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老板永远的“债务”,就是当员工过年阖家欢乐时,自己仍要默默居安思危。
过年是一种文化,它使中国人相信爆竹能驱邪,头香助好运。可是,我们的企业文化能让我们的员工相信什么?这就是企业文化第三重门,也是最高追求:信。
信任:能取信多少人?能取信多久?
老祖宗说:人无信不立。因为离开信,人是没法活的。可要命的是,我们现在恰恰面临各种“信”危机。1950年代欣欣向荣,是“信念”之差:我们都信共产主义,但你是雷锋,我是群众;1980年代打开国门后,是“信仰”之差:你还信共产主义,他已信拜金主义了;等到本世纪,则已是“信任”危机了:一个彭宇案,几乎摧垮了社会大众最基本的道德堤坝。
我们正在猛批的日本,其实正是一面镜子。3年前春天的那场大海啸与核泄漏,几乎是“2012”的预演。因为有了微博,中国人第一次同步直播了这场天灾。最令国人震撼的,就是日本大众撤离险境时的秩序井然。
仅仅因为他们国民素质高?生活总是现实的。只有有了现实的保障,人的素质才能有保障。其实,日本人有秩序还是基于信任。
首先,他们相信政府,相信政府不会隐瞒。这样,政府怎样疏导,他们就会怎样遵守,不会有小道消息。之所以信谣传谣,本质是公权力自身信用下降造成的。
其次,他们相信基建,相信企业坚守品质。他们能在地动山摇中徐徐撤离,是相信在这一刻,这片房子是不会倒的!这是一种长期对品质、对责任的信任。在关键时刻,这种信任变现为一种秩序,诞生奇迹。
再次,他们相信彼此。他们知道周围每个人都会遵守秩序,而这样对大家都最有利。
日本人的秩序是靠信任积累出来的。而我们之所以“争先恐后”(我曾在卷首语里反思过),就是我们不相信组织,不相信彼此,不相信秩序的体现,是信任长期被践踏的结果。比如红会,当其官方微博的评论只有漫漫“滚”字时,那可不是因为一个郭美美,而是对他们长期辜负公益事业所积累的愤怒。
去年雅安地震时,“新辣道”曾短信告知会员要做赈灾义卖。但当我把这事拿到微博上讨论时,却发现争议极大。因为一再受伤的国人,已拿不准企业是真心赈灾,还是借赈灾促销了。
因此,我们必须意识到:企业文化的价值,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能取信多少人?并能取信多久?而基石,就是我们此前说的:真,实。
信仰:真的远离中国而去了吗?
信任,只是“信”范畴里的基础。对“信”的最高追求,是信仰。
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发现自己在世界上的朋友越来越少。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有实力,无信仰”,别人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做出什么事来。而反过来,一个有信仰的人或组织,其力量是无可限量的。
比如日本每年举行的盛和塾大会,我曾在现场见证过什么叫信仰的力量。当稻盛和夫出场时,全场几千人的热烈很容易让我们想起文革。但我们是宣传出来的个人崇拜,而稻盛是实干出来的人格魅力。当那些获奖日本企业家从稻盛手中接过证书时,那种绝对100度而且持续很久的鞠躬,以及所表达出的虔诚与感恩,是在中国各种颁奖典礼上绝对看不到的。
中国也不是没有。在起源台湾、遍及大陆的慈济基金会中,我就充分感知到了“信”的温度。在闹中取静的慈济活动站里,人际氛围和大门之外就完全不一样,其中不乏企业家志工。他们信善,信爱,信行动。他们每个月都会起早贪黑、艰苦跋涉、心甘情愿去各个贫苦地区做调查和赈济,同时因此过得快乐,活得充实。
虽然中国还有诸多不尽人意之处,但有这一片真的天地,这一粒实的种子,这一群信的行者,中国和中国企业的文化复兴就有希望!
可以说,信是文化的起点,也是终点。建设企业文化,就是从企业家自己“信”,到让企业内外的所有人都“信”。新春贺岁,给您拜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