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熊”时期的集团财资管控和策略

“银根紧缩”只是治理通货膨胀的一个手段，是央行回收流动性的一种方式，并不能完全说明未来几年的经济形势。未来中国宏观经济很可能会进入一个“慢熊”时期，即经济增长速度将有一个持续缓慢下降的过程。很多企业在这种形势下也将面临痛苦的转型。

当前的经济形势

当前的经济形势用两个词来形容就是错综复杂、扑朔迷离。目前我国经济主要存在以下几组矛盾：

高通胀与经济增速减缓

在全球性经济危机中，世界各国都开足马力印钞票，从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到中国的4万亿元刺激政策，再到欧盟对冰岛、希腊等国的拯救措施，可以说高通胀的来临是必然的，而且也将会是持续较长时间的。

格林斯潘说这次全球性经济危机是百年一遇。从世界经济史来看，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将百年一遇的经济危机迅速解决，能够在一两年内实现经济复苏，所以强刺激后的经济增长是缺乏持续动力的。

货币强紧缩与流动性泛滥

前段时间，央行再次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本次提准后，大型金融机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达到了21.5%的历史高位，目前银行的资金已经非常紧张，但总体来看货币的流动性依然较高。民间资本、外国热钱还是比较多的。有媒体报道说沿海很多企业倒闭了，其实真正的“倒闭潮”还没有来临。有些倒闭是正常的，并非完全是资金紧张带来的。7月7日央行决定加息，对银行资金稍有缓解，但并不代表紧缩的货币政策就开始放松了。

最近有传闻说中央将推出“相对紧缩、定向宽松”的政策，很多人认为未来资金将会宽松，但我的理解是在货币总投放量不变的前提下，有定向宽松必然有定向紧缩，银行判定宽松或紧缩的对象是有选择的。即使推行定向宽松政策，其真正目的也很难达到，宽松对象很可能是国有企业或其他大型企业，中小企业的资金同样会面临紧张局面。

贷款高利率与境外资金低利率

本次加息后，一年期贷款利率提高至6.56%，但实际上除了垄断国企之外，没有哪个企业能够享受基准利率，国内贷款的实际利率其实非常高。除了关注利率，还应该关注贴现率，现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官方贴现率早已超过9%，企业贷款成本非常高。而民间借贷的成本更是高得让你想象不到，听说有达到月息6分的，试问哪个行业有这么高的利润？

在国内贷款高利率的同时，境外资金却呈现低利率态势。LIBOR和国内官方利率相差好几倍，所以境外融资势头很旺。最近有几家房地产企业在境外发行了美元债券，主要是因为境外资金利率低的原因，把香港新加坡等地的美金都搞得有点吃紧。这些钱通过各种途径涌入中国，抵消了央行强紧缩的一些效果。

房产市场交易低迷与投资愿望强烈

如果仔细分析一下我们周围的企业就会发现，目前稍微有实力的企业都在做房地产，大家都有很强烈的投资冲动。最近谢国忠在重庆举办的瑞信中国投资年会上提到，“四五年后，中国房地产市场房价要跌40%-50%。”谢国忠对中国房地产市场一直是看空的，对他这个说法我并不赞同，但是他的分析表明了对房地产市场的担忧。

在年会上，谢国忠还有一句话值得我们深思，他说“现在都在讲中国经济软着陆，但硬着陆也不一定是坏事，软着陆也不一定是好事。”我比较认同这句话，软着陆就像从珠峰跌落却没有骨折，受的都是内伤。2009年中国经济在该触底的时候并没有触底，但是未来总有一天会触底，中国经济也将会走向持续下降的通道，这也是我称为“慢熊”的主要原因。

企业面临生死困境与招工难

企业面临生死困境的原因或是资金链的问题，或是竞争力的问题。在企业面临生死困境的背景下，企业招工难问题又显现出来。原来媒体经常报道的是农民工就业难，现在情况恰恰相反。例如富士康从东莞迁到成都后，网上出现了很多富士康招工难的段子，这说明农民工就业并不成问题。也从侧面表明我们的企业还在正常运转，并没有影响社会就业，但招工难的形势必将迫使企业实现技术升级、提升管理。

通货膨胀的原因

成本推动是通货膨胀的重要因素

我认为当前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是货币流动性因素，2008~2009年全世界各个国家都在实行宽松货币政策，最终导致货币流动性泛滥；第二是成本推动因素，我一直认为，一切成本归根到底都可以分解为劳动力成本和资源成本，当前国内这两类成本都呈上升趋势。

劳动力成本自《劳动合同法》颁布开始就持续上升，这是刚性的也是必然的。在“加薪潮”面前，企业必须计算其真实的劳动力成本，如果我们多给员工发1000元的薪酬，企业真正付出大概在1400元左右，这一点值得我们关注。我认为国家加强对员工的保护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但是有的时候会适得其反。过分保护从群体上说有可能反而会伤害了被保护者。现在各个企业在高劳动力成本面前，又重新拾起马克思的那句话——多用机器少用人。深圳富士康经过“十连跳”事件之后，一方面宣布为员工加薪40%，另一方面又抓紧在河南和四川建厂，最终受损失的其实是当地经济。

我们经常提“人口红利”，它其实主要有两方面好处：第一是有大量的人口进行消费，第二是有大量的低廉劳动力。未来企业为了消化劳动力成本，必然朝“劳动力价值洼地”转移。原来“劳动力价值洼地”在中国，制造业通常放在中国的沿海一带，现在逐渐朝河南、四川转移，将来肯定会向东南亚、非洲等地转移。以前耐克运动鞋在中国大陆的产量占全公司的比重是40%，现在已经降到了30%；而在“劳动力价值洼地”越南，该比重从17%已经迅速攀升到33%。这就是企业向“劳动力价值洼地”转移的经典案例。

在资源成本方面，铁矿石、煤炭、原油等资源类商品价格上涨将给中国带来巨大的经济负担，资源作为我国经济平稳发展的重要基础原材料和战略物资，需求较为刚性，面临着进口价格大幅波动的巨大风险。比如铁矿石，尽管中国一直与三大矿石巨头谈判，但铁矿石价格每年仍保持40%的涨幅，资源成本的上涨必然进一步推动通货膨胀，企业只有将成本向下游转移才能生存。

银根紧缩无法解决成本推动问题

对于流动性泛滥引起的通货膨胀，采取紧缩政策是有效的，但对于成本推进型的通货膨胀，紧缩的宏观政策是无效的。从去年开始，中国面临的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压力越来越明显，紧缩的货币政策虽然可能对房价上涨、土地价格上涨有一定抑制作用，但不能解决劳动力和资源成本上涨问题。

总体而言，未来企业将面临双重压力，一方面源于银根紧缩带来的资金链紧张压力，另一方面则是成本推动带来的利润空间压缩压力。企业能否成功将成本转嫁到下游，这是考验竞争力的问题。

困境下的应对策略

如果将2008年和2009年的经济形势进行对比，发现两者正好是相反的趋势。

2008年的情况是全球经济突然衰退，在全球去库存化的过程中，产品价格迅速下降的同时，企业成本也在不断下降，出现下游不断倒逼上游成本的情况。比如有一家氧化铝企业，领导检查工作时，发现厂区门口有很多送烧碱的车辆排队交货，这表明我们的下游厂商正在去库存化，于是马上作出决定：停止收货，积极与下游厂家谈判。最终将烧碱价格从3500元/吨一下降到了2500元/吨。

在2008年的经济形势下，企业减薪裁员、资源价格猛跌，那时就需要我们要认清市场的底部。比如电解铝，当市价是2万元/吨的时候，企业平均成本大概是1.7万元/吨，企业可以过得很好；当市价降到1.7万元/吨的时候，企业平均成本大概是1.6万元/吨，企业可以勉强支撑；当价格降到1.4万元/吨时，企业平均成本大概是1.5万元/吨，此时很多企业就开始减产了；当价格降到1.1万元/吨时，企业平均成本大概是1.3万元/吨，此时最好的企业也开始亏损，市场也就到了底部。如果能够提前认清市场的底部，我们就可以及时抓住市场给予的机会。特别是民营企业，在经济衰退的时候，资金容易得到，政策容易得到，原来无法染指的好项目也容易看到。

现在的形势与2008年正好相反，当前是成本推动型通胀，我们需要认清市场价格的顶部，要充分体现我们的成本转嫁能力。此时我们评估价格顶部的难度非常大，这就逼着企业要转型、调整，否则将面临更加艰难的局面。

前些天，我和日本的两位精益管理专家一起讨论。他们非常不解的是，中国企业在管理粗放、创新能力不足且库存多的情况下还能赚钱，他们开玩笑说“中国企业不差钱”。其实，中国企业以往之所以能够赚钱，主要原因就在于中国低廉的劳动力、低成本的资源和环境消耗以及人民币币值长期低估，现在这些有利因素都在发生变化，劳动力和资源成本不断攀升，过去无关紧要的环保部门现在地位越来越重要了，如果我们的企业不转变，未来的发展瓶颈会更多。

在交流中日本专家提到，日本20年前的情况与中国现在的情况相似，那时日本的经济突然衰退，至今仍然没有完成从阴影中走出。尽管中国过去30年没有出现过严重的经济衰退，但未来的发展前景确实需要我们重新思考。上世纪60年代的欧洲，上世纪70年代的美国以及80年代的日本，他们的“滞涨”治理期都超过了10年，所以必须主动转型和调整结构，如果滞涨真正来临中国的麻烦就大了。

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企业更应该准确判断自己的成本转嫁能力。我们以氧化铝行业为例，如果它的成本是2000元/吨时，售价是3000元/吨；假定成本增加1000元/吨时，售价也增加1000元/吨。达到4000元/吨，是不是企业就算把成本有效的转移了呢？从毛利的角度来看，两种情况下毛利都是1000元/吨，但这并不意味着企业通过提高售价有效转嫁了成本。如果仔细分析我们会发现，前者的成本利润率是50%，而后者是33%，也就是说为了获得同样的毛利，我们需要投入更多的资源。

所以如果市场允许的话，企业的合理售价应该是4500元/吨，但这样会带动全产业链的成本和最终消费品价格等量上升。如果所有企业都能成功等量转嫁成本，相当于劳动力和资源价格没有涨，这样的经济循环就完全没有意义。社会也不会在这个过程中发展和进步。但如果不能转嫁成本，企业就会有一场生死拼搏。举个极端例子，当成本上升到9000元/吨时，售价是1万元/吨，那时企业的成本就根本说不上转嫁，只能说明其竞争力在快速下降。因此在发展过程中，我们应该认清企业的资源投入与价值创造的关系，必须规范企业管理、导入精益管理、进行产业调整等，努力提升企业的竞争力。

成本推动型通胀是很难治理的，它必然会带来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调整，甚至是被动调整。

再以氧化铝行业为例，2004年以前，中铝是国内唯一一家氧化铝企业，是行业的单一经济体。它犹如一头大象，体量庞大且独家垄断。2004年以后行业政策有了一丝松动，东方希望、山东信发、魏桥等民营企业快速进入这个行业，从此氧化铝行业演绎了“一头大象”和“一群狼”的故事。与民营企业相比，中铝由于国企体制和历史原因有很多包袱，它的成本控制能力远逊于民企，竞争力比较弱。但从国家角度来讲，肯定会让中铝存活下去，在国家保护中铝的背景下，“狼群”之间不需要互相竞争就会过得更好。如今中铝在氧化铝行业的市场占有率已经从“单一垄断”降到“半壁江山”，形势逼着他们寻求突破。第一是区域突破，由国内市场走向非洲、澳洲；第二是行业突破，从电解铝行业走向铜、稀土等行业。

与铝行业恰恰相反，钢铁行业尽管是垄断行业，但并非是独家垄断，各大国企竞争敏感性强，民企的进入难度和经营难度大，杜双华、张志祥们的日子要难过得多，钢铁企业最终还呈现了国进民退的趋势。

抓住慢熊时期的并购机会

2008年，国家用强大的政府消费迅速阻挡了经济下滑的势头，其结果主要有三方面：第一是振幅减小，经济没有顺势触底；第二是频率加大，经济波动次数增加；第三是周期延长，经济恢复的周期延长。

中国经济就像一个巨大的铁球，加快或延缓它的速度都需要加以巨大的力量，因此我们不能对中央政策抱有“速胜论”的想法，不要认为投入4万亿元经济就会腾飞，也不要相信银根紧缩马上就会产生效果。经济恢复要有较长时间的同向发力才能达到效果，所以大家不要对目标有速胜的想法。

当前的经济形势不同于2008年，那时遍地都是被低估的优质资产，但是在慢熊趋势中，优秀企业仍然拥有众多并购机会。未来垄断行业肯定会逐渐放开，目前中国的民营企业有能力做好任何行业。资金、管理、技术门槛已经不能阻挡他们，唯一能够阻挡他们的就是政策门槛。一旦政策放开，单一垄断行业必然受到巨大冲击。

第一代民企的领导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不可避免地面临交班问题，“资二代”能否承担重任是对企业前途的考验。大多数“资二代”无法接班不是学识问题，而是胆识、经验、事业心、责任心的问题。对于无法顺利交接班的企业来说，要么积极进取成为公众公司，要么面临被整合，要么业务萎缩甚至倒下。今后，我国可能会出现大量优秀国企、股份公司收购有前途民企的现象。

当前，大批身处细分行业的企业还没有被充分发掘，有些企业也许规模并不大，但却能在细分行业做到最强。例如我曾参观过一家公司，它只生产礼品纸袋的塑料提带，但是欧美很多企业派常驻代表购买其产品，这种企业的盈利模式值得我们关注。

总而言之，未来中国经济风险与机遇并存，对于企业来说，规范管理、打造核心竞争力势在必行。尽管规范有一定的代价，但企业长治久安的基础就是规范。也只有夯实基础，企业才能迎来更加美好的未来。

（作者为华西希望集团总裁助理，前东方希望集团CF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