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根紧缩”只是治理通货膨胀的一个手段,是央行回收流动性的一种方式,并不能完全说明未来几年的经济形势。未来中国宏观经济很可能会进入一个“慢熊”时期,即经济增长速度将有一个持续缓慢下降的过程。很多企业在这种形势下也将面临痛苦的转型。
当前的经济形势
当前的经济形势用两个词来形容就是错综复杂、扑朔迷离。目前我国经济主要存在以下几组矛盾:
高通胀与经济增速减缓
在全球性经济危机中,世界各国都开足马力印钞票,从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到中国的4万亿元刺激政策,再到欧盟对冰岛、希腊等国的拯救措施,可以说高通胀的来临是必然的,而且也将会是持续较长时间的。
格林斯潘说这次全球性经济危机是百年一遇。从世界经济史来看,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将百年一遇的经济危机迅速解决,能够在一两年内实现经济复苏,所以强刺激后的经济增长是缺乏持续动力的。
货币强紧缩与流动性泛滥
前段时间,央行再次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本次提准后,大型金融机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达到了21.5%的历史高位,目前银行的资金已经非常紧张,但总体来看货币的流动性依然较高。民间资本、外国热钱还是比较多的。有媒体报道说沿海很多企业倒闭了,其实真正的“倒闭潮”还没有来临。有些倒闭是正常的,并非完全是资金紧张带来的。7月7日央行决定加息,对银行资金稍有缓解,但并不代表紧缩的货币政策就开始放松了。
最近有传闻说中央将推出“相对紧缩、定向宽松”的政策,很多人认为未来资金将会宽松,但我的理解是在货币总投放量不变的前提下,有定向宽松必然有定向紧缩,银行判定宽松或紧缩的对象是有选择的。即使推行定向宽松政策,其真正目的也很难达到,宽松对象很可能是国有企业或其他大型企业,中小企业的资金同样会面临紧张局面。
贷款高利率与境外资金低利率
本次加息后,一年期贷款利率提高至6.56%,但实际上除了垄断国企之外,没有哪个企业能够享受基准利率,国内贷款的实际利率其实非常高。除了关注利率,还应该关注贴现率,现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官方贴现率早已超过9%,企业贷款成本非常高。而民间借贷的成本更是高得让你想象不到,听说有达到月息6分的,试问哪个行业有这么高的利润?
在国内贷款高利率的同时,境外资金却呈现低利率态势。LIBOR和国内官方利率相差好几倍,所以境外融资势头很旺。最近有几家房地产企业在境外发行了美元债券,主要是因为境外资金利率低的原因,把香港新加坡等地的美金都搞得有点吃紧。这些钱通过各种途径涌入中国,抵消了央行强紧缩的一些效果。
房产市场交易低迷与投资愿望强烈
如果仔细分析一下我们周围的企业就会发现,目前稍微有实力的企业都在做房地产,大家都有很强烈的投资冲动。最近谢国忠在重庆举办的瑞信中国投资年会上提到,“四五年后,中国房地产市场房价要跌40%-50%。”谢国忠对中国房地产市场一直是看空的,对他这个说法我并不赞同,但是他的分析表明了对房地产市场的担忧。
在年会上,谢国忠还有一句话值得我们深思,他说“现在都在讲中国经济软着陆,但硬着陆也不一定是坏事,软着陆也不一定是好事。”我比较认同这句话,软着陆就像从珠峰跌落却没有骨折,受的都是内伤。2009年中国经济在该触底的时候并没有触底,但是未来总有一天会触底,中国经济也将会走向持续下降的通道,这也是我称为“慢熊”的主要原因。
企业面临生死困境与招工难
企业面临生死困境的原因或是资金链的问题,或是竞争力的问题。在企业面临生死困境的背景下,企业招工难问题又显现出来。原来媒体经常报道的是农民工就业难,现在情况恰恰相反。例如富士康从东莞迁到成都后,网上出现了很多富士康招工难的段子,这说明农民工就业并不成问题。也从侧面表明我们的企业还在正常运转,并没有影响社会就业,但招工难的形势必将迫使企业实现技术升级、提升管理。
通货膨胀的原因
成本推动是通货膨胀的重要因素
我认为当前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是货币流动性因素,2008~2009年全世界各个国家都在实行宽松货币政策,最终导致货币流动性泛滥;第二是成本推动因素,我一直认为,一切成本归根到底都可以分解为劳动力成本和资源成本,当前国内这两类成本都呈上升趋势。
劳动力成本自《劳动合同法》颁布开始就持续上升,这是刚性的也是必然的。在“加薪潮”面前,企业必须计算其真实的劳动力成本,如果我们多给员工发1000元的薪酬,企业真正付出大概在1400元左右,这一点值得我们关注。我认为国家加强对员工的保护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但是有的时候会适得其反。过分保护从群体上说有可能反而会伤害了被保护者。现在各个企业在高劳动力成本面前,又重新拾起马克思的那句话——多用机器少用人。深圳富士康经过“十连跳”事件之后,一方面宣布为员工加薪40%,另一方面又抓紧在河南和四川建厂,最终受损失的其实是当地经济。
我们经常提“人口红利”,它其实主要有两方面好处:第一是有大量的人口进行消费,第二是有大量的低廉劳动力。未来企业为了消化劳动力成本,必然朝“劳动力价值洼地”转移。原来“劳动力价值洼地”在中国,制造业通常放在中国的沿海一带,现在逐渐朝河南、四川转移,将来肯定会向东南亚、非洲等地转移。以前耐克运动鞋在中国大陆的产量占全公司的比重是40%,现在已经降到了30%;而在“劳动力价值洼地”越南,该比重从17%已经迅速攀升到33%。这就是企业向“劳动力价值洼地”转移的经典案例。
在资源成本方面,铁矿石、煤炭、原油等资源类商品价格上涨将给中国带来巨大的经济负担,资源作为我国经济平稳发展的重要基础原材料和战略物资,需求较为刚性,面临着进口价格大幅波动的巨大风险。比如铁矿石,尽管中国一直与三大矿石巨头谈判,但铁矿石价格每年仍保持40%的涨幅,资源成本的上涨必然进一步推动通货膨胀,企业只有将成本向下游转移才能生存。
银根紧缩无法解决成本推动问题
对于流动性泛滥引起的通货膨胀,采取紧缩政策是有效的,但对于成本推进型的通货膨胀,紧缩的宏观政策是无效的。从去年开始,中国面临的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压力越来越明显,紧缩的货币政策虽然可能对房价上涨、土地价格上涨有一定抑制作用,但不能解决劳动力和资源成本上涨问题。
总体而言,未来企业将面临双重压力,一方面源于银根紧缩带来的资金链紧张压力,另一方面则是成本推动带来的利润空间压缩压力。企业能否成功将成本转嫁到下游,这是考验竞争力的问题。
困境下的应对策略
如果将2008年和2009年的经济形势进行对比,发现两者正好是相反的趋势。
2008年的情况是全球经济突然衰退,在全球去库存化的过程中,产品价格迅速下降的同时,企业成本也在不断下降,出现下游不断倒逼上游成本的情况。比如有一家氧化铝企业,领导检查工作时,发现厂区门口有很多送烧碱的车辆排队交货,这表明我们的下游厂商正在去库存化,于是马上作出决定:停止收货,积极与下游厂家谈判。最终将烧碱价格从3500元/吨一下降到了2500元/吨。
在2008年的经济形势下,企业减薪裁员、资源价格猛跌,那时就需要我们要认清市场的底部。比如电解铝,当市价是2万元/吨的时候,企业平均成本大概是1.7万元/吨,企业可以过得很好;当市价降到1.7万元/吨的时候,企业平均成本大概是1.6万元/吨,企业可以勉强支撑;当价格降到1.4万元/吨时,企业平均成本大概是1.5万元/吨,此时很多企业就开始减产了;当价格降到1.1万元/吨时,企业平均成本大概是1.3万元/吨,此时最好的企业也开始亏损,市场也就到了底部。如果能够提前认清市场的底部,我们就可以及时抓住市场给予的机会。特别是民营企业,在经济衰退的时候,资金容易得到,政策容易得到,原来无法染指的好项目也容易看到。
现在的形势与2008年正好相反,当前是成本推动型通胀,我们需要认清市场价格的顶部,要充分体现我们的成本转嫁能力。此时我们评估价格顶部的难度非常大,这就逼着企业要转型、调整,否则将面临更加艰难的局面。
前些天,我和日本的两位精益管理专家一起讨论。他们非常不解的是,中国企业在管理粗放、创新能力不足且库存多的情况下还能赚钱,他们开玩笑说“中国企业不差钱”。其实,中国企业以往之所以能够赚钱,主要原因就在于中国低廉的劳动力、低成本的资源和环境消耗以及人民币币值长期低估,现在这些有利因素都在发生变化,劳动力和资源成本不断攀升,过去无关紧要的环保部门现在地位越来越重要了,如果我们的企业不转变,未来的发展瓶颈会更多。
在交流中日本专家提到,日本20年前的情况与中国现在的情况相似,那时日本的经济突然衰退,至今仍然没有完成从阴影中走出。尽管中国过去30年没有出现过严重的经济衰退,但未来的发展前景确实需要我们重新思考。上世纪60年代的欧洲,上世纪70年代的美国以及80年代的日本,他们的“滞涨”治理期都超过了10年,所以必须主动转型和调整结构,如果滞涨真正来临中国的麻烦就大了。
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企业更应该准确判断自己的成本转嫁能力。我们以氧化铝行业为例,如果它的成本是2000元/吨时,售价是3000元/吨;假定成本增加1000元/吨时,售价也增加1000元/吨。达到4000元/吨,是不是企业就算把成本有效的转移了呢?从毛利的角度来看,两种情况下毛利都是1000元/吨,但这并不意味着企业通过提高售价有效转嫁了成本。如果仔细分析我们会发现,前者的成本利润率是50%,而后者是33%,也就是说为了获得同样的毛利,我们需要投入更多的资源。
所以如果市场允许的话,企业的合理售价应该是4500元/吨,但这样会带动全产业链的成本和最终消费品价格等量上升。如果所有企业都能成功等量转嫁成本,相当于劳动力和资源价格没有涨,这样的经济循环就完全没有意义。社会也不会在这个过程中发展和进步。但如果不能转嫁成本,企业就会有一场生死拼搏。举个极端例子,当成本上升到9000元/吨时,售价是1万元/吨,那时企业的成本就根本说不上转嫁,只能说明其竞争力在快速下降。因此在发展过程中,我们应该认清企业的资源投入与价值创造的关系,必须规范企业管理、导入精益管理、进行产业调整等,努力提升企业的竞争力。
成本推动型通胀是很难治理的,它必然会带来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调整,甚至是被动调整。
再以氧化铝行业为例,2004年以前,中铝是国内唯一一家氧化铝企业,是行业的单一经济体。它犹如一头大象,体量庞大且独家垄断。2004年以后行业政策有了一丝松动,东方希望、山东信发、魏桥等民营企业快速进入这个行业,从此氧化铝行业演绎了“一头大象”和“一群狼”的故事。与民营企业相比,中铝由于国企体制和历史原因有很多包袱,它的成本控制能力远逊于民企,竞争力比较弱。但从国家角度来讲,肯定会让中铝存活下去,在国家保护中铝的背景下,“狼群”之间不需要互相竞争就会过得更好。如今中铝在氧化铝行业的市场占有率已经从“单一垄断”降到“半壁江山”,形势逼着他们寻求突破。第一是区域突破,由国内市场走向非洲、澳洲;第二是行业突破,从电解铝行业走向铜、稀土等行业。
与铝行业恰恰相反,钢铁行业尽管是垄断行业,但并非是独家垄断,各大国企竞争敏感性强,民企的进入难度和经营难度大,杜双华、张志祥们的日子要难过得多,钢铁企业最终还呈现了国进民退的趋势。
抓住慢熊时期的并购机会
2008年,国家用强大的政府消费迅速阻挡了经济下滑的势头,其结果主要有三方面:第一是振幅减小,经济没有顺势触底;第二是频率加大,经济波动次数增加;第三是周期延长,经济恢复的周期延长。
中国经济就像一个巨大的铁球,加快或延缓它的速度都需要加以巨大的力量,因此我们不能对中央政策抱有“速胜论”的想法,不要认为投入4万亿元经济就会腾飞,也不要相信银根紧缩马上就会产生效果。经济恢复要有较长时间的同向发力才能达到效果,所以大家不要对目标有速胜的想法。
当前的经济形势不同于2008年,那时遍地都是被低估的优质资产,但是在慢熊趋势中,优秀企业仍然拥有众多并购机会。未来垄断行业肯定会逐渐放开,目前中国的民营企业有能力做好任何行业。资金、管理、技术门槛已经不能阻挡他们,唯一能够阻挡他们的就是政策门槛。一旦政策放开,单一垄断行业必然受到巨大冲击。
第一代民企的领导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不可避免地面临交班问题,“资二代”能否承担重任是对企业前途的考验。大多数“资二代”无法接班不是学识问题,而是胆识、经验、事业心、责任心的问题。对于无法顺利交接班的企业来说,要么积极进取成为公众公司,要么面临被整合,要么业务萎缩甚至倒下。今后,我国可能会出现大量优秀国企、股份公司收购有前途民企的现象。
当前,大批身处细分行业的企业还没有被充分发掘,有些企业也许规模并不大,但却能在细分行业做到最强。例如我曾参观过一家公司,它只生产礼品纸袋的塑料提带,但是欧美很多企业派常驻代表购买其产品,这种企业的盈利模式值得我们关注。
总而言之,未来中国经济风险与机遇并存,对于企业来说,规范管理、打造核心竞争力势在必行。尽管规范有一定的代价,但企业长治久安的基础就是规范。也只有夯实基础,企业才能迎来更加美好的未来。
(作者为华西希望集团总裁助理,前东方希望集团CF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