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万明：鉴古察今的 《资治通鉴》

以史资政第一书

《资治通鉴》是宋代著名史学家、政治家司马光及其助手历时19年编写而成的一部编年体通史巨著。宋神宗皇帝因此书“博而得其要，简而周于事”(《〈资治通鉴〉序(宋神宗)御制》)，据《诗经》“商鉴不远，在夏后之世”之资于治道之意，特命名为《资治通鉴》。全书记载了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以来至后周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十六个王朝共1362年的历史，是继司马迁《史记》之后影响最为深远的史学巨著。

明末思想家王夫之对《资治通鉴》深研细读，评价其“取古人宗社之安危，代为之忧患，而己之去危以即安者在矣;取古昔民情之利病，代为之斟酌，而今之兴利以除害者在矣。得可资，失亦可资也，同可资，异亦可资也。故治之所资，惟在一心，而史特其鉴也。”(《读通鉴论・卷末叙论二》)就是说：《资治通鉴》从前代社稷安危的经验教训中，看到忧患得失，由此来安排自己的行为以去危存安;从古人民情政事的利害得失中，替他们斟酌思量，以达到对当下兴利除害的目的。经验可以借鉴，教训也可以成为镜鉴，相似的可以借鉴，不同的也可以作为借鉴。所以治理可以借鉴的，就在于专注，而历史尤为值得珍视。

借鉴历史不仅要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不仅要知其所以然，还有进一步深究其何以不然。只有这样深究，才可以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把历史读活。

司马光写作《资治通鉴》的宗旨是“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他写史的视角聚焦于“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鉴者”，一部《资治通鉴》，处处以“嘉善矜恶，取是舍非”为归依指向，因而对后人参政为官甚至为人处世都极其重要。历代有作为的政治家都对其精研细读。康乾盛世的缔造者康熙提出了“共四海之利为利，一天下之心为心。体群臣，子庶民。保邦于未安，治乱于未乱。夙夜孜孜，寝寝不遑。宽严相济，经权互用，以图国家久远之计”(《康熙遗诏》)的施政纲领。这部书传递的思想都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正能量，没有离经叛道的奇谈怪论。

《资治通鉴》是承载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不可逾越的一座高峰，是了解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必读书。然而由于编写体例的缘故，《资治通鉴》自古以来“号为难读”。在其问世的头17年里，只有一个叫王胜之的人通读了一遍。司马光曾经对人说：“自吾为《资治通鉴》，人多欲求观读，未终一纸，已欠伸思睡。能阅之终篇者，唯王胜之耳”(《宋史卷286·王曙传》)。尽管难读，历代政治家和学者都对其精研细读。作为一代名臣，曾国藩的一生深受《资治通鉴》影响，他认为六经之外有七书(七书指《史记》《汉书》《庄子》《韩文》《文选》《说文》《资治通鉴》)，《资治通鉴》即为此七书之一。

名分论和才德论

《资治通鉴》的真谛何在?换句话说，司马光通过《资治通鉴》最想传达给后世为政者的思想究竟是什么呢?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以“礼治文化”为中心，以“名份论”和“才德论”为基本点。

《资治通鉴》全书共有218条史论。为了表明自己的历史见识，司马光不仅引用了前人的史论，而且自己亲自撰写了其中的119条“臣光曰”。《资治通鉴》的第一篇“臣光曰”就奠定了全书的理论基调。司马光在第一篇“臣光曰”中指出，作天子的最大的职责就是维护礼的神圣性。而恪守礼的关键在于维护名分的合法性。“礼”就是传统社会的纲常，“分”维护的就是统治的合法性，“名”则是安定政治秩序的关键。什么是“名分”?“名”是身份的表称，“分”是欲望的限度。它的意思就是有什么样的身份，就只应享有什么样的待遇。超过了一定的限度，如果是在上位的人给予在下位的，就是泛滥用礼;如果是在下位的享受了不该享受的，就是僭越用礼。“名分”就是一道无形的藩篱，它告诫社会各阶层：千万不可超越礼。因为，“君臣之礼既坏矣，则天下以智力相雄长，遂使圣贤之后为诸侯者，社稷无不泯绝，生民之类糜灭几尽，岂不哀哉”(《资治通鉴·周纪》)。概而言之，中国传统社会维护的是一种差序格局，司马光认为“礼”是修身、治国、平天下的法宝，礼乐教化、纲常名分是国家兴衰成败的关键所在。

中华民族从周公制礼作乐以来被称为礼义之邦，我们的文明被称为礼乐文明。但自从汉高祖刘邦任用叔孙通制礼作乐，叔孙通一味迎合刘邦，礼就失去了它的高贵地位。司马光认为，礼不仅是朝堂上的一套繁文缛节，使人们在厅堂之上守秩序有规矩，而且在朝堂之外具有很大的作用。对于个人来说，它能让人干什么事都有法度，从而事事能成;对于一个家族来说，礼可以让家族中人按照亲疏远近的不同来相处，从而使九族和睦;对于一个乡村来说，礼能够使人们都按照伦理法度以礼相待，使风俗敦厚;对于一个诸侯国来说，礼可以使诸侯国形成祥和的政治局面;对于天下来说，礼可以使诸侯们都能够安心顺服皇帝，从而使君臣之间的纲纪得以确立。这就是司马光的礼治观。

礼治是中国传统社会进行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最主要方式，事实上也是中国传统社会几千年来行之有效的治理方式之一。礼治的践行有赖于为政者才能和德行的匹配。为此司马光提出了自己的才德论。司马光认为“才”与“德”是不同的两回事，而世俗之人往往分不清，一概论之曰贤明，于是容易看错人。由此司马光指出了一个让人沉重的历史现象：“德者人之所严，而才者人之所爱。爱者易亲，严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于才而遗于德。”(《资治通鉴·周纪》)

乱世用人唯才是举，那是知其不可为而不得不为，而长治久安的用人策略还是要以德为先。所以治国治家者一定要仔细审察才与德两种不同的标准，权衡才与德之轻重，以防失去真正的人才。司马光指出：“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资治通鉴·周纪》)《资治通鉴》开篇所记载的三家分晋的历史背后，恰恰就存在着一个才大于德的典型人物智伯。所以司马光在其第二篇“臣光曰”中就提出了一个貌似很极端的用人观：“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资治通鉴·周纪》)

总之，礼治思想和德治理论是贯穿《资治通鉴》中的重要思想。礼治思想是意识形态的最高准则，德治理论是社会治理的执政纲领。礼治不仅是意识形态，而且是伦理道德修养的规范准则、风俗美化的源泉。“立政以礼”是传统社会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为政以德”则是贯彻基本原则的思想路线，而教化是礼治和德治的具体实践。司马光认为：“夫为国家者，任官以才，立政以礼，怀民以仁，交邻以信;是以官得其人，政得其节，百姓怀其德，四邻亲其义。”“君明臣忠，上令下从，俊良在位，佞邪黜远，礼修乐举，刑清政平，奸宄消伏，兵革偃戢，诸侯顺附，四夷怀服，家给人足，此太平之象也。”(《资治通鉴·秦纪》)

这可以说是司马光理想的治国蓝图，在《资治通鉴》的不同卷册中有多处大体相似的表述。历史证明，礼治思想和德治理论是有生命力的。《资治通鉴》所倡导的“立政以礼”和“为政以德”的治国理念与为人为官之道，至今仍然有其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