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夏,三百多名中国中小企业家泛舟长江,问计经济危机下民营企业及民营经济发展壮大之道。论坛主办方“华佗CEO论箭”主席、原太平洋建设集团董事长严介和没有把焦点锁定在“生存”上,而是反复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数以万计的中国民营企业中至今没有诞生世界级企业?
有人答是体制原因,也有人答是资金原因。方太集团董事长茅理翔却提出了一个特别的观点,因为中国95%的民营企业是家族企业,并且其中的大部分仍处在传统家族企业阶段。
家族企业是合理的
世界银行的研究发现,《财富》500强企业中有175家为家族企业,美国90%的企业被不同家族所控制,欧洲68%的企业中主要行政人员由操控家族委派,亚洲最大的六个家族集团控制了所有亚洲上市公司的22.23%。这些分属各个产业领域却响当当的名字包括:沃尔玛、福特、杜邦、诺华集团、LVMH集团、宜家家居、台塑集团等等。
成就它们的除了时间,还有无数值得铭记的细节。杜邦中国华南分公司的员工曾对记者讲起公司这样一条规定———上下楼梯必须紧握扶手。即便是全球C E O主持召开的员工会议,最后也总会强调“请大家一定注意上下楼梯握好扶手,不要奔跑”。
不要以为如此怪异的规定是一场作秀,它源自杜邦创业初期的一次危机。1815年,杜邦炸药生产车间发生事故导致一名员工伤亡,这使得公司很多员工感到工作在杜邦很危险,甚至主动提出辞职。为了稳定员工,公司创始人杜邦决定带着全家人住到公司里,最终鼓舞了员工的信心。关爱员工安全健康从此成为杜邦公司企业文化的核心,而这也帮助杜邦成功运营了200多年。
“创业期是企业经营风险最高的时期,很少有人愿意帮助你,只有家人最有可能共同奋斗,而且家庭成员间的委托成本是最低的”,对于杜邦创业过程中的坎坷,茅理翔深有同感。“凭借彼此间特有的血缘关系、亲缘关系和相关社会网络,企业可以以较低的成本迅速集聚人才团结奋斗,甚至可以不计报酬。这帮助企业在很短时间内获得竞争优势,较快完成资本积累。”
而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家文化是最显著的特征。以家族为特征的经营方式,如著名的晋商、徽商,都体现了传统家族企业在当时的优势。而计划经济时期强调“一大二公”,破坏了家族企业的生存环境,直到变革 开放诞生大量民营企业,才重新为家族企业提供了生长的土壤。“从这种意义上说,家族企业的存在发展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茅理翔说。
从家族领袖到企业家
在家族企业的成长中,家族领袖无疑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比如沃尔玛的山姆·沃顿、台塑集团的王永庆、福特集团的亨利·福特等。这些人不但具有敏锐的商业洞察力,还在企业遭遇危机时充当稳定军心的精神领袖。
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陈春花对家族企业有着深刻研究,在她眼中,一个创业家最需要的就是经营的意志力,这个特征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自负。因为坚持和韧性,才使得组织面对创业初期的艰难和挫折都能承受下来,令企业获得生存的空间。
但随着企业的发展,其所面对的问题就不仅是艰难的问题,而是如何融入行业、融入环境、融入市场的问题。这往往是区别创业者能否成为企业家的关键时刻。正所谓“创业容易守业难”,企业和企业家此时必须能够持续创新,不断变化———按照德鲁克的定义,企业家是“寻找变化并能利用变化的人”。
要变化就要否定之前的一些东西,回归到市场价值的判断,而不是企业家自身的判断。主动变化并不是容易的事,尤其当企业拥有了一定的市场地位之时,企业家常常陷入一种“成功的陷阱”中,从而阻碍了发展。
在这种变化过程中,家族企业创业领袖最常被诟病的是,倚仗创业时期积累下来的团队信任一意孤行,对反对意见或建议充耳不闻,导致企业停滞不前,最终各分山头,井水不犯河水。此外,还包括战略模糊、排斥人才、家族矛盾等诸多复杂因素,都给家族企业造成“守业”难题。
必须破解的是“家长制管理”
当然,从众多现实案例看,家族企业遭遇利益矛盾,从统一番号演变为多家番号并非一定是坏事,如李嘉诚与李泽楷演绎多年父子恩怨,但二者旗下的长江实业及电讯盈科却都取得了巨大成功。
“问题不在所有制,而在管理。我们所反对的不是家族企业,而是家长制企业”,陈春花说。家长制企业容易导致一言堂,不能够提升团队,从而让企业陷入一人决策的风险。而家族制企业如果采用符合企业发展的管理制度,也没有任何问题。同样的,即便企业不是家族制企业,但却是人治的一言堂企业,也难免不会陷入发展困境。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家族制企业,而在于是否家长制的管理。
破解家长制管理,不少专家开出的药方是引入西方现代企业制度,特别是职业经理人。对此,茅理翔并不赞同。他认为,西方的现代企业制度是在几百年市场经济发展中逐渐形成的,其在诸如专利制度、反不正当竞争制度等多种配套保障下才能够发挥出自我调控能力。而中国市场经济历史太短,很多制度都还在摸索期,加之中国绝大多数家族企业规模小,管理粗放,如果一下子就用西方现代企业制度来取代不现实,实际效果也未必好。
另一方面,从近年很多跨国公司丑闻及本次经济危机来看,西方的企业制度也不是万能的,越来越大的企业规模和越来越多元的市场文化,也对西方的现代企业制度提出了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