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批评语境中,经常可以听到一句古训:“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在管理活动中如何理解这句古训,值得注意。
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本来是宋代大儒朱熹对曾参“吾日三省吾身”的解释,强调的是儒家的自省和反思。要求通过自省来纠正偏失,提高境界。这一用意是很恰当的。试想,如果一个人在反思自我时,处处都认为自己正确,那这种反思就毫无价值。所以,儒家才强调“反求诸己”,以君子的伦理标准要求自己,看看“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而不习乎”。固执己见,刚愎自用,向来是人生之大忌。所以,后人不仅把这句话用在自省上,而且用在对待别人的批评上。王守仁就要求弟子以此为诫。
一旦扩展到批评,“无则加勉”也有积极意义。如果是普通人,不接受批评,顶多是不“进步”而已。但管理者不一样。他们多少都有点职权,所以,对待别人的批评,更应该“无则加勉”。作为管理者,如果事事都坚信自己正确而别人错误,就很有可能诿过于人,揽功于己。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西哲强调对权力的限制。阿克顿勋爵的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几乎人人皆知。但是,很少有人推论他说的腐败一词的含义。中国人一说到腐败,就是指公权私用,以权谋私。但是,以权谋公、公权公用就不会腐败?实际上,阿克顿勋爵的名言,针对的是维多利亚时代公权的迅速膨胀。所以,不仅贪污腐化是腐败,而且公权强暴也是腐败。假定一个官员十分清廉,但他正因为自己清廉而刚愎自用,一副真理在握的架势,听不进任何不同意见,而且要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别人,这时就会产生廉洁的腐败,即权力强暴。中国古代有人曾经批评清官的可怕,就是针对这种情况。所以,管理者在对待别人批评自己时,应该抱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时刻警惕自己“有可能出错”。
自从毛泽东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倡导“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以来,这句话在中共党内得以广泛普及。正是在这种普及中,这句话的使用语境发生了变化。很多时候,这句话的效果却适得其反。问题出于由谁来说这句话。由接受者说出来,表示接受者的虚心,有则会改正,无则会警诫,而且还能表达出对批评者的宽容,你说得对更好,说错了也没关系。但是,由批评者说出来,就会完全变味。一个批评者强调对方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时,所表达的意图是强迫对方接受而且不准对方辩解。对方如果分辨事实或者陈述不同观点,都会被看作是对批评的反驳。这时,“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就变成了权力强暴的助推器,使本来就不对称的权力变得更为猖獗,甚至为所欲为。即便不是权力强暴,最好的情况下,这句话也是对批评者的免责和对接受者的苛求。
总之,批评是权利,不是权力,“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是一种自律。对于执掌权力的人来说,以这句话为铭对待自己,可以使自己保持“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自省状态,防止权力的恶性膨胀。而拿上这句话枪口向外对待别人,则会使自己的批评变成别人不可质疑的命令,而且免除了自己批评不当的责任,使批评的权利改变性质,成为不可抗拒的权力强暴。持有这种态度,被批评者的解释就会被看成“狡辩”。“一言堂”就是这样形成的。
“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以及类似的“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不是不能用,而是要看在什么情境下由谁来用。由接受批评者说出,表示的是谅解和厚道;而由发布批评者说出,表示的强暴和专横;由无权的第三人说出,表示的是对不同意见的调合;由有权的第三人说出,表示的是对不负责任的助虐。管理者在说这句话的时候,需要认真分辨发言者的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