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晚期的吕不韦,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商人。他由商入政,扶立国君,进入政治高层。他志向宏大,主编《吕氏春秋》,留下了“一字千金”的典故。后人一般把《吕氏春秋》归入杂家。在管理思想史上,这部书有着特殊的价值。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有组织按计划编写的文集,上应天时,中察人情,下观地利,以道家思想为基调,坚持无为而治的行为准则,用儒家伦理定位价值尺度,吸收墨家的公正观念、名家的思辨逻辑、法家的治国技巧,加上兵家的权谋变化和农家的地利追求,形成一套完整的国家治理学说。从学术角度观察,它具有浓厚的自然主义色彩;从管理角度观察,它充满了功利主义色彩。《吕氏春秋》通过对先秦诸子的修正,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在管理思想的全局性、整体性和深刻性上,都有自己的建树。从阴阳五行的理论架构,到经验主义的具体论证;从养生和贵己的“内圣”,到君臣之道和善治天下的“外王”;从个人和国家、社会和政权之间的关系调适,到自然之道支配下的生理、物理、事理和心理的互相配套,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吕氏春秋》总括先秦诸子,开启秦汉先声,在管理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从“奇货可居”到治国仲父
在先秦诸子中,吕不韦是一个传奇人物。严格来说,他不过是一个著名商人,列入著名政客也未尝不可,唯独不能列入学问家和思想家。然而,吕不韦却以他卓越的见识和手中的权力,当了一次成就非凡的“学术包工头”,为后人留下了《吕氏春秋》这部巨著。
吕不韦生在战国后期的卫国都城濮阳,在阳翟经商。史书中关于他如何经商没有多少记载,仅仅知道他“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史记·吕不韦列传》)。不难想象,他是很有经商才能的。他介入政治,也是由于他的商人气质和冒险冲动造成的。吕不韦属于往来各地的“行商”,当他在赵国首都邯郸经商时,见到了身为人质、贫困潦倒、被人监控的秦国公子异人。他一眼就认准这是一笔值得做的买卖。《战国策·秦策五》有一段吕不韦同他父亲很有意思的对话:“濮阳人吕不韦贾于邯郸,见秦质子异人,归而谓父曰:‘耕田之利几倍?’曰:‘十倍。’‘珠玉之赢几倍?’曰:‘百倍。’‘立国家之主赢几倍?’曰‘无数。’曰:‘今力田疾作,不得煖衣馀食,今建国立君,泽可遗世,愿往事之。”于是,一场空前的政治投机由此展开,且给后人留下了“奇货可居”这一成语。
异人是秦昭襄王之孙。战国你攻我打,互相防范,有宗室子孙到他国为人质的惯例,异人就被秦国打发到赵国为人质。秦赵关系一紧张,他的日子就不好过。异人在邯郸尝够了清贫困苦的软禁滋味,但他自己又无可奈何。吕不韦在这个当口找到异人,对这位落难王孙施以援手,异人当然感恩不尽。
这笔投机买卖要做成功,关键在于异人是否能够回国继承王位。而此刻的异人,要实现这样的梦想比登天还难。当时,秦国的太子为安国君,是秦昭襄王的法定继承人,而安国君有自己的继承人,这个继承人就是异人的同父异母兄弟,叫子傒。异人仅仅是安国君的一个庶子,其母早已失宠。然而,继承人是可以按照君主的意愿改变的。吕不韦施展自己的经商才能,得到了异人的委托,就到秦国去打点铺路。他的办法是走夫人路线,在安国君非常宠爱的华阳夫人身上做文章,而这位夫人恰恰没有儿子。当时,吕不韦还无法直接同华阳夫人对话,他找到华阳夫人的弟弟阳泉君(一说是找到华阳夫人之姊),晓以利害,动员华阳夫人把异人收为自己的儿子,“异人无国而有国,王后无子而有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