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教授指出，在中国，强势政府和权势文化的兴起是导致企业家精神衰落的根本原因。海外移民、逃离实业乃至公务员热正是其中征兆。
这个不太“和谐”的低音—在企业家则心有戚戚焉，掀起了本次年会的一个高潮。论坛主持人王利芬请全场起立鼓掌，向许小年致敬。在这种盛大公开的场合，直指繁荣背后的隐忧，直指商业环境的缺陷，不回避矛盾和冲突，需要极强的判断力和极大的勇气。
到今年，由《中国企业家》杂志社发起主办的中国企业领袖年会已经办了九届，一届比一届规模大、声势高，参会的知名企业家数以百计，慕名而来的潜水大佬更如过江之鲫。在人群和闪光灯的簇拥中，数十名商界大佬们如风般扫过红地毯。看上去，这些商界偶像甚至被赞为“教父”的企业领袖正享受着自变革 开放以来前所未有的荣光。
但许小年的发言暴露了企业家这个阶层光环下面的隐忧。
制定本届年会主题时有个插曲。之前的主题定为“新商业、新冲突、新动力”，几经思量，慎重考虑，主办方在论坛前两天，将“新冲突”改为“新共识”。《中国企业家》杂志社社长刘东华的解释是，“矛盾是美丽的，有问题，有冲突，是常态，关键是如何驾驭复杂关系，善于在矛盾中寻求统一，在冲突中达成共识。”
毋庸置疑，中国企业拥抱新商业文明的过程，隐含在变革 徘徊不前、社会冲突加剧的过程中。随波逐流、独善其身还是勇于担当、做推动社会进步的砥柱中流，这是摆在企业家面前的一个艰难抉择。许小年所呼吁的“重振企业家精神”，并非只是说给企业家听的。
在刘东华眼中，新商业文明就是“先问是非，再论成败”，从驱动力的角度，就是要从物质上把过去高污染、碳基能源的黑色动力，变成清洁、环保的绿色动力，从精神上就是要把过去一味追求利润、快感，转变为让利润承载责任，让成功富有意义。
然而，新商业文明之路注定是荆棘丛生。近年来，从三聚氰胺门到紫金矿业污染门、蒙牛伊利公关门、腾讯360恶斗门、金饰缺斤少两门，许多行业的遮羞布，都被无情地揭开，企业与社会的关系处在前所未有的紧绷状态。而从商业与政府的关系看，随着四万亿救市政策的推出，政府日趋强势，对市场的干预越来越多、越来越强，“只论结果，不问是非”，距离新商业文明孕育所需要的市场环境更是越来越远。
柳传志对商业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充满担忧，他提醒大家，不仅要低头拉车，还要抬头看路，别把方向拉错了。尤其要关注中国的政治体制变革 、社会变革 和经济变革 如何对接?经济变革 中市场力量和行政力量究竟如何平衡等根本性的大问题。“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他的一句话触动了许多人的心。
不言冲突，何来共识。12月4日的开幕演讲中，宁高宁、郭广昌仍按照事先准备的功课，从冲突开始说起。“冲突是掩盖不住的。”宁高宁感慨。此后两天，马蔚华、许小年、张维迎、马云、马化腾的演说，均绕不开冲突二字。
刚从3Q大战的硝烟中走出，腾讯集团董事局主席马化腾一上台便带着浓浓的火药味。他开场时一句“因此我做了个不太困难的决定……”引得台下哄笑，而“截杀渠道仅仅是一个‘刺客’，占据源头者才是‘革命者’”的表述，更是有意识宣扬了腾讯在与360之战中的立场。
颁奖晚宴上，“小马哥”依然不放弃宣讲“共识”的机会，“做英雄不做枭雄”的自比，未免让人浮想联翩。
万科董事长王石则主动爆料本企业指导思想上的问题。他穿了件灰毛衣登台，他自信的王牌是—在房地产业跌宕起伏、备受争议之时，万科竟悄然实现了千亿级公司的晋级。一番自我表扬之后，王石话锋一转，出人意料地大谈千亿级公司背后的陷阱—包括万科在内的整个地产行业，设计理念都是在以牺牲消费者居住感受为代价，追求利润最大化。“我们如果还这样沿着追求利润最大化走下去，我相信在万科到3千亿的时候，也是消费者开始抛弃万科的时候。”王石大声而严肃地说。
谈到冲突，中粮集团董事长宁高宁超越了企业行为、落在了社会现象上。他讲了一个生动的故事，说一个大陆富太太到香港购物，一次就能买20多万元的手袋，100多万元的珠宝，香港记者问她连价钱都不看就买，会不会买贵了，她很炫富地说，“不用看，都很便宜嘛。”宁想说明，中国的许多富人只是缺乏生活品位的暴发户—他们喜欢用钱征服别人，但在生活方式、哲学理念和价值观上并没有足够的提升。因此，中国人虽然富了，却很难被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人真正尊重。他认为这种价值观的冲突，正越来越多地体现在中国人和西方人的交往过程中。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李书福和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郭广昌都十分赞同这一观点，李书福从富人问题引申到整个国家的价值主张。“企业的死亡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腐败，另一个是战略搞错了。我想国家的兴亡，民族的兴亡也是这两个原因。”郭广昌则谈及中国商业文明丑陋的一面，比如那些不断突破底线的企业行为，以及许多企业家对员工的剥削。他自嘲为“后知后觉者”，如果是真的，也就可以想象，他所发现的问题已经有多严重了。
学者教授们站在更宏大、更深刻的角度思考冲突。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认为，近两年中国集中出现了过度投资，2009年投资增长率高达67%，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已经走到尽头—这是投资与消费的冲突。另一大必须关注的问题是人口结构。他强调计划生育制度如果再不改变，对国家将构成灾难性的影响。原招商局董事会主席、现任博源基金会理事长秦晓做了“从增长红利转向制度和劳动生产力的红利”的主题演讲。除了指出中国人口红利的消失，他还指出，全球化红利已经透支，目前全球经济面临再平衡，外部市场面临结构性调整，这就使得中国的增长模式面临巨大挑战。
“仇富”折射的是转轨国家特有的企业与社会的冲突。这次年会特地组织了一场主题论坛《企业和社会：冲突与融合》。第一个发言的马蔚华直陈，当下银行面对的一个最大冲突，就是收费。什么叫合理，什么叫不合理，老百姓和银行之间有很大的矛盾。这里面确实有个文化习惯问题。
作为研究中国社会结构与转型的著名学者，清华 教授孙立平对于企业与社会冲突的深层原因看得很清楚。他打了个比方：一个好的婆媳关系是怎么形成的，和定位有直接关系。如果一开始就定位婆媳之间的关系比母女之间的关系还要亲密，婆媳关系是绝对搞不好的。企业和社会的关系也是同样的道理。两者是互相离不开的，但又有着各自的利益。所以一开始不要把它们就定位成一个非常美好的关系，应该是一个很理性的关系。
孙立平指出，企业与社会两者之间要想有一个较正常的、理性的关系，最主要的是注重两个方面：一是利益均衡;二是规则明确。诚哉斯言。
企业家们在坦言内外冲突的同时，我们也听到了其各自的局部解决方案。马化腾和王石从冲突中看到了企业迫切需要转型。马化腾甚至当场发布消息，从12月5日开始，腾讯进入为期半年的战略转型筹备期，转型的原则便是开放和分享。而在王石的设想中，万科必须完成两个转型，一是从传统的营销向技术科研转型，二是从建房卖房向服务转型，二者均将以消费者为导向，就是所谓回到原点。
宁高宁和李书福在对暴富心态表示鄙夷后，强调企业家应把钱更多地放在研发、品牌、练内功上，而不是浪费金钱，四处炫耀。
美国驻中国大使洪博培针对现在的国际冲突，也隐讳地指出了一些方向。他希望中美有更多地方级领导的互访交流，这将带来更多的经贸机会。另外，像所有的美国官员一样，他希望中国要重视保护知识产权、支持企业创新。
在年会临近结束之时，演说家马云穿着一件翠绿的毛衣登台了。他的一席话，告诉人们该以何种心态面对冲突。资源枯竭、环境恶化、商业恶斗，他举出了各种极其复杂甚至令人感到绝望的冲突，接着，他开始了发人深省之语，“我们都学会了埋怨，埋怨政府，埋怨体制，埋怨社会，埋怨我没有机会，而我没有一点问题。我相信心态不好，姿态一定不好，心态和姿态不好的话，整个生态是会越来越差。”他提出做人要清楚三个问题：你有什么、你要什么、你愿意放弃什么。做企业则要以公益的心态，商业的手法去做事，问问自己，你为客户做了什么，为社会做了什么。
这种心态论的说法，恰好与论坛开场时经济日报社社长徐如俊的发言相呼应。徐社长说，我们要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和宽阔前瞻的眼光来面向未来的变革调整期，心态和远见，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企业家群体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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