量、求贤若渴,有本事的人一般都能得到重用,所以天下人才都愿意跟着他走。
对人才的重要性,曾做过吏部侍郎的曾国藩认识非常透彻,他认为办天下事要用天下才,办的事越大需要的人才就越多。曾国藩“以荐举人为己任,疆吏阔帅,几遍海内”,看准了的人决不放过,曾效仿刘备三顾茅庐请出了彭玉麟;他还嘱咐师友同僚,随时推荐各类人才;对于任何前来投奔的人才,他都礼遇有加,盛情接待。
正是这种求贤若渴的美名,让全国各地第一流人才对这位曾“伯乐”趋之若鹜,甚至许多新科进士不愿履朝廷之任而愿意进入曾国藩的幕府。
其二、相人有法
据说曾国藩精通麻衣相法,而事实上,是他一生在考察人才方面摸索、积累了丰富经验。
在《用人三策折》中,曾国藩把具体考察人才的方法归纳为“询事”、“考言”、“奏折”、“诱迫”四法。他主张对人才宜“留心察看,分别贞邪”,相貌、言语、举止、行为……曾国藩无时、无地不注意观察人才,并将其优缺点一一记录下来,以备日后参考使用。此外,曾国藩还经常设置不同的情境来考验对方,以找出 真正沉稳内敛、德行佳的人才。当年,年轻气盛的李鸿章就在曾国藩的考验下碰过好几次钉子。
在选人时,曾不喜欢用官气重、夸夸其谈的人,并以“德大于才”为用人第一要旨,对此他有过精辟的阐述:“与其无德而近于小人,毋宁无才而近于愚人。”
其三、量才适用
曾国藩不仅善于发现人才,还善于使用人才。他清楚地认识到,“世人聪明才力,不甚相悬,此暗则彼明,此长则彼短,在用人者审量其宜而已。山不能为大匠别 生奇木,天亦不能为贤主更出异人”在笔记《才用》篇中,曾国藩进一步指出:“虽有贤才,苟不适于用,不逮庸流,……当其时,当其事,则凡才亦才亦奏神奇之 效,否则龃龉而终无所成。故世不患无才,患用才者不能器使适宜也。”
因此,曾国藩不拘一格降人才,“凡于兵事、饷事、吏事、文事有一长者,无不优加奖借,量材录用。”长此以往,使得他帐下军事型的、谋划型的、经济型、技术型的人才应有尽有,其势如日中天,前无古人,登峰造极。
其四、琢玉成器
对于可造之才,曾国藩在培养上所花的工夫可谓不遗余力。
“人才以培养而出,器识以磨砺而成”,这是曾国藩的培养人才观。他认为“天下无现成之人才,亦无生知之卓识”,不可动辄说“天下无才”或“无人可用”。
曾国藩从长期实践中归纳出培养人才的方法,主要有“教诲”、“甄别”、“保举”、“超擢”四种。教诲之法即教训、教导;甄别之法即对能力、品质考核鉴 定;保举之法即向上级荐举有才或有功的人,使得到提拔任用;超擢之法即超级提升。以教诲为例,凡手下将领来拜见,曾国藩总抽时间接见,并谆谆训诲、告诫他 们对上要精忠报国,对下要力戒骚扰百姓;平时,他也经常以书信、饭前闲谈的形式对手下提些要求。因此,属下从士兵到将领,无不将他视为楷模。
其五、奖励为重
曾国藩深谙人的心理,认为对人才不能求全责备,而要多鼓励扶助。他说:“衡人亦不可眼界过高。人才靠奖励而出。大凡中等之才,奖率鼓励,便可望成大器;若一味贬斥不用,则慢慢地就会坠为朽庸。”
在具体实践中,曾国藩建立了有效的激励机制,注重针对不同人的不同需求,采取相应措施来激发其积极性——“武人给钱,文人给名”,即以厚赏来得兵将之勇,以名位来换幕僚之智,皆大欢喜,军心一统。通过不停的举荐,曾国藩的幕僚“几乎人人皆有顶戴”,“以满足他们的好名之心”。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曾国藩不怕部属与自己同职齐名,鼓励他们“自立门户”“自辟乾坤”,并为之铺路搭桥。也正是这样,才有了后来李鸿章、左宗棠等人的大放异彩。
知人善用,莫过曾公。这位传奇人物的一生,再次向我们昭示了一个道理:成就别人,最终也将成就你自己——得人才者得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