层级关系的道义准则——组织的等级和平衡

    古代的任何组织都是一种等级体系。从组织结构入手，可以观察组织的外貌；从运行机理入手，可以掌握组织的实质；从价值准则入手，可以理解组织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孟子没有对组织进行系统的解析和研究，但为了推进他提出的王道，在社会组织建构与运行的价值准则方面有自己的建树。

    西周时期以礼制确定国家和社会组织的等级关系，形成了以宗法制为核心的组织体系。孔子以仁释礼，为周礼的组织关系确立了价值准则，奠定了后世“三纲五常”的思想原型。到了孟子，沿着孔子的路线，把社会组织的道义准则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孟子的著作有个与孔子不同的特征，就是很少讲礼。孔子以前，人们很少讲仁而主要讲礼，孔子开始以仁为思想核心，但礼依然频频出现。孟子一书，讲礼的地方很少，基本上是讲仁。即便涉及到了礼，孟子所说的礼也基本上是礼仪形式，同仁的内涵关系不大。与孔子相比，孟子所说的仁，已经不再是“克己复礼”，而是强调“恻隐之心”。换句话说，孟子把仁完全价值化了，不再强调它的形式。而且孟子有个特色，喜欢仁义连用并举，即以“羞恶之心”来保证“恻隐之心”的实现。这一点，是同孟子推行的仁政王道紧密相关的。仁和义紧密相关，但二者有所区别。仁更多的是同情心理和关爱心理，温情脉脉；义更多的是行为准则和责任担当，大义凛然。相比之下，仁更为本质，但没有义就达不到仁。实际上，在孟子那里，对义更为强调。义的内涵要看是否符合仁，不仁就肯定不义；而要实现仁则全靠义，无义则表现不出仁。所以，孔子以仁为核心，侧重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子以义为担当，侧重于“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孔孟都是寻求精神家园的孤独者，但孔子更接近于仁者，而孟子更接近于勇者。

    正由于孟子强调仁义，所以，孟子在承认传统社会组织的等级关系基础上，提出了处理上下关系的新准则。就最一般的社会关系而言，孟子明确了“五伦”，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滕文公》）。五伦是一种双向要求，而不是单向支配。例如，父子有亲，不仅强调子女孝顺，而且强调父义母慈。对于君臣关系而言，由于在上位的君具有更大的权力，所以孟子要求君要承担更大的道义责任。孟子有一段名言：“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离娄下》）在这里，孟子首先肯定等级关系，所以上下层次的行为有别，然而，维持正常的上下关系，需要上层承担起与自己的地位相符的道义责任。在某种意义上，上层的道义责任更重，而且更具有主动性。所以，孟子把自己批判的矛头指向了丧失仁义的暴君。齐宣王问：商汤放桀、武王伐纣是不是以下犯上的“臣弑君”？孟子爽快回答道：“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也，未闻弑君也。“（《梁惠王下》）从此，暴君有了独夫民贼的称呼。孟子提出的这种君臣关系准则，不仅仅是在伸张道义，更重要的是为实现传统等级制组织的平衡给出了新的思路，提供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纠错机制。所以，君主的权力只有承担了道义责任才具有正当性。立足于这种准则，孟子反问齐宣王道：有人外出把妻子托付给朋友，回来后发现妻子挨冻受饿该怎么办？齐宣王回应说应该绝交。又问：如果上司没管好他的下级怎么办？回答是撤职。孟子于是追问道：一个国家治理混乱该怎么办？逼得“王顾左右而言他”。由此可以看出，孟子关于组织中上下关系的调整和变更，已经有了革命性思想，超越了孔子“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的境界。

    在上下层次之间，上级具有决定作用，这就要求上级做到闻过则喜，舍己从人，与人为善。同时，下级也不能善命不受，或者惟命是从。如不食周粟的伯夷“诸侯虽有善其辞命而至者，不受也”，就过于狭隘；柳下惠“不羞汙君”，即不以侍奉坏君为耻，就过于不恭。当然，这种上下关系，需要一切以“义”来衡量。比如，有没有同宗关系，下级应尽的道义责任是有区别的。大臣如果是贵戚之卿，“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如果是异姓之卿，“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去”（《万章下》）。很明显，贵戚和异姓的道义责任是不一样的。包括官员系统的上下级关系也是如此，既要保证下级服从上级的空间，又要保证下级用脚投票的权利。“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公孙丑下》）政权的所有决策和运行，都应按照这种原则来衡量。

    在组织层级中，道义准则对于下级针对上级的纠错机制具有重大意义，后代的谏言往往以此为据。但还要看到。这一思想是有漏洞的。道义的担当，在行为上肯定是“己所欲，施于人”的，就下对上而言，由于下级没有强制上级的权力，即便下级坚持的道义有偏差，也不会对组织运行造成伤害。然而，如果上级成为道义的代表，那么就很有可能运用权力对下级形成打压。所以，孟子这一思想的价值在于下对上的纠错，而不在于上对下的匡正。更深层次的意义是：孟子承认君有可能犯错误，甚至有可能变为独夫民贼，赋予下层抗上甚至革命的正当性。他在警示着统治者，没有不犯错误的人，没有永远正确的组织。如果没有纠错机制并赋予纠错行为的正当性，任何组织最后都会出问题。即便是推行仁政王道，也要有稳定的组织校正手段，道义就是永来校正权力的。

    在层级关系的定位上，就政权的等级而言，是由官爵决定的；就社会的等级而言，是由年龄决定的；就仁义的等级而言，是由道德决定的。所以孟子说：“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朝廷莫如爵，乡党莫如齿，辅世长民莫如德、恶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故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其尊德乐道，不如是，不足与有为也。”（《公孙丑下》）也就是说，官爵、年龄和道德，三者之间的互相校正，保证着等级秩序的稳定性与正当性。以国家而论，在组织关系上是君主指挥大臣，但在道义上是君主礼贤下士。所以，优秀的君主肯定有不听召唤的大臣，在智谋上君主要向具有道义担当的大臣学习，没有君主向下学习，就没有君主发号施令的正当性。可以说，孟子以双向服从调整组织关系，臣从君保证组织的稳定性，君从臣保证组织的正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