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心源自企业文化

　　一、国有企业的文化决定了员工的责任心来自于“宣贯”

　　国有企业中员工的责任心更多地来自于“宣贯”，而不是靠自身的觉悟与信念的高低，我想这与企业的体制与文化有关。中国的国有企业往往沿袭着中国儒家传统的思维方式，人们往往不喜欢显山露水，做好本职工作，谋取一份稳定的工作就可以了。在一些问题的处理上，往往秉承“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而“冒尖、出风头”之辈往往最后落得个不甚圆满的下场。所以“宣贯”成为了一种国有企业惯用的思想政治工作手段，那就是反复讲、讲反复，让你在昏昏然中接受企业固有的文化与理念。

　　责任心的大小与官位有关吗？可能有90%的人会选择“是”的答案。责任心的大小与个人的品质有关吗？仍会有90%的人选择，但会是“否定”的答案。有些时候，我们的老板，我们的管理者会认为员工没有责任心，可换位思考，当我们的员工每日 被不停的“宣贯”麻木了头脑，僵化了行动的时候，我们的老板被巨大的指标和外部环境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两者的认识会在一条水平线上吗？聪明的老板会鼓励员工多说，而权力欲极强的老板则会希望员工们多听。“听”与“说”虽然只一字之差，却折射出管理的巨大差异。所以说，国有企业更重视“宣贯”的作用。

　　笔者曾经在一家国有企业做了8年的宣传工作，深知宣传的妙用。责任心是什么？无非是对企业的关注程度、投入程度和付出程度。我们自诩的是某某人通过什么、什么活动“转化”成企业需要的样子，精神力量是我们不可否认的提高员工责任心的一种信奉原则。国有企业对责任心的衡量标尺更多地体现在员工的奉献上，你的奉献越多，你的责任心越大；反之，你的奉献越小，你责任心越小。加班、超时工作，舍小家顾大家，带伤、带病坚守工作岗位，这些在国有企业都被视为责任心的一种体现，而这些在西方被看作是不可理解的一件事情。忆苦思甜，讲形势、任务，是老板惯用的伎俩。但实际效果又如何呢？难道只有下班晚走，才是敬业吗？只有超时工作才是具有责任心吗？我们的老板只看到了一面，而看不到另一面。有些员工晚走,只为“煲电话粥”，因为用公家的电话可以省去通讯费；超时工作不是责任心强，而是在8小时工作时间内不会分配时间，工作效率低下的表现。带伤、带病坚持工作，真的是境界高尚吗？不自爱的人又怎么会爱企业呢？

　　案例是最能佐证观点的。一位收银班长平常积极主动，在业务上也是一把好手，深得领导和同事们的信赖。可是一次“意外”事件却让信任她的人大跌眼镜。她利用职务之便，擅自用他人的会员卡在POS机上刷卡，谋取私利。这件事让她丢掉了工作，更重要的是让我们的价值观和评价尺度经受了一次考验和洗礼，到底是用其才还是用其德？“才大于德”是小人，“德大于才”是君子，而“德才兼备”则为圣人，《资治通鉴》如是说。在实际工作是用其才还是用其德，在国有企业中德还是要大于才的，虽然岗位不同这个尺度会有所松动和变化，但是“听话”还是国有企业用人的一个重要标准，而维持这种听话，除了经济标杆的调节外，“宣贯”是国有企业“一招鲜、吃遍天”的提高员工责任心的“不二法则”。

　　二、私有企业的文化决定了员工的责任心来自于激励

　　在私营企业更多靠得是一种自我约束，聪明的老板懂得用激励来激发员工的责任心和上进心，从而为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奠定思想基础。笔者印象最深的是在沈阳兴隆大家庭老板李维隆的激励法，在去年66小时不眠夜的促销活动中，笔者切实感受了这种激励的作用。面对连续作战，如潮的人流涌向着这家沈阳单体面积最大的购物中心。它开了多个先河，首先它引领了一种概念，代表了一种前卫，66小时的连续不歇业是沈阳各大商场首次推出；其次它的折扣幅度惊人，回馈力度绝无仅有。再次，参与的人员之广，消费者之踊跃，都是各方所始料未及的。在这种超负荷的促销大战中，消费者“累在其中，乐在其中”，而员工靠何种力量支撑呢？单靠“宣贯”只能解决一时。而“兴隆”的作法更让我对李总刮目相看。他计划 广播室在销售额突破1个亿时广播，每突破1000万时再广播，让员工们深受鼓舞的同时干劲倍增，在宣布突破和创造一个又一个兴隆人的纪录后，又不失时机地奖励每名员工一箱苹果，而且纪录突破奖励跟着递增。这种鼓舞方式让我这个局外人也跟着“血脉贲张”。在广播的同时，各楼层和区域的经理、主管也在现场为员工们鼓劲，不时通报着销售的进展，齐声的口号让员工们疲态全无，让团队也充满力量。

　　试想，如果换成国有企业的激励方式，员工的责任心也会大打折扣。尽管国有企业也讲激励，民营企业也有“宣贯”，但在实际运用中程度不同、效果迵异，还是可以分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