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随着互联网创业的热潮,各种新新模式、新理念层出不穷。“颠覆式创新、O2O、微商、圈层营销、降维打击”……这些概念听上去很熟悉,实际上很陌生。究其原因,管理理论创新本有一定的滞后性,新概念虽已广为流传,但创新的本质与效应尚未显现。更严重的是,这些碎片化的信息在分散我们的注意力。
我们身处一个复杂动荡的年代,总是要通过不断创新探寻生存发展之路。但焦虑之中更需冷静:什么是管理理论创新?我们真的需要它吗?其背后的推手是谁?是憋屈求变的创造,还是夹带私货的刻意鼓吹?
推动管理理论创新本是管理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但我们的名声确实不好。
据说一个企业家左右分别坐着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他往左问经济学家:“你们是怎么搞的,100个经济学家有100种说法,到底听谁的?”他刚往右一扭头,管理学家自己就倒下了:“别说了,我自己招了吧。100个管理学家至少有101种说法,因为我们常自相矛盾。”
所以萧伯纳一百多年前如此定义专家:“所谓专家,就是把自己也搞不懂的事说得让大家更糊涂了。”但坦率讲,管理学很多观点互相矛盾本身就是这个学科的天然属性。因为企业以市场和社会为环境,在市场中要讲经济效率,在社会中要讲和谐公正。所以管理学总是嫁接在经济学和社会学之间,很难构建出独立的理论体系,给大家造成来回摇摆的印象。
1、管理学就像中医
管理学如同中医,是一种“有用的伪科学”。
但管理学有没有价值?就像西医总是瞧不起中医,因为中医缺乏病理学和药理学基础,所以斥其为“伪科学”。直至一位牛人站出来:“从西医角度看中医,中医将永远是伪科学。但人人知道,中医是有用的伪科学。”
由于世界和人自身复杂性系统的特征,严整的科学只不过是人类知识体系中的冰山一角,其他大量的非科学、伪科学也在我们认识和改造世界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所以管理学如同中医,是一种“有用的伪科学”。一百多年来管理学在科学性与艺术性的摇摆中顽强成长也佐证了这一点。
我是坚信“管理立国、管理强国、管理富国”的,但首先懂得管理背后的逻辑最重要。1996年我曾在一家香港时装公司打短工。我们是做品牌的,一套女装动辄上千元,用的都是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进口面料。我在登记入库时,发现法国人把面料成分和每种纤维原产地标注得一清二楚,看后就崩溃了:大多数化纤都是“Made in China”!怎么回事?教科书教的是“一切决定于资源禀赋”啊。
中国基础纺织原材料物美价廉,远销世界,为什么一到做高档时装时总是要花几十倍价格进口面料?为什么我们不自己织?百思不得其解,只好请教香港老板。老板一听就乐了:“面料好坏和原材料没多大关系,主要在于织法。”好的编织能化平凡为神奇,坏的编织会化神奇为腐朽。所以古人云“树桑麻,习组织”,组织的关键在于编织逻辑。
回望上一代人,他们也很聪明也很努力,但被编织在“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之中,彼时的中国沦为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再看三十多年前,小平同志一句“别斗了!一心一意搞建设,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国GDP增长了16倍。资源没变、智商没变,就是变了编织逻辑。
2、谁制造了理论创新的泡沫
许多创新的本质和效应尚未显现,但名词和概念已广为流传了,这就是泡沫。
2015年似乎很热闹,各种新名词、新模式、新理念层出不穷,但我依然认为它只是个创新的“小年”。诸如“互联网思维、第三次工业革命、工业4.0、颠覆式创新、商业模式、O2O、微商、圈层营销、深度垂直、降维打击”……听起来让你怦然心动,但只要沉下心来想一想就会发现,它们只是“听上去很熟悉,实际上很陌生”。我坚信没有它们明天会依然继续,世界也不会变糟。
例如:“互联网思维”提倡“平等、开放、共享、共创”,但平等必有层级、开放必有封闭、共享必有权责界定、共创必有利益纷争;《第三次工业革命》一书充满了乌托邦式的幻想;“工业4.0”是非常粗糙的划分,现实中每次的工业升级都是混合与迭代的过程,从来没有断裂式的跨越;“颠覆式创新”并不是一个严整概念,现实中已接近破产;
而所谓“互联网商业模式”称“羊毛出在狗身上,最后让猪买单”,这简直是对猪智商的侮辱;“O2O”本质上只是一种营销方式在线上与线下的配置组合,最后能否盈利还是决定于商品力与顾客感受;而“微商”一出来,我就坚信做不起来,因为“不要和朋友做生意,否则会永远失去朋友”,从含情脉脉的情感交流到冷冰冰的利益交换,这种“高开低走”没有出路。
熊彼特当年强调的是“创造性破坏”,而今天更能取得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往往是“创造性适应”。要做一个基于现实世界的改进者而不是幻想家。创新主要有五类:新市场、新原材料、新产品、新技术和组织管理创新。各种创新的速度和效应不尽相同,往往最终需要组织管理的协调和控制才能实现“新的组合”,所以管理理论创新相对其他几种一般是滞后的。而如今,许多创新的本质和效应尚未显现,但名词和概念已广为流传了,这就是泡沫。
是谁制造了这么多理论的创新泡沫?
我认为主要是两种人。
一种属于“黔无驴”类:无视管理学“橘生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时空局限,把西方一些非本质、非主流、非体系的“时尚类”东西在中国大肆传播,以抬高自己的身价。一般他们都会说:“我曾师从xx大师……我在哈佛时……你们理念太落后……你们还做质性研究,国际主流早就是实证……你们还在用回归,我们早就用结构方程……这是国际上最流行的xxx……”一脸“言必称希腊”的高傲姿态。
但据我接触过的一些西方真正有水平的学者来看,一般都既朴实又谦和,散发着一种知识分子的气息。记起小时候曾读《黔无驴》:“黔无驴,有好事者船载以入。至则无可用,放之山下。虎见之,庞然大物也,以为神……他日,驴一鸣,虎大骇,远遁……然往来视之,觉无异能者……技止此耳!因跳踉大?,断其喉,尽其肉,乃去。” 因此可将这些人归于“黔无驴”类。这些人本意并非刻毒,只不过是狐假虎威想让自己混得风光些,所以危害并不大。随着国际交往的深化,他们身上的神秘光环正在逐渐褪色。
但另一类的人危害性就大了。他们有意制造新名词、新范式、新理念,借助网络化效应炒作传播,从中渔利,很多人因此一攫万金,而被忽悠者还在那里一脸虔诚地说:“大师,谢谢啊。”
据我观察,此类人可按“皇帝的新装”的段子分三个等级:
初级选手:皇帝实际没穿衣服,但不知道自己没穿。这类人可归于年少无知,自己会慢慢清醒的,而听众也不太可能比他们更弱智,所以危害并不大。
中级选手:皇帝知道自己没穿衣服,但他以为老百姓看不见。这些人实际上很心虚,只能拼命以制造理论的时尚新潮来掩盖自己的功力虚薄。他们的东西虽无真材实料,但可修饰得花团锦簇,所以也可以蒙蔽一些人,危害度中级。
高级选手:皇帝知道自己没穿衣服,也知道老百姓看见了,但我就这样了!这种赤条条就是规范、就是主流、就是趋势,你们能奈我何!他们往往掌控着学术界的游戏规则,危害巨大。
3、谁动了我们注意力的奶酪?
衍生物过度膨胀,往往阻碍了我们对管理学本质问题的关注。
相对于各种纷繁嘈杂,我认为管理学的源概念应在10个以内,大概包括企业、市场、社会、组织、目标、管理、绩效等。管理学研究的对象是企业,企业身处市场和社会的环境之中,分析市场与社会,就可以理解企业的外在规定性。而企业的内在规定性是组织逻辑,组织作为一个协动系统需要确立目标,其达成程度就是绩效。但从目标到绩效不会自动实现,中间需要计划、组织、协调、控制,即为管理。
除此之外还有无其他源概念?我暂时没有找到,感觉都可以从这几个源概念推演出来,只是衍生物。衍生物过度膨胀,往往阻碍了我们对管理学本质问题的关注。就像金融衍生物本来是因缩减金融的系统性风险而诞生的,但最后几乎演变成一种自我对冲的独立产业,反而增大了金融危机的可能,所以我们要警惕衍生泡沫。
当今创新的衍生泡沫与互联网“长尾效应”密切相关。互联网的开放和便捷使许多破碎的、边缘的、非主流的东西也可以聚集在其“长尾”之中,甚至可以聚合成一种势力。我坚信它们很难颠覆主流,却破坏力很大。环顾周边你就会发现:互联网让“全世界都在看”,但无责任的言论与行为正在蔓延,世界并未变得更美。我们处在一个数据爆炸、信息膨胀,但知识依然贫乏的时代。
网络化情境下多重时空的交错严重影响着我们的注意力。我们都知道:“你对什么感兴趣,才有可能关注;你关注什么,才可能达成有效的行动。”但同时,“你感兴趣的,未必能持续关注;你关注的,也未必能真正付诸行动”。所以真正有意义的注意力是极其有限的,只是“兴趣-关注-可能的行动”的交集。
而互联网的开放和便捷,让我们自认为一切皆可感兴趣、一切皆可去关注、一切行动皆有可能,这是天大的误解。因为人的注意力是有限度的,三要素之间存在互补-替代关系:你感兴趣的越多,可持续关注的则越少,现实的行动力则越差。所以网络化往往把我们带入更加焦虑、迷茫、无法行动的困境。建议学习卓越企业的“刺猬理念”:只做自己最感兴趣的、最擅长的、能盈利的事,其他一概不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