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企业社会责任，我们有必要对企业所承担的社会责任范围进行清晰界定，避免大而化之、非常宽泛地谈社会责任问题。回顾我国不同类型企业所走过的历程，我们可以看到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建设企业社会责任方面有不同的侧重点。
对于国有企业来说，在计划经济体制时代，普遍存在企业办社会的现象，企业除了肩负生产、经营责任，还要为企业员工承担生、老、病、死等一系列的福利保障，所以就出现了企业办幼儿园、学校、医院等各项公共事业的现象，一个三、四万人的大型国有企业往往要承担十几万人的生活问题。企业办社会给国有企业背上了沉重的包袱，严重影响了企业的发展。“企业办社会”实质上是让企业为一小部分人承担了无限责任，企业有限的资源都消耗在为这一小部分人所提供的无限责任上面。在我国加快国有体制变革 步伐之后，原来由企业所承担的社会职能纷纷实现与企业的剥离，朝着社会化经营、专业化管理的方向发展；通过社会职能与企业的分离，让企业甩掉了对部分员工所承担的无限责任这个包袱、可以轻装前进，有效地提高了企业的竞争力。
对于民营企业而言，在我国变革 开发后作为一个企业群体出现仅仅经历了二十几年的时间，实现了超常规的跨越式发展。但是不能否认，在变革 开发初期，市场环境还不完善、市场行为不规范的情况下，一些民营企业在企业成长的初期存在一些原罪行为，就更谈不上社会责任问题了。例如，时至今日，仍有一些私营矿主无视矿工生命安全，只顾追求个人私利，结果导致矿难频发；也有一些企业的生产经营给周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和破坏，企业发展是建立在对环境造成巨大破坏的基础上；我们还可以经常听到看到这样的报道：一些老板可以一掷千金的挥霍，却舍不得捐一分钱给上不起学的孩子。而在我国民营企业普遍缺乏社会责任感的同时，海外华人企业家则给这些民营企业家作出了表帅：李嘉诚、霍英东、邵亦夫等一大批海外华人企业家在这些年捐赠了大量的资金用于发展我国的教育、赈灾、医疗和其它公共事业，造福一方、造福社会。虽然，我国一些优秀的民营企业这几年也在积极地从事社会公益事业，但是作为一个群体而言，我国民营企业的总体社会责任感还有待加强。
在市场经济时代，无论是国有控股（独资）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是作为市场竞争的独立主体存在，是具有独立“人格”的企业公民，都要对自己的行为和结果负责。因此，在承担企业社会责任时他们要使用统一的标准和价值体系，切不可搞双重标准。当然，在一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如石油、电力、交通等行业中的大型国有企业还要承担重要的国家使命、实现政府意志，其企业社会责任会有更丰富的内涵，具有一些行业特征的独特属性。
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做一些慈善募捐和公益事业就是承担社会责任，企业社会责任具有丰富的内涵。首先，企业社会责任是以法律为底线，即具有合规性。企业的社会责任首先要遵守国家法律，经营行为符合国家法律的基本要求。例如，诚信守法经营并依法纳税是企业社会的基本责任，这个底线无论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还是外资企业都是适用的。因此，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要“勿以恶小而为之”。其次，企业社会责任要关注不同利益相关者，妥善处理好企业内、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关系。因此，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要处理好股东、管理层、员工、地方政府、社会公众、合作伙伴、客户甚至包括竞争对手等多个利益相关者的关系。一个一方面在做公益事业、另一方面却在残酷压榨员工的企业并不能称之为具有社会责任感，只能是一种沽名钓誉的伪善行为。第三，企业社会责任应该能够促进社会和谐、环境友好，提高社会整体福利。“不只生产石油”是BP公司的核心理念，BP用一个生动的事实来阐述这个理念：在广州白云机场铺设石油管线过程中，为了保护5000棵树不被破坏，BP放弃了高效率的机械施工。这样一件小事使一个具有社会责任感，关注企业、社会和环境和谐的企业形象跃然而升。因此，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要符合帕累托改进原则，要有助于社会总体福利的增加，而不是拆东墙补西墙的零和游戏。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未必一定要作出惊天动地的事情，切记“勿以善小而不为”，点滴小事都能体现出企业的社会责任。
在我国变革 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社会处于巨大变革的今天，我国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发展思路和建设和谐社会的总体目标，这无疑需要企业在关注自身发展的同时，要承担越来越多的社会责任，才能促进社会共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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