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不掉的低效人才选拔法？

公司人事制度变革 之“大唐版”：科举竞聘3

世家大族对科举这一“干部竞聘”人事制度变革 的攻讦从未止息，而“进士无行”（靠舞文弄墨进入公司管理层后却并不擅长公司管理）的客观劣势也逐渐暴露，但大唐公司以“进士科”为代表的“干部竞聘”制度却始终屹立不倒。为何？

这一篇聚焦“科举竞聘”这一公司人事制度变革 对大唐以及其后的公司格局的实质性作用和影响。

废不掉的低效人才选拔法

帝国公司的“干部竞聘”人事制度变革 ，初起时虽然科目五花八门，但经过一番筛汰后，最终只剩下了“明经”与“进士”两大科———“明经科”背靠的是 职业 经理人 集团的家学传承，而“进士科”则依托于普通员工庞大的群众基础。

明经科，考传统政治范畴内的填空题及名词解释，是娴熟传统政治、稳重有余而文采不足的士族子弟之最爱；而进士科主要考文学才华，因应试全无门槛，遂成为寒门庶族子弟的首选。

然而，帝国公司的领导干部岗位总是有限的，提拔干部究竟是更看重“院校”、“文凭”、“专业”（世家大族子弟具备和擅长的），还是更看重一考定终身的“竞聘成绩”（科举考试的文学才华）？管理岗位上，到底该提拔娴熟于帝国公司经营实务的“明经科”政治家们，还是成天奢谈聒噪的“进士科”文学家们？

大唐一朝，对此问题始终争论不休。在这场争论中，支持“明经科”者一直稳占上风。政治精英瞧不起舞文弄墨的酸丁，这是早有历史恩怨在焉的。

早在东汉灵帝时，为了对抗成天研究政治（经学）、煽动负面舆论的太学生，掌权的公公们就曾使出釜底抽薪之计，成立了鸿都门学，收罗了一帮没条件参与政治实习的寒门子弟，转而研究文学艺术等和谐科目。为了特别恶心捣乱的太学生们，在公公们的关照下，鸿都门学毕业生的出仕待遇，均远较太学生为优厚———从那以后，学政治的和学文学的，就成了职场上的对手、学术上的冤家。

大唐公司不过是又重演了这一幕。

自打帝国公司的董事长推行“干部竞聘”制后，世家子弟的出仕道路立刻变得狭窄起来：除了少数有资格拼爹，能够凭借“祖荫”入仕者外，大多数世家子弟只好选择应考“明经科”，

去挤“干部竞聘”的独木桥———本来这就够让世家大族不满的了，偏生太宗之后又是个“新出门户”的武则天当权，她不但继续在政治上压制世家大族，而且还动辄抡刀子杀人，显而易见是没有道理可讲的了……

好不容易等到玄宗上台，帝国公司又重归稳定，缓过气来的世家大族立刻发动了反攻倒算。在玄宗天宝九年（公元750年）的敕文中，世家大族便借皇帝之口展开进攻：“文学政事，本自异科，求备一人，百中无一。况古来良宰，岂必文人？”给多为寒门子弟出身的进士科文学家们，兜头泼了一盆凉水。

这才仅仅是开始。

唐代宗宝应二年（公元763年），帝国公司学习 部副经理（礼部侍郎）杨绾提出，进士科“重文轻儒”，助长了青年干部苗子的浮华作风，实在要不得。建议将“干部竞聘”改回“组织推荐”的老套路去。

这一提议立刻引起坊间舆论的热议———可不是么？玄宗天宝年间文豪如云，唐诗仙、圣齐出，可还是“词人材硕者众，然将相屡非其人”，最后闹出个“安史之乱”！足见“进士科”乃至整个“干部竞聘”体制，压根就选不出一流的 经营管理 人才嘛！

杨绾本人虽为世家子弟，但却是个堂堂的进士科出身，又正好是“干部竞聘”项目的主要负责人，所以他的提议极有杀伤力，进士科差点因此被扼杀。

接下来，唐德宗贞元十二年（公元777年），驸马爷王士平与其妻义阳公主闹婚变，恰好有两个进京报考进士科的寒士无聊，竟将其事谱写成乐曲到处张扬。皇帝大怒之下，又差点废掉进士科。

唐文宗开成元年（公元836年），世家出身的宰相郑覃屡次请罢进士科，理由是“南北朝多用浮华，所以不治。士以才堪即用，何必文辞？”认为“此科率多轻薄，不必尽用”。而与郑覃同党的中唐名相李德裕，说得更妙：“然朝廷显官，须是公卿子弟。何者？自小便习举业，自熟朝廷间事，台阁仪范，班行准则，不教而自成。寒士纵有出人之才，登第之后，始得一班一级，固不能熟习也。”

以上进士科的对头们，确都抓住了此科选才的天然弱点———选拔标准与帝国公司“中心工作”缺乏直接关联，文学天才未必便是经营高手；寒门出身的文学之士不懂宦场规矩，常常应对失宜闹笑话；穷孩子一步登天，又缺乏系统的政治教养，作风往往轻薄，等等。

然而，尽管被世家出身的职业经理人们上纲上线地批，浑身被射得千疮百孔，甚至被板上钉钉地公认为“进士无行”，但以进士科为代表的“干部竞聘”制度却始终屹立不倒。

奇怪吗？不奇怪。

因为，大唐公司这套“干部竞聘”制，求才从来就不是首要目的———唐人中还真有明白这一点的，赵嘏诗中“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一语便道破了的科举深意———不过他也只说出了一半。

帝国公司的平衡术与泄压阀

科举，或者说大唐公司版的“干部竞聘”，究竟是什么？如果我们望文生义，简单地以为这仅仅只是个人才选拔制度，那就必然走进死胡同。

对于帝国公司的董事长来说，既然职业经理人苗子遍地皆是，那又何须继续死守在世家这一棵树下，受那等鸟气？从一个无穷大的口袋里随机抽取样本，还仍然连连抽中他满心不喜欢的崔、卢、郑、李（赵郡），这样的概率微乎其微。

当公司里的崔、卢、郑、李连拉帮结伙搞“小俱乐部”的起码人数都凑不齐之时，帝国公司的老板还有什么可担忧的呢？

所以不管旧世家如何在他耳边唠叨，他是打死也不会再恢复以“九品中正”为代表的“组织推荐”干部选拔模式了———因为负责推荐的“组织”，代言的是世家大族的利益，造就的是职业经理人的团伙，人事权压根就不掌握在他这个老板手里嘛！

除了逐步平衡乃至最终取代世家政治之外，科举还有另一个重大意义，那就是充当帝国公司的泄压阀———为世家政治时代全无参政议政权利的草根阶层，打开一条合法上升的渠道（不管它有多么狭窄）。从此，即便是穷乡僻壤的“田舍郎”，也有了一步登天参与帝国公司经营管理的可能：只要他肯老老实实皓首穷经，认真研读官方指定的那几本“公司组织基本原则及案例”到一定水准，就可以参加长安城的抽大奖活动———连曾国藩都说“场中莫论文”，李鸿章都当过复读生，这科举考试不是“抽大奖”是什么？不过它的中奖概率比之彩票又要高得多，高峰时每期都能抽出两百来号人呢！抽中者固然皆大欢喜，即便抽不中者，也只能自怨学艺不精，而断没有归咎于公司之理。

既然要充当草根阶层的“泄压阀”，那么“干部竞聘”在考试设置上，就必须从众、从简。世家子弟靠家庭背景和政治实习而实现的“素质教育”，绝不是寒门子弟效仿得来的。有鉴于此，帝国公司便须为其另开一扇旁门，以便在公平的起跑线上考察参试者的智商、想象力以及政治抱负（当然还得兼顾改卷及评判的标准化、简单化）———还有什么考法，能比出律诗、律赋及其直系子孙“八股文”这种极端格式化的试题，更贴近这一主旨的呢？

以从众、从简方式“竞聘”出来的干部苗子，自然不尽符帝国公司经营管理所需，然而他们具有较高的平均智商和学习能力，却毋庸置疑。所以只需多费一道培养工序，这帮苗子大多还是可以造就的。

较之公司在维稳上所获的巨大收益，人事学习 上的一点点浪费又算个啥？想想看，若不是咸通年间那几位主考实在没眼光，数次漏录一个名叫“黄巢”的山东考生，这大唐朝还得多活不少年不是？

大唐朝的历届董事长们，正是认清了“干部竞聘”的深意，所以尽管对“进士无行”也很窝火，却始终不敢遽废科举。而失去了垄断政权技术基础的世家大族，则在与寒门庶族的斗争中，不断衰败。

魏晋以来，董事长命运为职业经理人集团所操纵的悲剧，终于在大唐公司彻底终结，而“干部竞聘”却在此后一千余年中，成为帝国公司的“维稳大法”———聪明才智之士尽收归体制之内，剩下一帮不识字的老粗，还怕翻了天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