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与企业的内在价值

中国式人本主义

儒家强调道德理性、固守以人为本的道德人文主义价值观。儒家的“人本”、“民本”理论，肯定天地之间人为贵，国家社会民为本，就是肯定了人的生存权、发展权，肯定了民众的自主权利。这与现代经营管理思想中以人为本的价值观是兼容、接轨的。

中国最具影响力的领导者都是管理中国人的高手，其成功就在于能够洞悉中国人性的基础上，用中国特色的办法来管理中国人。人性化管理首先是对人的价值认识，特别是对职业经理人的重要性要有充分的认识。现在中国仍有很多企业经营决策者把职业经理人当作一种纯粹的雇佣关系、一种人力成本，这种狭隘落后的观念将会被时代所淘汰。中国企业的起点低，特别是当今的民营企业，由于偶然的机会和成功，就会有一种无往而不胜的幻觉。他们对自己的价值估计过高，对人力资本的认识不足，留不了人才，结果已有人才不断流失或自立门户，而新的人才又进不来，这样的企业能不消亡吗？人本管理要求公司一方面树立人才竞争的战略，树立利用人才、服务人才的人才观，同时要有科学的人力资源计划，对员工的管理要充分考虑人性的特点，科学地对员工进行培训，合理地开发人力资源。

企业生态的和谐

儒家倡导和谐的价值观，儒家的“太和”理论，以“天人合一，万物一体”之“和”为最高境界，倡导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和谐相处，。并且提出和而不同。

和谐与效率有时是一种矛盾，过分讲究和谐，企业发展的激励动力就会减弱，大锅饭也是一种和谐，但这种和谐打击了先进，鼓励了落后。然而目前中国社会经过多年的改革，经济高速发展。很多企业的发展是以牺牲外部不经济性获取的，如治污成本的外化、自然资源过渡采伐的社会成本，低工资造成的确员工福利社会化成本。不和谐的社会环境、不和谐的企业内部环境，越来越成为制约企业发展的瓶颈。当代中国企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营造和谐的社会环境和和谐的企业内部环境。

诚信的升值空间

儒家历来以“诚”为道德之本、行为之源，而以“信”为德目之一，历来以“诚信”为立身、立业、立国之本，并且重视“诚信”的实践，强调言行一致、知行合一。

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交易行为的发生是依靠“价格信号和诚信信号”的暗示，价格信号作为市场经济的“无形之手”指导、调控、优化资源市场配置已为我们熟知，诚信信号在经济交易中作为一种风险信号同样对交易的进行产生重要的作用。

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北京城中许多王公贵戚、豪门望族都随着慈禧、光绪逃往西安。由于仓皇，这些人甚至来不及收拾家中的金银细软，他们随身携带的只有山西票号的存折，一到山西，他们纷纷跑到票号兑换银两。  　　山西票号在这次战乱中损失惨重，它们设在北京的分号不但银子被劫掠一空，甚至连账簿也被付之一炬。

没有账薄，山西商人就无从知道什么人在票号里存过银子，更无从知道储户到底存了多少银子。在这种情况下，山西票号原本可以向京城来的储户言明自己的难处，等总号重新清理账目之后再做安排，这样的要求可以说合情合理。但是，日升昌没有这么做，以日升昌为首的所有山西票号都没有这么做。他们所做的是只要储户拿出存银的折子，不管银两数目多大，票号一律立刻兑现。  　　山西票号这样做，无疑是承担了巨大的风险，面临众人的挤兑，再加上真假难辨，在这种局面下，票号经营者稍有不慎，就可能使自己的生意陷入灭顶之灾。

日升昌为首的山西票号在挤兑风波中，以甘冒风险的代价换来了名利双收。 义利思想是明清山西商人的精神价值观，“人所弃我则取之，人所去我则就之，而公之业益饶”，“与人相对而争利，天下之至难也”。

商业中的利他性

儒家人我兼顾的互利主义处世价值观，对当代企业调节相关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分配，使之趋于合理和公平仍然具有现实意义。企业经营实际上是处于市场这个大的生态系统中的一个单元，企业的发展进步不仅仅是企业的发展进步，而且是社会、政府、员工、顾客、供应商、金融机构的发展进步。企业的发展受到市场经济其它单元的制约。企业家在追求“立己”、“达己”时，也应“立人”、“达人”，因为“立人”、“达人”从广义的角度来说，也是一种自利行为。

儒家的这些基本观念，诸如仁爱、人本、和谐、太和、中庸、诚信等等，是经历几千年文化变迁和社会实践而被证明是有利于人类生存发展及社会进步的精神财富，是儒学体系中最基本的、核心的价值观念。儒家的这些基本价值观不但没有过时，而且其核心价值观具有普遍性。可以在当代中国企业经营管理中发挥提升道德、裨益世道人心的实际作用。当然，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新时代，学习借鉴儒家思想也必须与时俱进，合理扬弃，必须建立起适应当代中国企业发展所需要的新体新用的新儒家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