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世家政治”公司格局 唐太宗人事改革维稳

　　江上苇专栏之公司人事制度变革 之“大唐版”：科举竞聘1

　　系列总纲

　　对企业的领导者而言，贸然入主一个经营思路、制度体系均已成型，且内部人事关系错综复杂的超大型企业，无疑是一场挑战———如果他还是个凭着非主流手段上位的主儿，那摆在他面前的麻烦就会更多。

　　六七世纪之交，一帮中国历史上最称雄才大略的帝国公司董事长，就遭遇了这样的麻烦。他们又一次完成了大中国区的并购整合，但却总不能持续维持稳定的经营———确切地说，不能维持在他们领导之下的稳定经营。帝国公司陈旧的政治架构和价值观，如组织传统、人事积淀、业绩压力、员工偏好等等，无一不在他们前进的道路上刨坑。

　　大唐公司伊始，除被世家所垄断的家族教育体系外，董事长们便再找不到一种稳定的管理人才来源。因此各种治国安邦的具体业务，亦即帝国公司的经营权，遂只好长期交由世家大族把持。

　　“世家政治”的职业经理人以业绩为导向考核董事长，并随时准备把他当做替罪羊抛出去。于是，帝国公司的董事长与他的职业经理人们，在最根本的利益上，逐渐出现了不可调和的严重分歧。这种随时会遭叛卖的处境，当然不是那些雄才大略的董事长所能忍受的。

　　最理想的办法，当然莫过于在帝国公司体制之内，彻底消除一切以血缘裙带关系为基础、政归私门牵引相继的小团伙，改让整个职业经理人集团在董事长的监控下，保持随机抽取、平稳交接、有序更替的新陈代谢。意即，以人事制度变革 为切入点，从帝国公司的组织架构上做文章。

　　传媒技术的进步，使“世家政治”存在的技术基础崩溃，家学垄断不再是培养人才的障碍。而隋唐两代中央集权的加强和蛮族压力的减轻，也使得帝国公司的董事长们有了闲暇来研究如何提高内部组织效率的问题。这就是自隋唐以来实行的公司人事制度变革 ———科举。

　　这一篇我们先来看看这场人事制度变革 的背景，即王朝公司董事长们为何要启动这场人事变革 。下一篇则具体聚焦科举这一技术支撑下的大唐公司人事制度变革 。

　　不出彩，就下课：“世家政治”中的董事长悲剧

　　在两汉短暂的政治稳定期后，帝国公司的组织构架就又一次出现了危机苗头。

　　魏晋南北朝的人们发现，无论一出出英雄史诗如何磅礴大气，一旦创业老板风流云散后，他巧取豪夺所赢来的血酬红利，便罕有传得出三代之例（除非皇族内部先来几场火拼）。帝王家族，总难逃血光之灾，而且因果循环越来越快。

　　英雄宿命之轮回，皆源于政治构架之因循和扭曲。斯时的帝国公司，除被世家所垄断的家族教育体系外，帝王们便再找不到一种稳定的管理人才来源。因此各种治国安邦的具体业务，亦即帝国公司的经营权，遂只好长期交由世家大族把持。

　　然而世家大族，又永远是胸怀英雄崇拜情结的政治投机商———在这群狐狸眼中，帝王不过是巡护公共领地的狮子。一旦他衰老或无能，不再能维护帝国稳定或创造新的业绩，狐狸们就会毫不留情地，从无数觊觎帝位的野心家中遴选出新的枭雄取而代之。一言以蔽之，狐狸们以业绩能力为导向考核狮子，并随时准备把他当做替罪羊抛出去。

　　于是自魏晋以至隋唐，皇帝常倒，世家不倒。恶名与风险统统归诸帝王，荣誉与实利一概入于私门———春秋时代的管仲，曾提倡帝国公司的职业经理人应该“善归于上，恶归于己”，主动替董事长扛黑锅。然而魏晋以下“世家政治”中的职业经理人们，为了沽名钓誉自高门楣，竟全不顾及职业道德操守，愣是把风险与黑锅统统扔给了董事长去背（从历史记录看，中国历史上“最缺人品”的董事长，几乎全都出自这个时代。这恐怕不仅仅是个简单的“人品问题”）。

　　然而时代局限如斯，帝国公司的董事长尽管满不高兴，却也只好战战兢兢地坐在悬有达摩克利斯之剑的宝座上，一个不当心就会被那帮随时准备换东家的打工仔们轰下台去。他的工作压力是如此之大，以至于竟发出了“愿后身世世勿复生帝王家”这样没出息的哀叹（南朝宋顺帝刘准语，遭萧道成篡弑时，年仅十三岁），而世家大族却在熙来攘往的政权纷替中游走自如———无论谁当皇帝，总得请他们来打理帝国公司不是？

　　就这样，帝国公司的董事长与他的职业经理人们，在最根本的利益上，逐渐出现了不可调和的分歧。这种随时会遭叛卖的处境，当然不是那些雄才大略的董事长所能忍受的。

　　“篡字号”老板的战略转型：从业绩维稳，到制度维稳

　　尽管自建安末年曹丕篡汉以来，帝国公司的老板们便罕见得国以“正”者，但篡位手段之恶劣和连续，却也无过于隋唐两代：

　　隋文帝杨坚以勋臣之贵、国丈之亲，篡了女婿、外孙的皇位不说，还将北周皇族宇文氏斩尽杀绝；其子隋炀帝杨广又进一步，弑生父烝庶母而篡；隋篡周不及四十年，杨坚的内侄李渊又篡隋立唐；随后，李渊之子李世民再上演一出“玄武门之变”，以弑兄杀弟迫父之举夺取帝位。隋、唐两朝四代之帝位交替，可谓无一不“篡”。

　　为了夺取帝国公司的第一把交椅，为大时代所驱迫的枭雄们，噬恩主、噬生父、噬同胞、噬子侄，从而异彩纷呈地将一个“篡”字，演绎到了不道德的最高境界。

　　尽管枭雄们胆大妄为，但他们同样清楚知道，自己所要面对的，是正轰隆隆而来的道德压路机，以及绝无可逃避的历史审判。不管他手下那帮世家出身的打工仔表面上是多么的驯服，但他们绝不仅仅是载舟之水，更有覆舟之能，其中的野心家还不乏觊觎之心、诋毁之才。

　　为了让诋毁者闭嘴，觊觎者息心，枭雄们迫切需要证明自己上位的“合理性”。而依照“世家政治”模式，僭越上位的狮子除非创造出更大的业绩，否则绝难为狐狸们所接受。

　　于是乎，上位手段越是卑劣者，其背负的业绩压力就越大———

　　隋文帝终结了“五胡乱华”后近三百年的乱世，实现了又一次伟大的统一；隋炀帝则开凿了对中国历史后半段具有重大意义的大运河，但由于执政后期对经营风险估计不足，强推征高丽项目，终于导致帝国公司破产重组；也亏得隋炀帝的姨表兄李渊，还能把碎落一地的帝国公司重新拼补还原；而上位手段最为恶劣的唐太宗李世民，也交出了灭东突厥、破薛延陀、平高昌国、降吐谷浑、和亲吐蕃，令四夷臣服的不世武功。

　　“篡字号”的老板们，以辉煌的业绩稳定了帝国公司，也暂时巩固了自己的地位。然而，他们很快就发现一个要命的问题———业绩的增长绝不是无限的。技术瓶颈和文明冲突制约着帝国公司的业务拓展。一旦光荣扩张达到极限，靠业绩提升来赚取喝彩与支持的办法就陷入了困境。

　　于是摆在“篡字号”们面前的，就只剩下两条出路：一条是坚持惯性思维，无视经营风险，改从非常规项目上寻求业绩突破，比如说征高丽；而另一条，则是反求诸己，以人事制度变革 为切入点，从帝国公司的组织架构上做文章，改走制度维稳之路。

　　然而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红利均沾的发展必然皆大欢喜，利益再分配的变革 注定阻力重重，即便是隋唐那样英雄群舞的时代，也是如此。

　　隋文帝、隋炀帝以及唐太宗，在思维惯性的驱使下，首先选择了第一条道路———他们先后强推高风险的征高丽项目，但除唐太宗适时收手、勉强实现了保本经营外，隋朝两帝均遭到失败。尤以隋炀帝杨广输得最惨，最后把整个帝国都赔了进去。

　　强推风险项目所遭遇的挫折，让英雄们不得不正视现实：靠发展红利来维持帝国公司稳定之法，显然已不可持续。于是他们只能转而尝试制度维稳。而这就意味着，对帝国公司传统模式下的既得利益者———世家大族的挑战。

　董事长的逆袭之一：娶谁家闺女是严肃的政治问题

　　世家大族之所以能长期操持帝国公司之权柄，全赖其垄断性的教育资源，以及通过婚媾关系构建起来的人脉网络。

　　因循传统的世家教育，固然难以培养出开天辟地的英雄人物，但它却能源源不断地制造循规蹈矩、娴于政务、人脉熟稔，潜规则认同感强，且整体成材率较高的业务干部。

　　凭着个人的武勇与机遇，寒门庶族可能成为秦叔宝与尉迟敬德；凭着个人的智慧与投机，寒门庶族也可能成为徐茂公或魏征。但没有家族的熏陶、培养与铺垫，一个寒门子弟绝难十二岁成为甘罗（战国外交家、政治家，十二岁拜相），半辈子也难成为王肃（北魏政治家，出自琅琊王氏，娴淑于政治制度，为鲜卑帝国设计全套汉化官制），永远也成不了王羲之（东晋书法家，亦出自琅琊王氏）。一言以蔽之：乱世随机抽取幸运儿，而世家稳定批产管理干部。

　　为替家族求个稳定发展，自魏晋以降数百年，乱世中侥幸上位的寒门

　　庶族，无不以融入世家体系为孜孜以求的目标。而为了在乱世中自保门楣，骄傲的世家也只好放宽婚姻标准，“屈就”于暴发户们抛出的橄榄枝。而大唐朝的寒门新贵，也忘怀了自己的阶级出身，只要世家略开一扇旁门，他们便会寻机蜂拥而入。

　　《新唐书·高俭传》道是：“房玄龄、魏征、李勣（即徐茂公，因功赐姓李）复与（山东士族）婚，故望不减。”房、魏、李三人，一个是典型官僚，一个是敢谏直臣，一个是圆滑狐狸———然而他们却以共同的选择，将寒门出身的大唐新贵之口味暴露无遗，即：对世家政治的迷恋与复辟。

　　而对比鲜明的是，大唐皇帝的女儿却常常无人问津：唐宣宗时，进士王徽听说自己当选驸马，一急之下跑去找宰相哭诉推脱，连“俺身体不好”这种理由都搬了出来；唐宪宗时，皇帝求公卿大臣给公主介绍驸马，大家却纷纷托词说自家子侄条件不靠谱……

　　非但公主们爱情不顺，就连身为董事长继承人的太子爷，同样也难逃吃瘪。大唐文宗皇帝，欲为其太子迎娶宰相郑覃孙女，但郑却宁可把孙女嫁给九品官崔某。皇帝乃在悲愤之下叹道：“民间修婚姻，不计官品而上阀阅，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新唐书·杜兼传》）”

　　从各届董事长子女的婚嫁遭遇来看，抱皇帝大腿不如抱世家大腿的价值观，贯穿了大唐公司始终。

　　而在初唐动荡的政治环境下，世家竞相与新贵缔结婚姻，还隐含着更严重的政治斗争意味———这哪里是和皇帝抢亲家，压根儿就是争夺政权支柱嘛！

　　一旦牵扯上政治斗争，世家与新贵之间的“婚姻自由”，就成了帝王心中“是可忍孰不可忍”的严肃问题。

　　贞观六年，唐太宗便对房玄龄抱怨道：“比有山东崔、卢、李、郑四姓，虽累叶陵迟，犹恃其旧地，好自矜大，称为士大夫。每嫁女他族，必广索聘财，以多为贵，论数定约，同于市贾，甚损风俗，有紊礼经。既轻重失宜，理须变革 。（《贞观政要》）”

　　然而此时的李唐根基尚不够稳固，皇帝还不敢公然挑战庞然大物样的职业经理人集团，发发牢骚而已。直到高宗朝，坐稳了宝座的皇帝才下诏书明令禁止著名世家圈内缔结婚姻：“后魏陇西李宝、太原王琼、荥阳郑温、范阳卢子迁、卢浑、卢辅、清河崔宗伯、崔元孙、前燕博陵崔懿、晋赵郡李楷等子孙，不得自为婚姻。”

　　为防止新旧职业经理人结成小集团，进而架空老板，帝国公司的董事长一方面与世家争抢身居要职的亲家们，另一方面则悍然禁止他们以缔姻手段继续拓展、巩固人脉网络。

　　然而，即便是最严肃的行政命令，也仍然不能改变时人心中根深蒂固的世家情结。这些“禁婚家”，反倒因此“益自贵”。

　　于是雄才大略的唐太宗，便借重修《氏族志》事件，对世家发起了第二轮逆袭。

　董事长的逆袭之二：与时俱进的唐版“大学排行榜”

　　要破除世家大族的影响力，首先就要打破帝国公司人事部门长期坚持的人才标准参照系———陈旧落伍的《氏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