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家族企业”，指企业资产和股份（50％以上决策权）主要控制在一个家族之中，领导层的核心位置由同一家族成员出任，企业内部管理带有浓厚的家庭色彩。或者用泛家族规则来整合企业的管理资源。首先，东南亚是最早的华人移民地之一，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华人经济已成为东南亚各国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东南亚华人经济就是靠华人家族企业支撑。港台的大型企业如长江实业、台塑也是家族企业居多。据统计，目前在中国国内的民营经济中，家族企业至少占到了９０％以上。在这些企业中，既有单一业主制的企业，也有合伙制的企业、共有制的企业，甚至还出现了家族成员保持临界控制权的企业集团。所以，发展民营经济必须大力发展家族企业。中国下一轮经济发展的主力将是以家族企业为代表的民营经济。
国学大师钱穆曾说：“中国文化全部都从家族观念上筑起”。家是中国人的生活重心，研究华人的企业文化，自然要特别注重对华人家族企业的研究，家族企业是华商企业的主要经营形态。华人家族企业有两个基本特征：首先，中国人的群体精神是“家本位”群体精神，具有典型的家族文化特征。在中国文化传统中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儒家文化，就是“家本位”的代表。儒家的治国之道，就是强调君王应当像“家长”关心家族成员一样关心自己的子民。在家要父慈子孝，在外任职要做父母官，一切都要遵守伦理秩序。所以，中国人的社会人格是以“家”为中心的。其次是家旅世袭制，由于长期的专制统治，形成了中国人特别严重的内耗特点和防范心理，但它也强化了中国人的家族意识，迫使人们从内寻求支撑，以血缘关系为最基本的纽带，渗透到家族资本的运作特征中去。中国人在本土以血缘为纽带抗拒天灾人祸，而在国外，上无片瓦遮天，下缺立足之地，就只能以血缘纽带求生存求发展，由此形成海外华人独特的家族世袭管理模式。所以绝大多数华人家族企业的传承都带有世袭的倾向。
儒家文化讲究“仁、义、礼、智、信”。
儒家思想是以“仁”作为核心的概念。孔子所谓的“仁”，在字型上是“从人，从二”，亦即“二人为仁”.“仁”字的基本涵义是二人的关系，仁也即“爱人”，从而道出人与人之间适度的关系，最终的实现通过“善”联接。儒家文化讲究“择善固执、止于至善”。若是孤独的一人，则没有行善的机会。所以，儒家没有关起门来做圣人，而充分发挥社会关怀。这有利于发挥华人家族企业家精神的塑造，也有利于华人家族企业家“富则兼济天下”。最终驱使华人家族企业家最终把一定量的社会财富通过捐赠的形式回馈社会。彭年酒店董事长、港商余彭年全身投入“彭年光明行动”的慈善事业，5年内在国内的甘肃、湖南、青海等九省一市计划投入5亿元做20万例免费白内障手术。而且每年都有大量财富进行捐赠。余彭年从几乎身无分文的内地人只身到香港闯天下，从打工者一步步积累财富，创立年营业额达20亿彭年酒店集团。期间积累财富的艰辛恐难为他人所知。但拥有了财富却兼济天下。这和儒家文化“向善，行仁”的深刻思想不无关系。“仁”还促使华人企业家完成一定的社会价值。阿里巴巴网站创始人兼董事长马云讲过：“企业家是带着使命感要完成某种社会价值的。企业家的公民意识正是源于这种企业家精神”。“仁”套用一句很现代的话就是“以人为本”，真正“以人为本”的企业家，也是能够履行社会义务的人。中国历代国家都有实现“仁政”，企业家也可以实现“仁商”，这样可以促使企业家和员工实现和谐相处的精神。
义是事之“宜”，即“应该”。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有一定的应该做的事，因为做这些事在道德上是对的。如果做这些事只出于非道德的考虑，即使做了应该做的事，这种行为也不是义的行为。用一个常常受孔子和后来儒家的人蔑视的词来说，那就是为：“利”，在儒家的思想中“义”与“利”是直接对立的。所以孔子本人就说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里华人企业家如理解不是很深刻，舍利而取义就大错特错了。在变革 开放初期确实影响了很多企业家。其实，要深刻理解：企业的本质天然具有趋利性，企业的最大目标就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在此需辨证理解“义”与“利”的关系。孔子也曾说过：“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商人其实有三种境界：第一种商人只知“唯利是图”，舍义而不顾，这种商人往往不择手段追求钱财，最终做不长久。第二种商人“有义无利”，只讲哥们义气，到处被人赊欠，资金链一旦断裂，弄的企业衰败。二世祖败家的例子不胜枚举。第三种商人讲究“有利有义”。这是商人最高的一种境界。这种情形是可以做的到的。香港首富，世界上最成功的华人企业家李嘉诚就讲过“行仁义之事，赚无量之财”。李嘉诚成功帮助包玉刚收购九龙仓就做到“有义有利”。李嘉诚不遗余力帮助包玉刚的中资财团，是出于义；后得到九龙仓的股份，则获得了利。所以，对于华人家族企业家，更应辨正理解儒家文化中“义”与“利”的关系，这样有利于企业的发展壮大。
在儒家学说中，礼是一个内容丰富的综合概念，它指礼节、礼仪，又指社会行为准则，还礼的功能就是调节。人要满足欲望，有礼予以调节。礼还有一种功能，就是使能文雅，礼使人的情感雅化、净化。有礼才有道德。尊礼而行就是道德，违礼而行就是不道德。礼就是人们的共同规则。马克思曾讲“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父子之亲、男女之别、手足之情不是自然，而是社会关系。人应当有社会关系和礼，只有他们才使人异于禽兽。人与人互动时，不能没有行为规范。最基本的要求是“法”，较高尚的计划 是“礼”。论语中云“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从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合而观之，礼与法可以并称，都是教育的初步内容。孔子说：“不学礼，无以立。”企业家立身处世，不能不知礼。礼不只是典礼仪式或教条形式，它必须深植于一个人的内心情感。礼仪促使情义的深化，礼法与情义是人类社会普遍认同的价值。华人企业家在管理家族式企业时，公司内部企业文化崇尚“礼尚往来”，“有礼有节”，“礼多人不怪”。华人家族式企业更倾向于“人情礼仪主义”的特色。他们在做决策时往往必须考虑人际关系的重要性。在西方企业中，经营者和员工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工具性的关系。而儒家文化更倾向于鼓励雇主与员工以礼仪情感成分来建立彼此之间的关系。华人社会有一种习俗：在农历新年前夕，华人家族企业老板会给员工不同金额的红包，以此表达对员工贡献的一种情义和奖励，员工可以根据红包的大小，了解老板对于自身表现的评价。
智对于儒家文化是相当重要的。“学而时习之”，“温故而知新”。孔子周游列国而传授知识，既重视实践知识，又重视书本知识。孔子博大精深的知识和智慧，成就了他圣人的威名。儒家思想自董仲舒大力提倡，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变成儒教，儒教与封建政体相结合，同时开创了科举考试选拔社会人才为国家服务的先河。儒家文化的知识与智慧，经过一代又一代大儒们的发扬与提高，终于成为中华二千多年来的主导文化。新儒家把《大学》、《中庸》和《论语》、《孟子》放在一起称为“四书”，作为新儒家的基本经典。它讲究：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八条目。尤其要达到修齐治平，没有广博精深的知识和智慧，是很难成功的。当然，一个人并不一定要当了国家或天下的元首，然后才能做治国平天下的事。他仅仅需要作为国家的一分子，为国尽力而为；作为天下的一分子，为天下尽力而为。只有这样，他尽到治国平天下的全部责任，就达到人格的完满。儒家文化积极的入世精神使中国文化一直是积极入世，而不是消极出世的。儒家所言“内圣外王”“修齐治平”，都是要求将内在的思想外化为积极的事情。对于华人家族企业中成功的企业，无不非常重视知识。“知识改变命运，智慧创造辉煌”。科技的发展一日千里，尤其需要学以致用，大胆创新。华人家族企业家为了企业的传承，无不非常重视子女的教育。李嘉诚就把两个儿子李泽楷、李泽钜送到美国留学，完成硕士、博士才回港委以重任。王永庆就把儿子王文洋送到英国留学取得博士学位后派到大陆担当重任。
信是偏重人要讲究诚信，讲究忠、恕。“己所不欲，勿施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尽己及人和推己及人者两方面合在一起，就叫忠恕之道，这种道是以本人自身为尺度，来调节本人的行为。在华人家族企业里，员工为了获取决策者的信任，往往必须牺牲个人的方法或短期利益，展现出对组织的忠诚。员工唯有在获得老板的充分信任之后，才能缩短员工与老板之间的社会距离，并进入组织中权力的内圈。因此，儒家文化的当权者在考量他跟某以特定下属之间的关系时，往往会特别重视“忠”“诚”的因素。
总之，儒家文化思想的“仁、义、礼、智、信”也不是彼此割裂开来的，而是彼此之间都有深刻的联系。“仁”和“义”合二为一，就是行“仁义”。华人企业家尤需行仁仗义，反对假仁假义。礼仪促使情义的深化，礼法与情义使人向善，从而向“仁”的核心转化。“仁、义、礼、信”的实现，最终更需要智慧做基础，所以中华仁人志士都积极入世，知行合一，经世致用，追求智慧和光明。诚信、忠恕之道就是仁道，行忠恕就是行仁，行仁就必然履行社会中的责任和义务，这又包括义的性质。因而忠恕之道就是人的道德生活的开端和终结。所以，儒家文化思想的“仁、义、礼、智、信”的五大基本点互相渗透，互相作用，互为依归对华人家族企业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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