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加宁：当前面临的风险挑战与应对之策

* 本文为有关部门委托课题的部分研究成果，课题负责人为魏加宁，完成时间为2021年9月。课题组成员有：陈全生、叶松、胡琨、马骏驰、马思宇、敦志刚、朱一凡、孙天琪、钟佳睿、周毅、魏诗滢。此外，朱太辉、唐滔等参与了讨论。具体写作分工如下：有关滞胀的形成过程与应对经验中，美国部分主要由马思宇、朱一凡执笔，英国部分主要由周毅执笔，德国部分主要由胡琨、钟佳睿执笔，日本部分主要由魏加宁、孙天琪执笔；有关成因分析部分主要由魏加宁、周毅执笔；最后，全部稿件由魏加宁、周毅负责统稿。

2021年，由于新冠疫情冲击等因素，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不断攀升，一些国家经济增长出现停滞，有关“滞胀”的话题再次升温。受有关方面委托，笔者带领课题组对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历史再次进行了回顾性梳理，从滞胀的形成过程，到学术界的成因讨论，再到各国应对滞胀的经验教训，一共形成了10个研究报告。其中本文将有关发达国家的三个专题报告合并发表，只是对过去滞胀历史的回顾性梳理，既不涉及现在，也未涉及中国，仅供大家在研究滞胀问题时参考。

　　此外，苏联部分由马骏驰、周毅分别执笔，合并后的稿子由魏加宁、周毅、马骏驰负责统稿；需要强调的是：这部分内容只是对苏联“隐性滞胀”及其影响的历史性回顾，不涉及现在，仅供研究“滞胀”问题时参考。

一、滞胀：从理论上的不可能变为现实中的两难困境

　　“滞胀”全称“停滞性通货膨胀”（Stagflation），用以描述20世纪70年代美国等主要发达国家出现的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的罕见现象。（*《日本大百科》对滞胀的定义是：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的复合词，显示了经济衰退与通胀同时发生。）20世纪60年代以前，传统经济学根据菲利普斯曲线原理认为，通胀和失业呈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即经济上行阶段，失业率下降，但通胀率上升；经济下行阶段，失业率上升，但通胀率下降。然而，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等主要发达国家相继出现了失业率与通胀率同时高涨的局面，用菲利普斯曲线原理已经无法解释，宏观经济政策陷入了两难境地：如采取紧缩政策，则经济增长将进一步下行；如实行扩张政策，则通货膨胀将进一步加剧。

　　本文将研究重点聚焦于美国、英国、联邦德国、日本四个主要发达国家，对比其滞胀的形成过程以及应对经验，找出其共性与不同之处。

二、主要发达国家滞胀形成过程

　　1.美国：福利主义盛行与宏观调控失据，导致滞胀局面形成并不断趋于恶化

　　20世纪70年代，美国共经历了三轮严重滞胀，其间经济增长放缓，高失业与高通胀并存，菲利普斯曲线失效。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米什金认为，这一时期美国的大通胀是20世纪最严重的货币政策错误之一。）在黄金和石油价格不断飙升的背景下，通胀率达到了15%以上，失业率从4%以下上升到接近9%，从而引发金融市场动荡、股市价格暴跌，直至发生社会骚乱。（* Knotek，E.S.，& Khan，S.（2014).““Drifting inflation targets and monetary stagflation”.SSRN Electronic Journal.）

　　肯尼迪时期和约翰逊政府长期奉行凯恩斯主义，不断拉升通胀水平。20世纪60年代，美国产业竞争力不断下降，全球出口份额由19.9%大幅回落至13.4%。肯尼迪总统奉行凯恩斯主义，实行赤字财政政策，不断扩大政府支出以刺激增长、增加就业。由于当时的美联储处于弱势地位，只能对总统的扩张性财政政策给予积极配合，在政府大量发行国债的背景下，美联储为防止市场利率上行，于是提高货币供给增长率，M1增速从1960年的-0.05%快速提升到1968年的7.02%。

　　约翰逊总统上台后大力推行“伟大社会”建设计划，社会福利水平快速提高，再加上越战迟迟无法结束，导致物价持续上涨。在扩张性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的共同刺激下，1969年通胀率上升至5%，达到1951年以来的最高值。

　　尼克松时期实行价格管制和冻结工资，促使通胀转为滞胀。1971年，尼克松政府为控制物价采取“新经济政策”，实行工资、价格管制，停止用黄金兑付美元，使得信奉自由主义的美国国民深感震惊，出现了极为罕见的抢购风潮。1972年，物价在管制下仍然上涨了3.2%，而失业率也保持在5%，滞胀局面开始形成。1973年春，尼克松因食品价格猛涨和“水门事件”的困扰，再次实施价格冻结，结果导致“市场上见不到牛肉的踪影，食品货架上空空如也”，美国人极为罕见地在和平时期遇到了短缺现象。1973年价格管制放开以后，通胀率报复性反弹至6.2%，失业率仍然维持在4.9%的水平上居高不下，滞胀局面基本定型。

　　福特政府和卡特政府时期宏观政策时紧时松，导致美国经济在滞胀泥潭中越陷越深。1974年，福特就任美国总统，《经济稳定法案》对工资物价的管制到期，各种商品价格出现快速反弹；加之需求过剩、美元贬值、全球农业歉收，特别是第一次石油危机的冲击，导致物价扶摇直上，1974年达到了上涨12%的历史最高纪录，同时，失业率在9个月内上升到9%。

　　1975年，美联储开始放松银根，但直到福特卸任为止，宏观经济政策一直时紧时松，疲于应付，经济呈现高失业与高通胀螺旋式上升的局面。1977年，卡特政府上台后又开始实行刺激经济增长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1977—1979年间M1的增长创战后最高纪录，导致1979年第四季度通胀率上升至12.7%，失业率则一直在6%~8%之间徘徊。

　　1973—1979年两次石油危机爆发，将美国带入恶性通胀。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欧佩克控制石油产量，导致原油价格从战前的3美元/桶急升至1974年的12美元/桶，涨至原来的4倍，促使美国的通胀率在1975年达到12%的恶性通胀区间。1979年，第二次石油危机爆发，全球原油供需矛盾进一步激化，1974—1984年伊朗原油产量由3.03亿吨大幅降至1.03亿吨，原油价格从1978年的13美元/桶上升至1980年的32美元/桶，美国的通胀率进一步飙升至14.8%。

　　1979—1980年美联储连续加息，高利率加剧经济衰退。1979—1980年美国通胀率持续维持在两位数的恶性区间，接近15%；3个月期美国国债利率超过17%，商业银行贷款利率最高达21.5%，均为战后罕见。1979年，沃尔克就任美联储主席后继续大幅提高联邦基金利率，并抛售短期国债、提高贴现率至12%，联邦基金利率最高提至22.36%的高位。高利率政策加速了经济下滑，GDP增速降至-1.8%、失业率上升至10.8%，经济衰退进一步加剧，为治理通胀付出了巨大代价。好在此后里根政府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与沃尔克的紧缩货币政策相配合，才终于将美国经济带出了滞胀泥潭。

　　2.英国：国有企业效率低下和工会力量过于强大，导致英国形成滞胀局面

　　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全球经济陷入衰退，英国亦出现了低增长、高失业、高通胀的滞胀局面。1974—1980年，英国GDP增长率平均只有1.0%，而通胀率平均达到15.9%。同时，英国的失业率不断攀升，从20世纪70年代初的3.8%上升至70年代末的5.5%，80年代初更是攀升至11.9%，英国经济深陷滞胀泥潭。

　　国有经济占比过高，国企出现大面积亏损。两次工党执政期间的英国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据英国《经济学家》1978年12月30日那一期的统计数字，国有经济在英国重工业和交通部门中的比重分别为：石油25%、汽车50%、钢铁75%、航空75%、煤炭100%、电力100%、天然气 100%、造船100%、铁路100%、邮政100%、电信100%。

　　然而，随着英国进入后工业社会，英国的重工业需求不断下降，传统工业部门面临着规模收缩和结构调整的压力，而1973年石油危机引致的全球经济衰退，使英国的经济矛盾直接引爆。此外，国有企业因长期的政府保护和缺乏激励机制而效率低下，并且承担过重的社会职能使其无法按照收益最大化目标组织生产；机构庞大臃肿、官僚主义盛行的国有企业所需的巨额补贴不仅增加了财政负担，而且挤占了对私人企业的资金扶持。于是，在外部经济环境恶化和内部企业管理不善的共同作用下，英国的竞争力不断下降，1979年，英国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在欧洲15国中仅排名第九。（* 李罡.论英国的结构改革与经济增长——对撒切尔结构改革及其影响的再解读\[J\].欧洲研究，2015，33（02）：60-80+6-7.）

　　英国工会力量空前强大，劳资关系过度紧张。在1979年撒切尔夫人上台时，英国工会会员已占全国劳动力总人数的57%，而且英国工会被赋予了过多的法律保护和司法特权，工会的规模和力量过度膨胀对英国经济产生了诸多负面影响：一是扭曲了市场机制，造成劳动力市场缺乏灵活性。工会不断要求上调工资，扭曲了劳动力市场的工资价格、增加了企业的雇佣成本，致使企业不愿增加雇佣，导致失业率不断上升，同时还造成了英国企业的竞争力不断下降。1974—1975年，工党实施“社会契约”政策期间，工资增长32％，远远超过原定目标（* 毛锐.撒切尔政府私有化政策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165页.），这使英国1976年的通胀率直接上升到27%。二是罢工活动过于频繁，导致劳资关系极度紧张。一旦提高工资的要求得不到满足，工会就会号召工人罢工，过度频繁的罢工事件不仅使劳资关系极度紧张，而且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1968年，英国因为罢工损失的工作日为470万个，1972年猛增至2 390万个。（* 高倩.撒切尔政府劳资政策分析\[D\].东北大学，2014.）三是威胁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稳定。工会的强大力量不仅影响到政府各项政策的推行，甚至能够左右英国大选。70年代，在英国的罢工潮中，接连导致两届政府（保守党希思政府和工党卡拉汉政府）下台。（* 刘彩凤.英国劳动关系的发展——工会、集体谈判与劳动争议处理\[J\].当代经济研究，2010（03）：57-63.）

　　社会福利支出过于庞大，导致企业投资和个人工作的积极性明显下降。不断提升社会福利水平是二战后英国为应对苏联挑战而达成的“共识政治”之一，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随着石油危机的爆发，英国经济陷入衰退，福利制度的弊端逐渐显现：一是社会福利支出增长过快，远超经济增速，使国家财政不堪重负。1960—1980年和1980—1983年，英国年均经济增长率分别为2.3％和1.6％，然而社会福利支出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5.2％和７％。1972—1987年，英国财政持续呈现赤字状态，为应对不断攀升的社会福利支出导致的巨额财政赤字，英国政府只能举债度日，使得1979年英国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高达55.2％。二是高福利导致高税收，降低了个人和企业工作和投资的积极性，促使人才和资本外流。在撒切尔夫人税制改革以前，英国的个人所得税基本税率为33%，最高税率达83%；公司税税率为52%，从而使企业的投资意愿不断降低。同时，失业者可以通过领取食品、住房补贴和其他各种津贴等来维持基本生活，生活水平与就业时相差不大，许多人成为自愿失业者，导致政府的失业救济支出居高不下，个人工作的积极性大幅下降，失去了进取心和自立精神。

　　面对经济社会危机，英国工党政府依然坚持实行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政策，试图通过宽松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刺激需求，以恢复经济增长。石油价格的上涨和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政策导致英国通胀问题日益严重，出现了通胀与经济衰退同时出现的滞胀现象，这违背了凯恩斯主义的增长与通胀互不兼容的核心结论。英国面临的并非是外部性和周期性问题，而是供给侧结构性和体制性问题。因此，需求侧刺激不但难以提高经济增速，反而导致持续的高通胀和高失业，使得英国陷入滞胀泥潭长达10年之久。

　　3.联邦德国：经济政策奉行凯恩斯主义，社会政策奉行民主社会主义，滞胀局面逐步形成

　　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不仅是美国，以联邦德国为首的欧洲七个主要发达国家也于20世纪70年代初陷入了滞胀泥潭，年均增长率仅为2.4%，失业率为5.3%，消费物价年上涨率达9.4%。而在此之前的1968—1972年，该七国的年均增长率为4.3%，平均失业率为3.2%，消费物价平均上涨率为4.8%。

　　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联邦德国为代表的西欧经济开始出现增长疲软、通胀抬头迹象。1965年，联邦德国人均GDP达到9 186国际元 （*经济学家麦迪森以1990年美元为基准水平，采用购买力平价和国际多边比较的方法，创造出“1990年国际元”，作为衡量经济总量和人均收入的单位），经济增速进入换挡期。随着战后重建工作的结束以及对外经济关系日益紧密，经济波动开始加剧。（* 1966年社民党与联盟党组成执政联盟，1969—1982年作为最大执政党与自民党组成执政联盟。）1965—1966年，联邦德国名义失业人口数量增幅达9.5%。（* Nützenadel，Stunde，S.111.）社会政策上信奉民主社会主义，经济政策上信奉凯恩斯主义的经济部长卡尔·席勒，在“总体调控”理念的指导下推出了《促进经济稳定与增长法》，借助逆周期财政政策和合作性经济政策使联邦德国经济与就业形势迅速好转。 （* 席勒同样重视维护市场竞争秩序，其景气政策的出发点仍以不损害竞争秩序为准则，即“尽可能竞争，必要时计划”，社民党经济政策理念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功不可没，1972年，席勒因反对过度的景气政策而辞职，可参见Karl Schiller，Der Okonom und die Gesellschaft：Das Freiheitliche und das Soziale Element in der Modernen Wirtschaftspolitik.Vortrage und Aufsatze，Stuttgart：Gustav Fischer，1964，S.15 ff.）在全面调控思想的指导下，联邦政府于1967年接连出台了两个财政刺激方案，总价值78亿德国马克。（* Nützenadel，Stunde，S.323.）两个刺激计划使得联邦德国经济在1967年第四季度显示出回升态势，1968—1970年联邦德国经济增速保持在5%以上，就业和工业销售额都开始回暖。（* 同上，S.131.）经济的暂时好转强化了联邦德国政府调控经济的自信心，而《促进经济稳定与增长法》又没有明确规定政府干预的范围和强度，从而导致干预政策在扩张性财政政策支持下逐渐被滥用，社会福利持续扩张，财政赤字快速增长。（* 如增加补贴、国有化、市场管制、解聘保护等措施，可参见Otto Schlecht，“Entscheidungslinien der Deutschen Wettbewerbspolitik”，ORDO，43，1992，S.319-335.）

　　此外，尽管价格稳定作为宏观调控目标被写入《促进经济稳定与增长法》，但在1970年前后，由于美元危机不断加剧，德国马克不断受到国际投机资本的冲击，在固定汇率制度下，联邦德国货币政策进退失据。最终，联邦德国外汇市场被迫于1973年3月1日关闭。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德意志联邦银行（中央银行）不再承担汇率干预职责，重新获得货币供应量的控制权。 （* 虽然欧洲货币联盟（体系）的干预义务始终存在，但是在很长时间内对德意志联邦银行自主性的危害远没有与美元挂钩那样大。）但是，重新获得货币政策自主权的德意志联邦银行在《联邦银行法》中“有义务支持联邦政府一般经济政策”条款的约束下，货币政策不断受到社会民主党政府景气刺激政策的强烈影响而摇摆不定，加上不断扩张的财政政策，以及不合时宜的工资增长政策等因素，因而无法履行其确保价格稳定的货币政策职责，通胀率一路走高。（*Jürgen von Hagen，Geldpolitik auf neuen Wegen，Fünfzig Jahre Deutsche Mark.Notenbank und Whrung in Deutschland seit 1948，München：C.H.Beck，1998，S.439-473.）

　　20世纪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促使联邦德国经济陷入滞胀困境难以自拔。1973年，受第一次石油危机的影响，一向价格稳定的联邦德国，通胀率也上升到历史最高值的7.1%；经济增长虽然还维持在4.8%，但到了1975年，经济就出现了负增长，增长率快速下滑到-0.9%，失业率为4.7%，通胀率仍然高达6%。1979年，受第二次石油危机影响，增长率尽管勉强维持在4.2%，但失业率仍为3.8%，通胀率为4.1%。1980—1983年连续四年经济低迷，GDP平均增长率为0.8%，其中1982年为-0.4%，工业生产从1980年下半年到1983年上半年连续三年下降，私人消费在1981—1982年连续两年持续萎缩，就业人数在1981—1983年连续三年持续减少。

　　20世纪20年代的历史教训推动联邦德国在80年代达成改革共识。德国曾在一战后经历过一次恶性通胀，魏玛共和国无力偿还巨额赔款，大量印发货币购买外汇并支付赔款，进而引发马克急剧贬值。1922—1924年魏玛共和国的货币和物价以惊人的速率快速上升。1921年上半年，马克汇率稳定在1美元兑换90马克，1923年11月时，1美元等于4 210 500 000 000德国马克。

　　鉴于惨痛的历史教训，二战后，德国中央银行十分重视对通胀的控制，倾向于采取稳健的货币政策，停止通过货币发行支撑政府债务增长并倒逼财政部门削减预算赤字。因此，联邦德国的滞胀与其他主要发达国家相比，程度相对较轻（图5）。

　　4.日本：“国土改造论”“社会福利元年”以及宏观政策失误，导致滞胀局面逐渐形成

　　与美国的滞胀情况相类似，日本在相同时期也出现了滞胀局面。CPI从1972年第三季度的3.9%一路攀升至1973年第四季度的超过18%，1974年达到23.3%。GDP实际增速从1973年第二季度的9.3%直线下跌至1974年第四季度的-2.0%。1974年日本实际GDP增长率首次变为负值，消费物价涨幅则超过20%。70年代末期，日本的CPI同比增速再度上行至7.779%（1980年），实际GDP增速也从5%左右下滑到1%左右（图6）。

　　汇率骤然上升导致出口快速下降，经济增长失速。日本经济过度依赖出口，且过度依赖于对美国的出口。当美国经济陷入滞胀购买力下降后，日本也因此被拖累，增速大幅放缓。1971年，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日元开始正式进入国际货币体系，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但在美国政府的压力下，日元汇率长期处于上升态势。日本于1971年12月将日元兑美元汇率从360∶1调整到308∶1，升值16.9%。此后，日元年平均汇率从1973年的1美元兑272.19日元进一步上升到1978年的210日元。虽然到1984年底又逐步回落到237.52日元左右，但基本保持了升值趋势，日元累计升值约52%。

　　石油危机造成油价不断飙升，进一步引发输入性通胀。对于依靠重化工和出口导向实现高速增长的日本，石油不仅是重要能源，也是出口产业的主要原材料，因此，石油危机导致工业生产下降了20%以上。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后的8个月内，日本进口石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超过228%。从经济发展历程来看，第一次石油危机发生于日本经济粗放型发展阶段的顶峰时期。当时日本经济虽然实现了工业化，但是单位能耗过大，对能源进口依赖过大，经济高速增长背后的高耗能和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十分脆弱，因而日本经济在第一次石油危机时受到的冲击较大。第二次石油危机期间，日本进口石油价格指数最高增幅也达到了137%。油价上涨使得日本的通胀率再次严重恶化，实际GDP再次出现负增长。广大民众疯抢日用品，街道减少照明，电梯停止使用，电视台也主动取消了深夜播放的娱乐节目。但由于日本政府把“危机管理”应用于应对石油危机，并提前收紧银根，因此，第二次石油危机对日本经济的影响相对较轻。

　　“列岛改造热”拉动地价大幅上涨，加剧已经过热的日本经济。从财政政策来看，1972年，时任首相田中角荣发表了著名的“日本列岛改造论”，提出到1985年保持年均10%的高增长率，并且要在全国建设众多人口规模25万左右的城市，对国土进行全方位大规模开发。从1973年4月至1974年3月“日本列岛改造计划”被叫停的一年间，因财政原因和国会制约，田中政府不得不两次推迟公共事业投资计划的实施时间。但由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收缩时间过晚，日本在第一次石油危机时期CPI上涨超过了20%。

　　扩张性政策转向过迟，导致滞胀局面更加严峻。财政政策坚持按照以往承诺的“和平与福利”原则引导社会投资，推出“日本列岛改造论” （* 用高速公路网络将日本建造成一个以东京为中心的整体，大力修建高速公路和新干线。）以及建设“社会保障元年”等重大政策。由于20世纪60年代的经济高速增长，日本政府自觉财力充足，再加上欧洲福利主义思潮的影响，于是不断提高社会保障标准。1973年被称为日本的“社会福利建设元年”，但是这些社会福利都要依靠政府财政支出的大幅度提高，同时还伴随着经济效率的不断下降。

　　在货币政策方面，为了抵消日元升值带来的不利影响，防止可能出现的“日元升值萧条”，维护国内的政治稳定，日本政府决定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M2增长率最高时达到20%，为1973年后出现滞胀局面埋下隐患。大量国际资本因为汇率过低而涌入日本，再加上日本国内的热钱，资本涌入股市和楼市，资产价格快速升值并开始拉大贫富差距。

　　5.几点总体印象

　　（1）主要发达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相继发生滞胀，大多有一个共同特点：一方面是社会政策追求超水平福利主义，另一方面是经济政策长期实行凯恩斯主义，在经济增长动力放缓的同时供需缺口拉大，构成滞胀形成的基础性内因。

　　（2）中央银行独立性相对较弱，货币政策被财政政策裹挟，导致财政政策货币化，为滞胀形成提供了货币基础。

　　（3）第一次石油危机加速了滞胀的形成；而第二次石油危机又拉长了滞胀持续的时间，构成滞胀的外部原因。

　　（4）就各国特殊原因而言，美国由于尼克松政府在应对通胀时采取了计划经济手段控制工资、物价，不仅没能克服通胀，反而加速了滞胀的形成。

　　英国在面临石油危机的冲击时，占比过高的国有经济和空前强大的工会势力加剧了经济社会矛盾，此时工党忽视调整结构和体制改革，直接导致英国经济的滞胀。

　　日本在第一次石油危机时宏观政策紧缩过晚导致严重滞胀；第二次石油危机时由于把危机管理应用到石油危机应对，及时采取了紧缩政策，所以在第二次石油危机冲击时所受影响较轻。

　　联邦德国因为有过惨痛的历史教训，存在一定的社会张力，所以政府的干预政策遇到较大阻力，并且为后来的供给学派改革提供了共识基础。

三、有关主要发达国家滞胀成因的讨论

　　自从20世纪70年代初主要发达国家相继发生通胀与失业并发的滞胀现象以来，由于无法解释这一新的经济现象，一直占据经济学主流地位的凯恩斯主义理论备受质疑和抨击。于是，如何解释滞胀成为经济学各主要流派争论的焦点。各个学派对滞胀成因的解释各不相同，极大地推动了现代经济学理论的繁荣和发展。

　　1.“西方马克思主义”与“新左派”：资本主义的所有制结构必然导致滞胀

　　美国著名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激进政治经济学派主将霍华德·谢尔曼批判性地继承了以马克思、米切尔、凯恩斯和卡莱斯基为代表的传统经济周期理论，并综合了供给与需求、成本和收入两方面因素，提出了一个双面挤压的“利润挤压论”（表3）。（* Sherman H J，Evans G R.Macroeconomics：Keynesian，monetarist，and Marxist views\[M\].New York：Harper & Row，1984.）谢尔曼认为，内生或内部因素是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主要根源，并将以往强调内生因素的理论分为两派：一派强调消费需求，另一派则强调供给成本。谢尔曼通过对投资、利润与利润率、劳动份额等各个变量的探讨，认为滞胀是供给与需求、成本和收入两方面共同决定的结果。在该理论框架下，资本主义制度本身造成的周期是滞胀产生的主要原因。即使在积极的国家干预下，也需要集中关注资本主义在周期中运行的内生力量和这种不稳定的持久性。这种持久的不稳定，特别是周期性的高失业率，只有引入民主的社会主义才可以消除。

　　同样作为美国激进政治经济学的开拓者和新左翼社会活动家的大卫·戈登与另两位左派学者鲍尔斯、威斯考普夫共同合作，以资本主义劳动关系为核心议题，研究了滞胀的成因。（* Gordon D M，Edwards R，Reich M.Segmented work，divided workers\[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1982.）借助“公司权力费用模型”，他们剖析了美国经济增长乏力的根本原因：二战后美国公司制度以统治与服从的关系为基础，形成了僵硬的、等级化的私人特权结构。这造成了巨大的效率损失，使美国资本主义经济不堪重负。只有形成以社会关系为基础、消除经济浪费、更好地促进生产率增长的民主社会主义经济学，才能够真正摆脱萧条，推动经济复兴。

　　2.新剑桥学派：滞胀主因是工业垄断导致收入分配差距扩大

　　以卡尔多、罗宾逊为代表的新剑桥学派，试图在否定新古典综合派的基础上，重新恢复李嘉图的传统学说，建立一个以客观价值理论为基础、以分配理论为中心的理论体系。为了解释滞胀现象，该学派把世界经济分为三个部门：初级产品部门、制造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并认为，通胀的根源在于初级产品部门和制造业部门之间的生产比例失调。卡尔多与罗宾逊认为初级产品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其价格由市场供求决定；而工业产品市场是不完全竞争的，大部分生产都集中在大企业手中，因而价格是被操纵的，即由生产者自己决定，不由市场决定。两个市场之间的增长比例失调最终导致经济失衡：初级产品价格无论是上升还是下降，都会对工业活动起到抑制作用。当初级产品价格下降时，虽然有可能刺激工业部门吸收更多初级产品，但因为贸易条件对初级产品生产者极为不利，所以投资会减少，从而会抑制加工工业发展。当初级产品价格上升时，虽然一开始贸易条件有利于初级产品生产者，但这种有利条件并不会持续太久，因为制造业部门将通过由成本上升引起的产品价格上涨来应对初级产品价格的上涨，最终会造成总体通胀。（* Kaldor N.Inflation and recession in the world economy\[J\].The Economic Journal，1976，86（344）：703-714.）

　　此外，由于垄断程度的提高，货币信用制度也使得资本家扩大投资更为方便，国民收入分配将越来越有利于利润收入者。当工人的实际工资因物价水平上涨而降低时，垄断带来的不合理收入加剧了工会与雇主在工资谈判中的斗争，工人在工会强大力量的支持下要求补偿性提高工资，这会引发物价水平的再次上涨，导致工资-价格螺旋上涨式通胀。而政府为抑制高通胀采用的紧缩性经济政策又会限制经济活动，从而引发衰退，最终形成了停滞与通胀并存的滞胀局面。（* Joan R.What Are the Questions?\[J\].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1977，15（4）：1318-1339.）

　　为此，新剑桥学派竭力主张收入分配领域的改革。如主张通过累进所得税制改进收入分配不均的状态；给予低收入家庭适当补助；减少用于军事等方面的支出，用以发展民用服务、环境保护和原料、材料生产等部门；提高失业者的文化技能水平，以便使他们能够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制定适应经济增长、逐渐达到消灭赤字的财政政策和预定的实际工资增长率政策；实施进口管制，发展出口品生产，增加出口，从而为国内提供更多的工作岗位。（* Robinson J.Solving the Stagflation Puzzle\[J\].Challenge，1979，22（5）：40-46.）

　　3.新凯恩斯主义：滞胀源于劳动力市场扭曲导致工资上涨

　　凯恩斯主义学派本身也对滞胀提出了自己的解释。新凯恩斯主义学者区分了两种不同类型的通胀：需求拉动型和成本推动型，并认为滞胀是由后者引起的。虽然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可以用来在总需求波动的情况下稳定经济，但是在面对总供给波动时，政策效果将大大降低。在该理论框架下，20世纪70年代政府的不当干预政策、油价上涨以及工资-价格螺旋上升共同引发了滞胀现象。新凯恩斯学派有如下主要理论观点。

　　托宾：劳动力市场结构失衡引发滞胀。新凯恩斯主义代表人物、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托宾，于1972年提出了“结构性失衡”的观点，即微观市场的结构性变化是引发滞胀的主要原因。由于产品生产、技术革新、部门构成、地区差别等因素造成的经济结构变化，在不同地区、不同产业中将会出现失业与空位并存的“结构性失业”现象，特别是在专业性很强的劳动力供求市场。由于彼此难以相互替代，就会出现在一部分市场存在劳动力过度供给的同时，另一部分市场处于劳动力短缺的过度需求状态。例如，在劳动力市场上缺乏计算机相关专业的技术人员，但失业的却是职业技工；而美国东部地区的劳动力难以因西部地区缺乏劳动力便主动填补空位，这最终造成了“人找工作”与“工作找人”同时并存。（* Tobin J.Inflation and unemployment\[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72，62：232-254.）由于工资刚性和价格刚性的存在，虽然出现了失业，但工资并不会下降，空位的存在也加速了工资的提升，继而推动物价水平的上涨。因此，在失业与空位并存的条件下，最终会出现失业率与物价同时上升的滞胀局面。

　　阿克洛夫与耶伦：效率工资导致滞胀。阿克洛夫与耶伦在梳理总结效率工资模型的微观经济学基础上，解释了非自愿失业背后的原因。（* Akerlof G A，Yellen J L.Efficiency wage models of the labor market\[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Yellen J L.Efficiency Wage Models of Unemployment\[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4，74（2）：200-205.）效率工资指企业给员工支付比市场工资水平高得多的工资，促使员工努力工作的一种激励与薪酬制度。定量地讲，企业在利润最大化水平上确定雇用工人的工资，当工资对劳动效率的弹性为1时，称它为效率工资；此时工资增加1%，劳动效率也提高1%。效率工资是单位效率上总劳动成本最小处的工资水平，它保证了总劳动成本最低。因此，效率工资理论认为，企业为了减少工人偷懒、防止员工跳槽或者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留住工作能力强的员工，便会给雇员支付高于均衡工资的效率工资，此时即使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企业也不会降低工资，因为降低工资会损害效率，进而损失利润，由此导致企业外部劳动力市场上出现“非自愿失业”。另外，过高的效率工资会使商品成本增加，物价随之上涨，最终形成高工资与高失业共存的局面。

　　林德贝克、斯诺尔和萨默斯：失业的滞后性引致滞胀。林德贝克、斯诺尔、萨默斯等人以“内部人-外部人” （* “内部人”指那些被公司雇用的人，“外部人”指长期游离于企业单位之外的失业工人或短期在职的临时工。）模型为基础，通过提出失业滞后理论来解释滞胀的成因。由于遣散费、雇用过程中的支出及企业特定的培训等劳动力流动成本的存在，使得降低工资的所得不足以补偿转换成本，因此企业不愿意使用没有经验的外部人，而倾向于继续使用工资高但有经验的内部人。同时，内部人也会利用工会等组织来尽量减少其他人员的进入，这使得尽管许多失业工人愿意以较低的工资接受工作机会，但是劳动力市场并没有出现任何工资出价过低的情况，最终导致市场失灵，即工资不是根据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或偏好确定的。（* Lindbeck A，Snower D J.The insideroutsider theory of employment and unemployment\[J\].MIT Press Books，1989，1.Blanchard O J，Summers L H.Hysteresis and the European Unemployment Problem\[J\].NBER Macroeconomics Annual，1986，1：15-78.）当出现扩张性经济政策使总需求增加，只有内部人都被雇用完以后仍对劳动力有需求时，企业才会雇用外部人。由于外部人不能对工资调整施加有效影响，所以长期失业会增加并持续，引发高失业与高通胀并存。

　　4.供给学派：庞大的财政支出和过高的税率最终导致滞胀

　　供给学派在汲取非凯恩斯主义经济思想，特别是芝加哥学派和新古典主义学派的理论基础上，从供给与需求的角度分析滞胀现象。他们认为，凯恩斯主义颠倒了因果关系，把需求看作经济生活中的首要因素，供给是派生的次要因素。滞胀时期的美国经济与凯恩斯分析的大萧条情况不同，需求增长不一定会造成产量增长，而只能增加货币数量、促进物价上涨，结果反而引起储蓄率和投资率的下降、技术变革的延缓。正是由于面向需求的政策，使政府总是设法改变各阶层收入悬殊的状况，以提高低收入者的需求水平，如扩大社会福利、向高收入者大量征税等。这些政策的实行，一方面打击了人们储蓄、投资和工作的积极性；另一方面降低了失业成本，使得很多人宁愿失业也不愿意从事低薪工作，从而形成自愿失业现象，难以起到刺激生产扩张和减少失业的政策效果。同时，福利支出的增加经常会导致财政赤字的扩大，政府为了弥补财政赤字通常会发行更多的货币，从而加剧了通胀，最终形成滞胀。（* Canto V A，Joines D H，Laffer A B.Foundations of supply-side economics：Theory and evidence\[M\].Academic Press，1983.Laffer A B.Supply-side economics\[J\].Financial Analysts Journal，1981，37（5）：29-43.）他们认为，美国经济中的根本问题不是需求不足，而是供给不足。解决滞胀的唯一办法是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增加供给。为此，必须加强个人刺激，提高人们储蓄、投资和工作的积极性。

　　据说，拉弗在一张餐巾纸上非正式提出了“拉弗曲线”。该曲线说明了税率与政府税收水平之间的理论关系。拉弗曲线显示，税收收入最大化的点在0%~100%之间。从零开始，税率提高将增加政府税收：然而，在某一点之后，继续提高税率将导致税收减少。在供给学派看来，大幅度降低税率是刺激经济的主要手段。降低税率虽然在短期内政府税收会减少，但由于降低税率可以减少逃税漏税，并能刺激企业和个人的生产劳动积极性，因而税基反而会扩大，导致从长期看税收会增加。因此，降低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特别是削减边际税率，是增加供给的重要手段。

　　5.货币学派：滞胀的根本原因在于货币供给量变化导致价格机制扭曲

　　货币学派代表人物弗里德曼运用适应性预期理论与自然率假说理论阐释了斜率为正的“恶化”的菲利普斯曲线，批评了凯恩斯主义，并解释了滞胀的成因。该学派的核心观点是：在经济活动中，货币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通胀的原因就是货币发行过多，货币供给量在短期对国家产出、在长期对物价水平都有巨大影响。货币学派认为，政府的角色是通过中央银行调控在经济体中流通的货币数量，除此之外，不需要干预经济活动。（* Friedman M，Schwartz A J.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1867-1960\[M\].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3.）

　　弗里德曼在解释滞胀现象时引入了预期的因素。他所运用的预期概念是“适应性预期”，即人们根据过去的经验形成并调整对未来的预期。弗里德曼认为，菲利普斯曲线表示的失业与通胀之间的“替换”关系，只在短期内存在，从长期看并不存在。只有在人们具有“货币幻觉”，他们预期的通胀率低于实际通胀水平，即没有意识到货币贬值的时候，凯恩斯主义的“刺激总需求”政策才有可能收到暂时的“成效”。一旦人们从经验中学习、把通胀预期调高，失业率也会回到原有水平。而政府为了维持低失业率，又不得不进一步增加货币投放。由此形成了恶性循环，从长期看，不仅充分就业不能实现，而且还会导致较高的通货膨胀。从长期看，失业率总是处在由摩擦性原因和结构性原因引起的“自然失业率”水平上，任何试图将失业率降低到“自然失业率”以下的努力，不仅是徒劳的，而且是有害的。（* Friedman M.The Role of Monetary Policy\[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68，58（1）：1-17.）换句话说，人们在追求“短期成效”的过程中，实际上在不知不觉地将菲利普斯曲线的位置不断地推向远离原点的方向，因而只能在更高的失业率和更高的通胀率之间去寻找新的平衡。

　　6.理性预期学派：国家干预导致市场机制扭曲

　　理性预期学派是20世纪70年代从货币学派中分化出来的一个分支。该学派继承了弗里德曼的自然失业率假说，并将弗里德曼的“适应性预期理论”修改为“理性预期假说”，在此基础上否定了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萨金特在《理性预期与通货膨胀》一文中引入了关于德国恶性通胀的例子，在此基础上加入了“理性预期假说”，认为价格水平取决于预期本期及未来所有货币供给量的总和，因此通胀率取决于人们对货币政策的预期。也就是说，不管中央银行实际的货币政策如何，只要人们预期到了扩张性政策，通胀便会发生。

　　此外，由于政府对经济信息的反应不如公众那样及时，政府决策不可能像个人决策那样灵活，因此政府任何一项稳定经济的政策措施，都会被公众的合理预期抵消，成为无效措施，并最终迫使政府放弃政策的实施。在理性预期学派看来，正是二战后主要发达国家政府长时间滥用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对经济进行干预，扭曲了市场机制的作用，不仅没能减少失业，反而还引发了通胀，从而造成了滞胀。（* Sargent T J.Rational expectations and inflation\[M\].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3.）

　　7.奥地利学派：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可以避免滞胀

　　奥地利学派是近代边际效用学派中的最主要分支，它强调价格机制的自发组织力量，主张经济自由，并认为商业贸易所受强制最小化是确保经济长期稳定和民生发展的最有效方式，并反对理想化数学建模的分析方法。在奥地利学派的自由市场中是不会出现滞胀的。该学派将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行为分为直接干预和间接干预：所谓直接干预是指用政策性指令指导经济发展，从产业结构到企业薪酬；所谓间接干预是给予人民大量与本国GDP发展水平不相匹配的福利、补贴等。这些与经济发展不相称的财富几乎都是通过举债的方式获得，用增加未来的负担换取一时的痛快。同时，这些财富或购买力流入市场，使许多本该被淘汰的企业能够苟延残喘，成为“僵尸企业”；这种表面繁荣又进一步吸引更多资金进入这些产业和企业，导致市场始终难以出清，新的经济增长点难以发展起来。

　　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哈耶克反对以过于宽松的货币供给人为制造虚假繁荣，他认为人为的过于宽松的货币供给会导致相对价格的扭曲，使得价格无法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和供求的真实情况。他坚决反对刺激消费需求、提供公共工程和维持价格水平的宏观经济政策。面对萧条，他认为政府采取的任何政策效果都不会太好（* Hayek，Friedrich August von.“Keynes und die Folgen.”Inflation ohne Ende（1977）：40-46.），哈耶克甚至主张取消中央银行，通过市场竞争来决定货币供给。奥地利学派的拥护者弗兰克·肖斯塔克认为，凭空创造新的货币对新货币的创造者和早期接受者有利，而对后期接受者不利；货币的创造不是财富的创造，它只是让早期的货币接受者在资源、商品和服务上胜过后期的接受者。由于财富的实际生产者通常是后期接受者，所以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使得财富的形成被削弱，破坏了经济增长的速度（* Frank Shostak（2006).“Did Phelps Really Explain Stagflation?”.Mises Daily.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Retrieved February 2011.），最终使价格上升和经济停滞的局面并存。

　　8.争论焦点和分歧所在

　　总而言之，各派学者围绕滞胀成因各执己见。除冷战因素和石油危机等外因论以外，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核心问题展开讨论。

　　（1）政治（变革）和经济（改革）。偏左的学派比较强调长期因素和制度因素，认为滞胀是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总爆发，不可避免；主张只有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与产权制度进行彻底的政治变革，才有可能从根本上避免危机的再次出现。

　　而偏右的学派则比较强调短期因素和政策因素，认为滞胀只是一系列社会经济政策失误造成的，因而是可以克服的。滞胀可以通过一系列政策调整和经济改革得到解决。

　　（2）政府（作用）与市场（机制）。偏左的学派更倾向于从市场经济的缺陷角度进行分析，强调政府在面对危机时应当发挥重要作用。对新凯恩斯主义者而言，经济在短期内会偏离长期均衡水平，而且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真实经济变量有切实影响，因此政府为稳定经济进行干预是必须的，也是有效的，尤其是当经济处于深度衰退时。

　　而偏右的学派则更倾向于技术性分析，强调市场自主调节。对货币主义者而言，市场具有自我稳定的能力，人为干预会破坏其固有的稳定机制，所谓的“稳定政策”很可能增加而不是减少不稳定性，只有自由市场在资源配置上才是有效率的。

　　（3）（社会）公平与（经济）效率。偏左的学派更加强调公平因素，认为是社会不公导致了滞胀的形成。侧重分配问题的新剑桥学派认为垄断是造成滞胀困局的主要原因，主张反垄断和趋向平等的分配政策可以带领经济走出滞胀，避免危机再次发生。

　　而偏右的学派更加强调效率因素，认为是效率下降导致了滞胀的发生。在新古典主义学派看来，预期在经济运行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要形成稳定的预期首先需要长期稳定、一以贯之的宏观政策；预期管理是政府的长期任务，宏观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将深远地影响人们的通胀预期及政策解读，最终使国民经济陷入滞胀困境。

四、主要发达国家滞胀的应对经验

　　20世纪80年代，美、英、德、日等主要发达国家为克服高失业、高通胀并存的滞胀局面，均采取了积极的改革措施和政策调整，大力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面调整宏观经济政策，终于从80年代中期开始纷纷走出滞胀泥潭，各国的应对经验值得认真总结和酌情借鉴。

　　1.美国：紧缩货币政策，缩减政府职能

　　为应对持续十年之久的滞胀局面，里根政府上台后便根据供给学派和货币主义的政策主张推出了经济复兴计划，在坚定支持美联储严格控制货币供给的同时，大力推进减税、减支和减少政府干预的经济政策和改革措施，重新调整政府与市场、政府与国民的关系。主要措施如下：

　　（1）紧缩货币供给，抑制通货膨胀。里根总统力挺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HYPERLINK"https：//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F%9D%E7%BD%97%C2%B7%E6%B2%83%E5%B0%94%E5%85%8B"\o"保罗·沃尔克"大幅提升银行利率，以缩减货币供给。即使利率过高有触发经济危机的风险，美联储也绝不放松从紧的货币政策。稳定的货币供给稳定了市场预期，终于使通胀率下降到1984年的3.8%。在紧缩货币供给的过程中，美国经济于1981年7月出现急剧衰退，但是美联储仍然坚持紧缩政策直至改革效果显现、经济开始复苏。

　　（2）削减财政支出、调整支出结构，减少政府管制和行政干预。里根认为，滞胀的直接原因是政府职能过度膨胀，他在总统就职典礼上就明确指出：“政府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政府本身才是问题所在。”弗里德曼用历任总统任期内每年联邦政府公文数量的变化来说明里根政府的政策取向：20世纪60年代以后，历任总统每年发布的联邦政府公文数量一直都在持续大幅增加，但里根上任后增幅明显降低。据估计，在改革的头两年因公文减少而节约的工作量就达到3亿个工作小时，而改革为政府、企业和消费者节约的支出在十年中达到1 500亿美元。（* https：//http://www.pbs.org/wgbh/commandingheights/shared/minitext/int_miltonfriedman.html.）

　　里根对政府管制的改革措施主要有三：一是停止价格控制。里根政府下令停止对石油价格的控制，以恢复美国在石油生产和勘探领域的市场动力。二是放松行业管制。里根政府先后放松了航空、铁路、汽车、运输、电信、有线电视、经纪业、天然气等诸多行业的管制。具体而言：暂停已经制定但尚未执行的一切规章条例，并成立以副总统老布什为首的总统特别工作小组；放宽包括能源政策在内的政府管制，把一部分管制权由联邦政府下放给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取消民主党政府对工资和物价的管制；督促国会颁布新的银行法案，放宽对金融市场的利率管制。三是改革社保制度。由于意识到过去通过零敲碎打逐步形成的社会福利支出总量增长过快，里根指派艾伦·格林斯潘负责领导社会福利改革，制定了减缓社会福利支出计划，主要涉及失业保障、新生儿家庭补贴、医疗保健、学生营养补贴、住房补贴等200个福利项目，改革目标是让这套制度能够在接下来的50~70年内不会超出财政负担能力。1983年《社会保障修订法案》的颁布还促成了以401（k）为代表的补充养老金的发展，在减少财政支出的同时，改革了社保制度，调整了社保结构，完善了社保体系，提高了总体保障能力。

　　里根政府的放松管制等改革措施，减少了政府干预，取得了显著成效，使得美国的生产率得到大幅提高。《华尔街日报》统计显示，里根政府执政的第一个任期内，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3.8%，为二战后最好时期。

　　（3）实行结构性减税，刺激储蓄、投资和工作的积极性。为适应财政支出的减少，同时也是为了提高投资者投资和劳动者工作的积极性，里根政府通过采取结构性减税措施，降低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税率，降低边际税率。例如，所得税最高税率从80年代初的70%下调至1982年的28%。里根的减税措施主要通过两部相关法案：一是1981年的《经济复兴法案》，主要包括：降低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资本利得税，同时还增加了企业所得税的抵扣。二是1986年的《税收改革法案》，不仅涉及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更为重要的是彻底改革了美国整体税制结构，包括削减税收优惠、合并税基、简化税收征管等，改革后的美国税制体系一直延续至今。

　　（4）落实和修订《拜杜法案》，引发中小企业创新浪潮。在《拜杜法案》出台以前，美国的专利政策奉行 “谁出资，谁拥有”的原则。这导致科研机构与政府部门双方都缺乏动力推动科研成果的商业转化，截至1980年，联邦政府持有专利近2.8万项，但是获得商业转化的不到5%。

　　对此，1980年出台并经多次修订的《拜杜法案》做出了新的规定：默认政府资助研发成果的所有权由大学等科研机构保留；同时，大学等科研机构应积极推进研发成果的商业转化，并与发明人分享成果转化的收益。一旦发现企业未能在规定期限内实现市场化开发，大学等科研机构还有权收回专利的商业开发权。由于大学等科研机构获得了收益权，于是便有了内在动力推动科研成果的商业转化；同时，又由于大学等科研机构拥有懂技术的专业人员，所以也有了推动科研成果商业转化的能力。此外，通过修改相关法律，企业可以只需购买该项技术的商业开发权，而无须再购买完整的技术所有权。商业开发权与技术所有权的分离大幅降低了技术转让费用，使得广大中小企业也具备了购买能力，并成为技术成果商业转化的主体。这使得许多新的技术转移办公室在大学相继成立，并纷纷加入大学技术管理协会（AUTM）。大学技术管理协会的成员数量从1989年的691个增至1999年的2178个。而在创新立法浪潮兴起的前一年，即1979年，该协会的会员数仅为113个。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中小企业把有限资金中的大部分用在了技术转化方面，因此没有能力再大规模量产这些创新出来的产品，于是便外包到东亚地区进行生产，然后再向全世界销售。在中国启动改革开放，后又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以及中美两国关系不断升温的背景下，终于形成了“美国创新，中国生产，世界销售”的全球化新格局，成为过去多年，中美两国实现互利双赢、世界经济实现快速增长的动力源泉。（* 施展.破茧\[M\].湖南文艺出版社，2020.）

　　上述一系列“政策组合拳”的成效十分显著，在打破通胀预期的同时，提高了社会劳动生产率，使美国经济于1982年12月开始走出滞胀泥潭，GDP开始呈正增长，并在80年代中期一度达到8%的高位；同时，失业率于1988年底回落到5.3%，通胀率也下降到3%～4%的较低水平。1982—1999年，美国经济持续增长65个月，被称为“20世纪最持久的繁荣阶段”。

　　应当承认，里根经济政策的后果之一就是在提高效率的同时开始拉大贫富差距。收入最高的1%美国人，税前收入占比从1979 年的9.0%上升到 1986年13.8%，然后在 1989 年下降到 12.3%。税后这一比例从 1979 年的 7.4%上升到 1986年的12.8%，然后在 1989 年下降到 11.0%。但由于当时所有阶层的收入都得到了提高，包括最底层的贫穷人口也提升了6%（美国普查局，1996），因此这一政策的副作用在当时并未引发太大的社会不满。

　　此外，里根执政期间，美国通过国内外借贷来弥补联邦预算赤字（主要由军费大量扩张造成），将国债规模从9 970 亿美元增加到 2.85 万亿美元。这导致美国从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转变为最大的债务国。

　　2.英国：从需求侧刺激转向供给侧改革

　　20世纪70年代，英国在长期奉行凯恩斯主义的需求侧刺激政策失效以后，深陷滞胀泥潭不能自拔。撒切尔夫人执政以后，为了控制高通胀而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并大力压缩国有资本经营范围，释放民营资本活力，削减政府福利开支，以提高生产效率，从而使英国经济逐渐走出滞胀泥潭。

　　（1）框定政府边界，释放市场活力。撒切尔夫人执政以后，首先将宏观经济政策思路从需求管理转向供给管理，主要目标由先前的充分就业转向控制通胀，严格实行货币紧缩政策，大力压缩公共开支。同时，框定政府边界，推行民营化政策：一是通过出售国有资产将一些可市场化领域的经营主体从公共部门转向私人部门；二是放松行业管制，打破国家对部分产业的垄断格局，取消新企业进入的行政法规壁垒；三是通过特许招标、合同承包等方式，鼓励私人部门提供可市场化的产品或服务。同时，在民营化过程中，就方案设计、国企股票定价与发行方法、全程审计介入等都建立了一整套严格的法治化程序和民主化规则，在议会通过《竞争法案》的同时，还专门设立国有企业特别委员会，加强已有的国有企业顾主委员会，对政府有关部门和国有企业提出质询，并检查它们所承诺措施的具体落实情况（* 杨洁勉.撒切尔政府的非国有化政策\[J\].世界经济，1985（09）：46-49.），以避免腐败问题和“国有资产流失”。

　　（2）减少政府职能，强化个人和企业责任。1979年，撒切尔首相着手改造积重难返的社会福利体系。一是在社会保障领域，大力削减社会福利支出，调整相关支出结构，改变以往的“普遍性原则”，实施“选择性原则”，使社会福利真正起到帮助穷人的作用，而不再是简单的平均分配；二是在教育和医疗部门引入竞争机制，酌情推进市场化改革，大力提倡和鼓励社会福利事业民营化；三是在住房领域采取“国家后撤”的政策，减少由政府提供的住房，减少住房补贴，规定即使最贫困的家庭也必须负担房租的20%。

　　（3）大力压缩地方财政权力，将部分公共服务推向市场。由于英国地方政府过度膨胀导致地方财政支出过于庞大，所以，与里根政府的分权式改革不同，撒切尔首相主要从三个方面削弱地方政府权力：一是控制地方政府财政。1980年，英国议会通过了《地方政府计划与土地条例》，以控制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财政拨款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在其三届任期中，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财政控制逐渐加强，地方政府的财政自主权被逐步削弱。中央拨款占地方财政的比例由1978年的61%下降到1987年的46%，1990—1991年度进一步下降到38%。二是推动地方公用事业民营化。其中包括：出售地方政府拥有的公有资产；在地方公用事业中引进私人企业；把市场原则引入公用事业，强化竞争机制。三是推行公共部门内部社会化改革。内部社会化改革主要是将竞争机制和市场原则引入以往市场资本很难深入的公共领域，主要包括教育和国民医疗保健体系，从而削弱了地方政府对这些服务领域的过度控制；四是推动社会保障体系多元化，1986年的《社会保障法案》允许保险公司等金融中介提供“个人养老计划”来取代退休年金保单，从此雇员不能再被强制要求加入或保留雇主职业养老金计划。

　　（4）依托民主法治，推进工会改革。与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官办工会组织形同虚设正好相反，二战后英美等发达国家的工会力量日益强大，工会权力过度膨胀，罢工浪潮此起彼伏，以致到达阻碍效率提高、妨碍经济发展、危及社会稳定的地步。于是，撒切尔首相十分重视以法律手段对工会进行钳制，对罢工加以限制。1980年颁布的《就业法案》，限制工会在劳资行动中的豁免权，废除组织罢工的工会官员的豁免权；如果雇主同时解雇所有参加罢工的雇员，被解雇者将不得再以不公平解雇为由要求雇主给予赔偿。1982年《就业法案》规定，只有在工人和其雇主之间发生的、主要涉及工资和就业条件的劳资纠纷方面，工会才有可能获得豁免权；而具有政治目的的纠纷不再享有豁免权。对于涉及非法的罢工纠察行为、非法的罢工附属行动以及将全员入会的要求强加于雇主以及工会策划的行动，因超出了工会活动的范围，故取消工会的豁免权，工会对自己的行动要负法律责任。这使得工会及其行为自1906年以来首次被置于法律监督之下。

　　撒切尔首相的一系列强有力改革，终于使英国经济逐步走出了滞胀，但由于她对工会以及罢工的强硬态度，导致下层民众的不满和党内矛盾的激化，最终迫使撒切尔夫人因党内斗争失利而黯然下台。

　　3.联邦德国：强化货币政策独立性，推进财政结构性改革

　　联邦德国在长期实行凯恩斯主义的需求侧刺激政策失效以后，也陷入了低增长、高通胀的滞胀困境。对此，联邦德国开展了有关经济政策范式的大讨论。大讨论改变了政策重心，使联邦德国的宏观经济政策重新回到艾哈德时代提倡的“秩序自由主义”导向。

　　“秩序自由主义”作为德国现今社会市场经济制度的理论基础，首先由瓦尔特·欧肯在1939年的《国民经济学基础》一书中提出。其主要思想为：政府的任务是为自由竞争创建一个监管框架，在这一框架内，所有主体的自由都应当受到保护。此外，经济政策应保持稳定，具有可预测性，让公众建立起对经济政策的信任，以便让竞争环境中的企业家能够拥有“长期主义”，做出长远规划，从而使德国经济实现可持续繁荣。

　　1982年，科尔政府在“从更多国家到更多市场”的口号下，宣布回归“社会市场经济”，重建竞争秩序：一方面，赋予价格稳定以优先地位；另一方面，通过削减财政赤字、减税和税制改革，缩减社会福利支出，推行民营化，减少政府管制，以及推动欧洲一体化等措施促进市场竞争。

　　（1）强化货币政策独立性，坚持以稳定币值为首要目标。在货币政策方面，德意志联邦银行（中央银行）始终独立制定货币政策，坚持以稳定货币价值为首要目标。这是联邦德国在滞胀期间通胀率相对较低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整个滞胀时期，联邦德国的通胀率基本上没有超过8%。经济学家乌波尔在《德意志联邦银行的独立性：一个成功的故事》一文中指出，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以及对价格稳定目标的坚守。

　　关于央行独立性问题早在1957年德意志联邦银行设立之初就被写入《联邦银行法》。联邦银行在履行其任务时具有法律独立性，不受国家、议会或任何其他机构的指示和约束。联邦银行的首要任务是稳定货币价值，且仅在不影响其首要任务的前提下，才有支持联邦政府经济政策的义务。德意志联邦银行实际拥有的独立性为各国之最，其主要原因在于德国人善于吸取历史上恶性通胀的惨痛教训。

　　德意志联邦银行的独立性主要分为四个层次：一是机构独立性，全面禁止国家或超国家机构，如政府、议会等向联邦银行发布指令；二是功能独立性，包括目标独立性和工具独立性，其中目标独立性意味着德意志联邦银行能够自主决定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工具独立性指德意志联邦银行能够自主决定实现其货币政策目标的工具；三是财务独立性，德意志联邦银行能够自由和独立地处置其财务资源，且不受任何方式和借口左右，也不受迫为政府赤字融资。四是人员独立性，德意志联邦银行可以自行决定人员任命、任命程序、任免条件以及任期等。

　　中央银行独立性与通货膨胀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早已被大量的学术研究证实。赫尔格·贝格（Helge Berger）等人对2000年之前的35个实证研究结果进行了总结分析，结果显示，1955—1988年16个发达国家的通胀率和央行独立性之间存在着十分显著的负相关性。（* Berger H，De Haan J，Eijffinger S C W.Central Bank Independence：An Update of Theory and Evidence\[J\].Journal of Economic Surveys，2001，15（1）：3-40.）

　　20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德意志联邦银行重新获得了控制货币供给量的自主权。从1975年开始，德意志联邦银行采取每年公布货币供给量目标的办法来落实价格稳定这一货币政策首要目标。1979—1981年，德意志联邦银行借助减少再贴现额度、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提高基准利率等紧缩政策来应对通胀压力，成功地使通胀率从1982年的5.3%逐渐下降至1985年的2.2%。通胀压力缓解和通胀下行趋势显现之后，德意志联邦银行于1983年开始转为实施中性的货币政策，以维持价格稳定。1986年以后，经济强劲复苏和资本大量流入导致联邦德国通胀风险若隐若现。为提前预防通胀，德意志联邦银行从1988年开始重新收紧货币政策，基准利率于1989年被调高至1982年以后的最高水平。在这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努力下，整个80年代，联邦德国较好地控制了通胀水平，尽管1989年一度上升到2.8%，但仍然远低于其他发达国家4.3%的平均水平。

　　（2）调整财政支出结构，重新实现财政平衡。联邦德国整顿财政的着眼点不是提高税率，而是致力于借助严格的节约开支来降低政府支出占经济总量的比例，使公共财政支出扩张不高于名义GDP增加，从而降低公共负债，保障联邦德国的长期竞争力。社会福利是导致政府支出与公共债务上升的主要因素，因此，财政整顿的主要任务是改革社会保障体系与削减公共服务支出。

　　科尔政府首先整顿的是失业保险赤字：一方面提高雇员的缴费水平；另一方面削减公共部门失业金的支出。1983年的新立法将劳工局为失业人员缴纳的社保和养老金降至此前的70%。与此同时，失业金开始与缴费期限挂钩，领取失业金的期限被缩短，领取额度也从原工资的100%降到68%。在养老保险方面，科尔政府引入了个人医疗保险缴费，使公共养老金支出稳步下降。此外，科尔政府还缩减了其他社会福利领域的支出，特别是在教育、促进就业、社会援助等方面。1982—1990年，社会福利支出比率从33%下降到29%。

　　1981—1985年，德国联邦政府将财政赤字从近380亿马克降至230亿马克，财政支出从1982年占GDP的47.5%下降到1989年的43.1%。财政收支状况得到较大改善，从1982年占GDP比重的-3.4%（财政赤字）转变为1989年占GDP比重的0.1%（财政盈余）。

　　（3）通过民营化让国家退出经济活动，恢复市场自由竞争。与英国等其他发达国家主要出于财政预算考虑进行的民营化不同，联邦德国的民营化改革更多是出于对市场经济的坚定信念，并且明确了民营企业活动相对于国有企业活动、私有财产相对于国有财产的优先权，从而极大地改善了联邦德国的市场竞争环境，激励了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同时还减轻了国家的财政负担。80年代，德国联邦政府几乎剥离了所有大型企业的国有股权。到1990年初，国家直接参股的500强企业从约90家减少到9家，间接持股的企业则从959家减少至337家。联邦德国的民营化做法不同于英国，它仅仅是减少国家在企业中的股份，而不是改变企业的法律地位，因为这些企业本来就是以私法形式构成的。（* 沈华.联邦德国的私有化运动\[J\].西欧研究，1988（05）：30-34.）

　　（4）降低个税和企业税，释放私人部门的经济活力。德国联邦政府税改的核心是简化税收程序和降低企业税率，促进经济主体集中精力参与市场竞争。税收改革措施包括：引入线性累进税，减轻中产阶层负担；提升基本免税额；将最低与最高税率分别降低3%；将企业所得税税率从58%降至50%。

　　在营商环境得到改善、经济开始复苏的基础上，为进一步提高企业竞争力，德国联邦政府通过“三步走”的减税法规，分别于1986年、1988年和1990年实施了税收改革。1986年，联邦德国改革了工资税与所得税，减税规模约为100亿马克，缩短了经营设施建筑物的计提周期，减税规模约为40亿马克。1988年第二次和1990年第三次减税的规模分别为142亿和390亿马克。1986—1990年，减税政策使纳税人每年的税收负担减少约670亿马克，相当于GDP的2.5%。

　　（5）人口结构变化、外需逐步复苏以及技术创新投资也促进了联邦德国在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复兴。首先，联邦德国战后婴儿潮出生的人口于80年代开始涌入劳动力市场，在这一时期，联邦德国的老龄化趋势有所放缓；其次，80年代中后期，世界经济复苏也为作为出口和制造业大国的联邦德国提供了经济增长动力；最后，联邦德国在六七十年代虽然经济出现滞胀，但由于政府对技术创新投资的力度一直很大，因而在80年代内外需恢复、市场活力重新释放后，能够迅速重拾经济增长。

　　4.日本：推动政策转型，优化产业结构

　　日本在第一次石油危机时，由于央行加息过晚，使得通胀率上涨23.3%，通胀预期在10%以上高位徘徊；经济增长速度也受到很大影响，一度跌至-0.2%，最终形成滞胀。第二次石油危机时，日本政府和央行吸取了上一次的教训，及时采取紧缩政策进行“危机管理”，加息行动明显提速，虽然物价仍然上涨了7.8%，但由于货币政策紧缩及时，所以避免了输入性通胀和国内通胀预期叠加导致的物价更快上涨。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开始弱化产业政策，强化竞争政策，调整产业结构，倒逼产业升级，并大力推进“技术立国”战略。日本为克服滞胀采取的主要政策措施和改革举措如下：

　　（1）货币政策及时紧缩，财政政策依赖国债。1973—1974年，为应对通胀的快速上升，日本央行采取了严格的货币紧缩政策，连续5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及官方贴现率。与此同时，由于企业经营状况恶化，导致法人税、所得税收入减少，日本政府不得不从1975年开始大量发行赤字国债。与高速增长时期基本保持财政收支平衡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滞胀时期日本财政对国债的依赖程度迅速提高，国债依存度在1979年达到了34.7%。

　　由于日本在70年代滞胀时期，尤其是第二次石油危机时，经济表现略好于其他发达国家，从高速增长转变为“适度增长”。因此从1980年开始，日本央行在日元不断升值的背景下不断放松银根，将贴现率从1980年的9%降至1989年的历史最低值2.5%。利率大幅走低推动了资产市场的短期繁荣。

　　日经指数从1982年10月1日的阶段性最低点6 850点上涨到1989年12月29日的历史最高点38 916点，涨幅达468% （* 资料来源：路透资讯。）；1984—1988年，东京都宅基地的资产额由149万亿日元升至529万亿日元，增加2.6倍（*（日）野口悠纪雄著；曾寅初译；金洪云丛书主编；川岛真副主编；金洪云译校.泡沫经济学\[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东京地价上涨传导至大阪，再传导至名古屋；1986—1991年，日本六大城市地价上涨了2.07 倍，复合年均增长率（CAGR）为25.2%。（* 数据来自招商证券研发中心：“日本房地产泡沫经验及借鉴”。）直到1989年3月，由于担心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日本央行才开始连续5次提高贴现率，将贴现率从最低时的2.5%提高到6%（见表5），加之1990 年3月，负责金融监管的大藏省（现更名为财务省）推出了不动产贷款总量控制政策，即规定银行对不动产贷款时，增长率不得超过其贷款总量增长率。不动产贷款总量限制政策导致银行贷款同比缩减85%，由9.5万亿日元降至1.4万亿日元（* 数据来源：日本统计局。）；与此同时，日本政府还酝酿出台新的房产税并于1992年开始实施，于是，日本股市和房地产价格双双出现快速下跌，“平成泡沫”随之破裂。

　　（2）弱化产业政策，强化竞争政策，推进国有企业民营化。产业政策曾经在日本经济政策体系中居于首要地位。日本在不同时期制定过不同的产业政策。二战结束时通过“倾斜生产方式”培育煤炭产业和钢铁业，以及后来通过培育重化工业实现高速增长，产业政策的确发挥过重要作用。但是在应对石油危机和滞胀困局的过程中，日本开始通过产业政策转型来推动产业结构调整。

　　日本产业政策的转型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产业政策自身的转型；二是产业政策向竞争政策转型。

　　首先，在产业政策自身转型方面，主要体现在：从刚性产业政策转向柔性产业政策；从纵向产业政策转向横向产业政策；从显性产业政策转向隐性产业政策；从选择性产业政策转向功能性产业政策；从倾斜性产业政策转向竞争性产业政策。

　　其次，在产业政策向竞争政策转型方面，石油危机爆发后，日本国内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通货膨胀，价格飞速上涨，许多供应商急于组建非法卡特尔以便规避风险和从中谋利。负责竞争政策（反垄断）的“日本公平贸易委员会”很快就发现了这一现象，并立即发出指令及时叫停。1974年，日本公平贸易委员会对参与石油产品价格卡特尔的11家石油批发商及其管理人员提出了刑事指控。随后又通过修订《反垄断法》来强化竞争政策，采取措施加强《反垄断法》的结构性规定，如加强对企业合并的监管力度，并对《反垄断法》豁免的领域进行了重新审查。 （* 日本经济部参事官山田卓：《日本竞争法的概要》讲演PPT。）

　　在日美贸易摩擦不断加剧的大背景下，为了维护日美经济关系的正常发展，日本政府基本接受了美方提出的限制性要求，并以此来推动国内产业政策的转型和竞争政策的强化。1979年4月，关贸总协定东京回合协议达成，日本政府再次确认了维持自由贸易体系的坚定决心，并承诺继续努力减少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日本上下不仅形成了继续坚持扩大开放的官民共识，而且也达成了大力推进竞争政策的社会共识。

　　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中曾根康弘上台以后，大力推进国有企业民营化改革。日本历史上曾经拥有大量的垄断性国有企业或者公营事业单位，往往因经营效率低下而产生巨大亏损，并形成了巨大的国家财政负担。中曾根康弘出任首相后，开始对这些过去曾被认为是公共领域的“公社”（即公有企业）进行民营化改革，重点推进“三公社”民营化，即电信电话公社、国有铁路公社以及烟草专卖公社。

　　中曾根政府首先于80年代初启动了日本电信电话公社的股份制改革和上市进程，并于1984年12月通过《电信电话股份公司法》《电信通信事业法》《相关法律整备法》三部法案。随后，日本政府又重点对日本国有铁路公社进行了彻底分拆和民营化改革，1983年6月，日本政府成立了“国铁再建监理委员会”，讨论国有铁路民营化的具体问题，经过反复的讨论和审议，1986 年11 月，日本国会通过包括《日本国有铁路改革法》在内的《国有铁路改革关联法》。（* 谭秋霞.日本国企改革的法律分析及对我国国企混改的启示\[J\].法学论坛，2016，31（01）：144-150.）一方面，民营化使企业经营状况得到明显改善，经营效率得到明显提高，公司为适应市场竞争环境开始启动投放广告等市场行为，国铁改革实施以后，在服务质量大幅提高的同时，很快实现了扭亏为盈；另一方面，立法过程中的反复商议与民主监督，在推动社会形成改革共识的同时，也确保了日本民营化的公开公正，避免了国有资产在转让过程中的暗箱操作、防止了国有财产流失。

　　与此同时，日本政府还推动了金融自由化改革。1985年《广场协议》签署后，日本为扩大内需实行了宽松的货币政策，与此同时，日本政府还推出了一系列金融自由化改革措施，包括放弃“长短分离”“内外分离” （* 长短分离指日本政府于1953年规定的商业银行从事短期金融业务，信托银行以信托的形式从事长期金融业务；内外分离指日本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为保证国内资金的充分运用，防止资本外流，避免海外金融市场的干扰，对国内金融市场和海外金融市场实行市场分割制度，对国内外之间的金融交易实行限制和管理。）等传统做法。在金融自由化与宽松货币政策双重刺激的背景下，上述公有企业改制上市带动了股票价格的快速上涨，进而带动了房地产等资产价格的快速上涨。这一方面使日本经济很快走出了滞胀困境，并迎来了80年代后半期的经济繁荣；另一方面也促成了巨大的“平成泡沫” （* “平成”为日本年号，从1989年到2019年），为90年代末的金融危机埋下了隐患。

　　（3）调整产业结构，从“重厚长大”转向“轻薄短小”。20世纪70年代，在石油危机和日美贸易战的双重压力下，日本政府开始通过产业政策转型，利用美国压力，倒逼本国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70年代初，由于日本对美贸易持续多年呈现顺差，尤其是日本物美价廉的纤维产品大量出口到美国，使得美国的相关企业纷纷破产，大量工人下岗失业，于是，美国政府官员在选民的压力下，要求日本政府自主限制对美国的纤维产品出口，日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面对美国压力，日本通产省官员想的只是“如何保护日本的民族产业”，而日本的政治家想的则是如何把冲绳岛“拿回来”。 （* 众所周知，冲绳岛原为清朝册封的“琉球王国”，近代被日本窃取。二战时的冲绳岛战役中，美国以死亡7.5万美军为代价终于占领了冲绳岛。70年代初，日本首相佐藤荣作积极争取“冲绳返还”，亲自率团访美进行谈判，以日本“自主限制”对美国的纤维产品出口为交换条件，换取了冲绳岛的“回归”，故在日本有“用线（纤维产品）换绳子（冲绳岛）”之说。）通过反复谈判，日本政府决定“自主限制”对美国的纤维产品出口，因而导致纤维产业在日本彻底消亡，却换来了冲绳岛的“回归”，故在日本有“用线（纤维产品）换绳子（冲绳岛）”之说。（* 贺平.日美贸易摩擦中的外压与政策协调\[J\].日本学刊，2011（03）：69-83.）不仅如此，日本政府还借助美国的外压，倒逼国内经济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从“重厚长大”（高耗能的重化工产业和原始的纤维产业）的产业结构，升级为“轻薄短小”（电子信息产业等高科技产业），亦称“从吨的经济到克的经济转变”。 （* 维基百科：“重、厚、长、大 ”是一个经济术语，指的是重化工等行业，以及这些行业的特点。这个词来自这些行业处理重、厚、长、大的产品的事实。这些行业包括钢铁、水泥、有色金属、造船、化工和相关设备，但不包括信息技术（IT）行业。相反的术语（Keihakutansho）意思是 “轻、薄、短、小”。）

　　在这一时期内，日本的重耗能产业受到了有效抑制，新兴产业得到迅速发展。钢铁生产指数从1973年的100下降到1983年的大约92；而机械与装备制造业指数则从1973年的100上升到1983年的166。与此同时，第三产业也得到了快速发展，商业和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从1973年的51.9%上升到1982年的58.3%。

　　（4）推动社保体系改革，注重公平与财政平衡。日本在滞胀期间开展了以压缩福利支出为目标的社会福利制度及相关行政体制改革，不断调整国家、企业和个人在社会保障事务上的权利义务分配，减少财政负担。首先，废除了老年人免费医疗制度，恢复了老年人医疗费的部分自费负担。其次，实行福利服务的分权化与社会化改革，由国家包办型转向国家、民间互补型。日本社会保障制度更加重视企业、社区、家庭、个人的作用，降低了各种福利设施的国库负担率，将一些原本由中央政府机构管理的社会福利事务下移至地方自治体（地方政府），地方自治体的福利事务则可委托社会性福利机构办理。同时，对从事社会服务的人员实施资格认证制度，以监督和规范福利服务行为。最后，1974年日本国会颁布了《雇佣保险法》以替代原来的《失业保险法》，并以此来防止失业、促进就业。在保留“失业救济金”的同时，把建立职业培训机构、加强职业培训指导、开发人力资源作为防止失业和促进再就业的重要举措。

　　（5）确立“技术立国”基本国策，鼓励技术创新研发投入。1980年以前，日本通过模仿、引进战略，为技术和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很多实际好处：首先，通过重点引进电力、钢铁、机械、石油化工等方面的技术，有力地促进了日本重化工的发展；其次，通过引进美国、西欧的耐用消费品工业技术，加快了经济增长，改善了人民生活；最后，利用美苏冷战形势，大量引进和模仿美国为军事需要开发的各种高新技术和军转民技术。

　　然而，随着日本与欧美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日益缩小，经济摩擦不断激化，引进新技术的困难日渐增大，进而促进了日本的国内研发，“技术立国”战略作为日本国策应运而生。

　　1980年3月，日本“产业结构审议会”向通产省提交了《八十年代通商产业政策》咨询报告，其中“技术立国”作为基本国策被正式提出。“技术立国”的政策目标是将日本从模仿与追随的“文明开化时代”走向独创与先导的“文明开拓时代”。

　　在技术立国国策的指引下，日本的技术开发费用占GDP的比重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1.7%提高到80年代末的3%。同时，日本还提出要有重点地扶植一系列新技术的开发，并形成适于技术创新的研发体制和大力培养富有创新精神的优秀人才。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随着技术立国方针的确立，官产学合作获得进一步强调与重视。研发投资逐渐以民间企业为主力。根据1983年度《科学技术白皮书》，在研发投资中，民企投资占到了76.3%，而政府投资仅占23.6%。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为适应人口老龄化加剧、产业空洞化、赶超战略效力减退以及改善国家形象的需要，日本进一步将“技术立国”战略转变为“科技创新立国”战略。1995年11月，日本国会一致通过了《科学技术基本法》，并在该法的提案理由说明书等文件中，明确将“科技创新立国”作为新的基本国策。（* 周程.从“技术立国”到“科学技术创新立国”——日本科技发展战略的转变及其启示\[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1（z1）：85-90.）

　　5.小结：各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共同特点

　　从各国应对“滞胀”的成功经验中，似乎可以总结出一些共性特点：紧货币，减财税，改社保，松管制，民营化，促创新，以及法治化。

　　首先，紧货币为的是抑制通货膨胀，并确保价格信号的相对稳定，从而为各项改革措施的推进提供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为企业经营者提供稳定的市场预期。

　　其次，减财税和改社保都是为了减少政府对市场主体的过度干预，减轻政府和企业的沉重负担，保障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其中，改社保不仅仅是量的相对减少，更重要的是结构优化和提质增效。

　　再次，松管制、民营化和促创新都是为了激发民间部门的活力，增强企业竞争力，提高潜在增长率和全要素生产率。

　　最后，法治化为的是保障改革措施的顺利推进，并确保宏观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给市场参与者以稳定的预期，以促进长期主义的形成。

五、西方滞胀时期苏联的形势错判与战略失误

　　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作为导火索引发了西方发达国家的长期“滞胀”。尤其是作为西方阵营首领的美国，在经济陷入“滞胀”泥潭的同时，又接连遭遇越战失败、“反战运动”和“水门事件”等多重打击。面对此种局面，苏联政府无视自身存在的“隐性滞胀”，错判西方“滞胀”的形成的真正原因（参见《20世纪70年代发达国家滞胀的回顾与启示》），不仅加紧宣传计划经济制度的优越性和西方发达国家的黯淡前景，并且转而采取强势外交和扩张战略，结果错失了改革良机，导致了经济崩溃。

　　（一）被长期忽视的苏联“隐性滞胀”

　　长期以来，学术界有关“滞胀”问题的关注，大都集中在西方发达国家，而对同时期苏联存在的“隐性滞胀”及其影响一直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事实上，计划经济本身就是一种常态化的“滞胀”。只不过，经济停滞往往被虚假的统计数据所掩盖，而通货膨胀又总是被价格的行政控制给隐形化，然而苏联领导人在很长时间内都没有能够自觉认识到这一点。

　　1.苏联的经济停滞被统计数据所粉饰

　　目前国际社会所广泛使用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或国民生产总值（GNP）指标，都属于国民账户体系的产物（SNA）。但在苏联时期，使用的却是计划经济国家使用的物质生产体系（MPS）。学术界早就指出，MPS统计体系存在两大问题：一方面，根据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学说，认定服务业等非物质生产部门不创造价值，因此MPS统计指标体系只注重物质生产部门，不统计非物质生产部门，导致苏联的服务业等非物质生产部门长期停滞不前。另一方面，由于MPS统计体系计算的是中间产品价值而非最终产品价值，这使得重复计算现象十分严重，与只计算最终产品价值的SNA体系相比，物质生产部门的总规模和增长率都被严重高估。因此，官方口径的经济增长速度看起来似乎相对较快，20世纪80年代以前，用国民收入或社会总产值口径计算的苏联经济增长速度长期维持在5%~10%的水平，远超同期采用GDP或GNP核算的西方发达国家。

　　鉴于苏联官方的统计数据水分过大，为了准确把握苏联经济增长的真实情况，美国中央情报局（CIA）于70年代对外公布了其对苏联经济的推算数据，并在之后多次进行过反复推算。CIA的原始数据主要来自苏联的官方资料，并将苏联的原始数据换算成SNA体系，以便推算出苏联经济增长的真实情况。此后，国际社会在分析苏联经济增长状况时大多以CIA的推算数据作为主要依据。

　　随着西方资料不断流入以及社会环境逐渐宽松，苏联本土学者对于苏联经济增长的独立估算在80年代也开始活跃起来，其中以汉宁最为著名。汉宁认为，苏联官方统计资料极不可靠，早年价格基准混乱，因此独自重新估算了苏联的经济增长。

　　将上述三种数据进行比较之后不难看出，苏联官方公布的经济增长率数据与美国CIA的推算数据以及苏联学者的独立估算数据都相距甚远。例如，美国CIA推算的苏联GNP不仅绝对值比苏联80年代末公布的官方统计数据要低10%左右，增长率更是不到苏联官方版本的一半。如果与1951年后的社会总产值或国民收入作比较，美国CIA推算的苏联GNP年均增速仅为苏联官方统计数据的60%。1928-1987年，苏联官方公布的国民收入增长了89.5倍，而美国CIA的推算数据为10.2倍，苏联学者的独立估算只有6.9倍。

　　进而不难看出，无论是苏联政府的官方统计数据，还是美国CIA的推算数据，或者是苏联学者的独立估算数据，在长期趋势上都是相当一致的，就是苏联的经济增长速度在不断放缓。首先，即使是根据苏联官方的统计数据，苏联经济增长放缓趋势也显而易见：平均增长速度从50年代的10%以上，下降到70年代前半期的5.7%，后半期的4.3%，分别下降了4.4%和1.4%。其次，如果根据美国CIA发布的推算数据，苏联经济的平均增长速度也是从50年代的5.6%，下降到70年代上半期的3.0%，下半期的2.3%，分别下降了1.6%和0.7%。最后，根据苏联学者的独立估算，苏联经济的平均增长速度更是从50年代的7.2%，下降到70年代前半期的3.2%，下半期的1.0%，分别下降了4%和2.2%。

　　2.苏联的通货膨胀被行政管制所压低

　　无论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当总供给少于有货币支付能力的总需求时，就会发生通货膨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价格是放开的，因此，通货膨胀会显性地表现为物价上涨；但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价格被行政管制，因此，通货膨胀就会被隐性化，从而以商品短缺的形态表现出来。经济学理论早已证明，由价格管制所导致的抑制性通货膨胀（隐性通胀）比公开性通货膨胀（显性通胀）更为有害，这主要是因为：（1）价格管制不仅不能解决通货膨胀问题，反而会进一步加剧市场供求的扭曲，激化经济的深层次矛盾，使商品短缺成为常态；（2）隐性通货膨胀扭曲了通货膨胀表现的一般形式，失真的价格会导致决策出现失误，资源出现错配。

　　由于苏联长期实行指令性计划经济和固定价格制度，官方公布的消费价格指数往往被人为压低，通货膨胀基本上处于隐性状态。从战后至80年代以前的情况看，即使根据西方学者重新调整和计算过的数字，苏联的消费价格指数也要比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低很多，这主要是因为苏联政府通过行政手段抑制社会总需求，用定额配给和财政补贴等办法维持价格的稳定，使通货膨胀不以明显的物价上涨形式表现出来。但是，70年代中期，苏联消费品的供给量与人民群众的需求量出现严重失调，大约相差20%左右，商品短缺、排队购物成为苏联的一大特色。苏联政府一直没有公开承认通货膨胀问题，只承认消费品供求失衡，消费品短缺，直到1987年戈尔巴乔夫总统在苏共中央六月全会上才被迫承认：“最近几年居民的现金收入和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同物质补偿之间形成了巨大的脱节现象。事实上，从1971至1985年，苏联的货币流通量增长了2.1倍，而消费品生产只增加了1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政府实行“休克疗法”，将价格全面放开，形成市场化的价格调节机制，于是1992年俄罗斯的通货膨胀率达到了惊人的2608.8%，此后五年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平。这其中固然有俄罗斯政府经济改革过于激进的因素，但苏联时期被长期压抑的“隐性通胀”显性化，才是导致这一现象的更深层原因。

　　有学者认为，苏联经济自80年代以后进入了一个停滞、通胀和短缺纠缠在一起的“滞胀阶段”。如前所述，事实上至少从70年代开始，苏联经济就已经进入了“滞胀”状态。只是由于油价上涨带来的“石油红利”和统计数据的严重失真，苏联的“滞胀”被隐形化了，因而被各方所忽视。

　　3.苏联的“滞胀”被主客观因素隐形化

　　首先，苏联“滞胀”的深层次原因是全要素生产率下降。

　　全要素生产率（TFP）是经济增长理论的重要概念之一，重点分析全部生产要素（包括资本、劳动、土地，但土地通常被忽略不计）的投入量都不变时，生产量仍能增加的部分。TFP与经济增长高度相关，从世界平均水平来看，当TFP增速加快时，经济增速往往也会加快；当TFP增速回落时，经济增速往往也会减缓。TFP成为决定一国经济是否具有未来增长性的标志性指标。当生产率出现停滞甚至下降，工资水平却未随之改变时，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出现。西方发达国家的TFP理论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经成型，但是始终未能引起苏联领导人的重视。受制于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学说”，苏联政府只关注“劳动生产率”，因而资本和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和作用长期被有意忽视。由于苏联官方一直没有关注TFP的计量和分析工作，使得现存资料中关于苏联TFP的讨论大多来自西方学者。

　　如上表所示，不同学者的估算值虽然存在一定的差异，但趋势却相当一致：就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苏联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已经基本停滞，甚至出现了下滑。虽然苏联可以通过种种方式来掩盖苏联经济陷入“滞胀”的事实，但是TFP的停滞和下滑却表明，苏联过去的高速增长主要是依靠大量增加要素投入获得的，随着资源浪费和日渐紧缺，这种高速增长很难维持下去。除西方的估测外，苏联科学院院士阿甘别疆利用苏联官方的统计数据也对生产率变化趋势进行了估计，结果发现：在1961-1984年期间，苏联的TFP除了柯西金改革时期稍有提高以外，一直都呈下降趋势。

　　在80年代开始的新一轮世界科技革命大背景下，这种停滞乃至下滑对于苏联的影响是灾难性的。因此，后来的苏共下台和苏联解体，不仅有油价暴跌等外生因素，更是长期积累的内在体制性矛盾的必然爆发。

　　其次，苏联的“滞胀”被“石油红利”暂时掩盖下来。

　　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爆发以后，国际石油价格上涨了19倍，原料价格上涨了7-9倍。从1969年起的十年期间，苏联的石油开采量增加了9倍。其中，仅苏联秋明油田的产量，就从1974年的1.16亿吨增长到1980年的3.12亿吨，占全苏石油产量的50%以上。作为主要石油输出国之一，苏联借机大量出口石油。据统计，1974-1984年，苏联仅从出售石油与石油产品所获得的收入，就高达大约2700-3200亿美元。“石油红利”为帮助苏联经济渡过难关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又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经济停滞和生产率下滑的严重性，暂时拖延了矛盾的暴露。

　　苏共中央智囊格奥尔吉·阿尔巴托夫事后指出：当时苏联应该把这种赚取石油外汇视为一个喘息的时机，并充分有效地利用这个时机推动体制改革，使国民经济走上正轨；但苏联政府并没有这样做，这“主要是由于石油财富突然从天上落到了我们手里，于是我们就冻结了把经济改革推向前的尝试，取消了研究科技革命的中央全会。”他接着又指出：“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不论是我还是我的许多同事都不止一次地想到，西西伯利亚的石油挽救了我国经济。而后来才开始意识到，这个财富又严重破坏了我国经济，它使我们不可饶恕地丢失了很多时间，长久地推迟了已经成熟甚至过分成熟的改革。”他还说：“那时我们把载能体无限度地增长，从这里找到了摆脱一切灾难的灵丹妙药。那时没有一个人（包括我自己）懂得‘不是挣来的财富最容易使人腐败’这句古老的谚语，不但适合于个人，而且也适用于国家。”

　　由此可见，如果不是石油危机导致石油价格飞涨带来的“石油红利”，苏联经济的“隐性滞胀”是难以一直掩盖下去的，很有可能会出现经济衰退或经济危机。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苏联解体问题研究权威斯蒂芬•科特金（Stephen Kotkin）甚至认为：“如果没有西伯利亚的石油，苏联很可能提前20年坍塌解体。”

　　再次，官僚主义使得苏联政府对“隐性滞胀”危害视而不见。

　　由于苏联在经济上长期实行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不仅在经济上出现了“隐性滞胀”，而且在政治上形成了严重的官僚主义，从而导致苏联领导人对国内外形势出现了严重误判，致使苏联没有能够抓住西方发达国家“滞胀”的时机，及时推进本国的体制改革，彻底解决上述体制问题，结果导致经济崩溃。

　　（二）苏联“隐性滞胀”的直接后果：错判内外形势，战略决策失误

　　苏联领导人在无视本国的“隐性滞胀”、高估自己国家实力的同时，对西方发达国家的“滞胀”成因也出现了严重误判，并据此做出错误决策。

　　1.误判西方“滞胀”成因，叫停国内体制改革

　　20世纪70年代，当西方发达国家普遍陷入“滞胀”泥潭时，在苏联，无论是学术界还是高层领导，都没能认识到西方“滞胀”实际上正是政府过度干预所致，反而以为这是资本主义已到达穷途末路的“资本主义总危机”，认为它恰好证明了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成功。

　　首先，苏联学者认为，“滞胀”取代了萧条，成为资本主义危机新的表现形式。在危机周期发生的过程中，经济停滞越来越表现为一种长期的趋势，而且破坏性也逐渐扩大。资本主义的阶级结构促成了系统而又反复的危机，这是加强或放松管制都不能解决的，唯有过渡到不同的阶级结构才能够持久地解决经济危机。

　　其次，时任苏联最高领导人的勃列日涅夫在1976年召开的苏共二十五大上十分自信地指出，“资本主义世界这次危机的尖锐程度和深度只有30年代初期的危机可以与之相比，它同时遍及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各主要中心。这次严重的危机震撼了战后形成的高度发达的国家垄断经济，资本主义已经无法消除其固有的矛盾”，并且乐观地认为，“最近几年的事态比过去更有力地证明，资本主义是没有前途的社会。”

　　苏联领导人和学术界对西方“滞胀”成因的严重误判，促使苏联计划经济体制被进一步强化。在赫鲁晓夫时期和勃列日涅夫执政初期，苏联对于计划经济体制进行过积极的探索和有限的改革，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然而，自1971年的苏共二十四大以后，苏联的所有官方文件都开始用“完善”替代了“改革”一词。勃列日涅夫还在1977年召开的苏共中央“五月全会”上强调：“经济上的集中制是必要的，也是合理的。”1979年，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院长麦德维杰夫在“一五计划”五十周年纪念会上提出，要揭露借改善计划制度之名，而引向“市场社会主义”方向去的“伪善建议”，要积极地抵制这种“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谰言”。西方“滞胀”时期苏联领导人对改革的态度反而消极起来，认为苏联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不需要改革，甚至最终取消了改革。在对计划经济制度盲目自信的支撑下，苏联的外交政策也从70年代开始发生重大改变，转而实施进攻性战略和强势外交。

　　2.改革良机误作扩张机遇，军费开支规模不降反升

　　本来，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弊端已经逐渐暴露，苏联经济也已经步入了“隐性滞胀”，但是作为重要的石油出口国，苏联凭借着“石油红利”所带来的“优势幻觉”，开始四面出击，形成了一边是美国在收缩战线，而另一边是苏联反而在雄心勃勃地推进全球争霸战略和军备竞赛，两大阵营的对抗态势出现了“苏攻美守”、“东升西降”的战略性逆转。

　　苏联高层领导认为，凭借着“石油红利”，苏联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在经济、国防和全球争霸方面取得显著“成就”。误判国内外形势的苏联领导层开始转而采取“进攻性”全球争霸战略，向发展中国家积极推送苏联计划经济模式，加大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援助、扩张、渗透和争夺。在中东，苏联积极介入阿以冲突，全力支持阿拉伯国家反对以色列、排挤美国；在亚洲，苏联借重印度，扶植越南，甚至直接入侵阿富汗；在非洲，积极介入安格拉内战，扶植亲苏政权；在拉丁美洲，进一步发展与古巴的特殊关系，将古巴牢牢捆绑在苏联的战车上；加之美国因经济“滞胀”困局导致全球战略转入收缩性调整期，从而使苏联误以为已经取得了对美“优势地位”。时任苏联海军司令戈尔什科夫甚至夸口说道，“在世界海洋地图上难以找到苏联舰只航行不到的地区”。

　　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正是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对第三世界扩张的顶点，也成为了苏联的“滑铁卢”。从此之后，苏联深陷阿富汗战争泥潭久久不能自拔。在不断失血、体力不支的状态下，苏联对第三世界的扩张势头才逐渐开始趋缓。这一时期苏联对第三世界的大肆扩张既“害人”又“害己”，造成了恶劣的负面影响和严重的政治经济后果。

　　此外，为支援第三世界国家，苏联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仅古巴消耗的石油，几乎全部以比石油输出国组织平均价格低40%的价格从苏联进口；而1978—1979年苏联每年为越南的花费近300万美元。阿富汗战争长达十年，苏联耗资200多亿美元，死伤官兵5万多人。在此基础上，苏联对于阿拉伯、非洲等国家的支持，也使得苏联的财政负担日益沉重，渐渐力不从心。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的军费开支一直以极快的速度增长。1970-1975年苏联军费增长了近1倍，远远超过同时期苏联国民收入和社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军费开支在苏联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越来越高，1979年的军费开支已占当年财政支出的30%以上，占国民收入的20%以上，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2.2%，几乎等于当年对国民经济投资的总和。由于苏联军费支出快速增长，使其军费支出总额很快就超过了美国。

　　20世纪60年代，美国曾经是世界上军费开支最大的国家，累计军费开支相当于苏联的两倍。然而进入70年代以后，从1972年开始苏联一跃成为世界上军费开支最大的国家，其在70年代的累计军费开支超过美国20％～30％，1979年甚至超过美国的50％。而苏联当时的国民生产总值比美国及其盟国少2／3到3／4。在这种情况下，苏联与美国的军备竞赛，只能加速苏联经济的破产。军备竞赛不仅耗费了大量的财政资金，还耗费了大量的人员物资。1980年苏联机器制造和金属加工业有将近50％的产品用于军事目的，每年用于扩军备战的油料消耗，相当于二次大战时苏联4年耗油量的两倍左右；到80年代初期, 在苏联大约有500万至800万人在军工企业中工作, 而美国只有220万人左右。

　　3.体制改革全面停滞，科技革命错失良机

　　表面上的“虚假繁荣”使得苏联领导人对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和弱点视而不见，因而错失体制改革的天赐良机，使得苏联没能抓住西方“滞胀”的时机，实现本国的科技创新和劳动生产率提高，以至于到80年代国际油价暴跌时引发了苏联内部的经济灾难，并为日后的苏共下台和苏联解体埋下了祸根。有学者指出“这笔（石油）收入在以总产值指标衡量经济发展的条件下，也掩盖了苏联70年代中后期的停滞与衰退，它像雨后天空的彩虹一样，给苏联以虚幻的繁荣。待短暂的彩虹逝去，依然是飘散着片片乌云的天空。”

　　虽然苏联的研发支出占GDP的比重在很长时间都高于美国，但其扭曲的研发结构和体制约束使得研发投入并未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未能使分母GDP快速做大。出于美苏争霸的需要，军事工业一直是苏联经济的重中之重，在这一时期仍然拼命发展钢铁、机械、金属等传统重工业部门，而对于微电子、新材料、生物工程技术等现代高科技反应不敏感。巅峰时期，苏联接近85%的研发用于军事用途，而美国只有50%左右，并且大多实现了军转民。这种结构性扭曲和体制性弊端，不仅使苏联与美国在科技上的差距越拉越远，而且也使得经济总量上的差距越来越大。

　　据统计，勃列日涅夫在位的70年代，列宁格勒的30个科学研究所，55%的科研人员没有任何创造性贡献，工程师只发挥了他们潜能的20%。尽管在1954年，苏联的控制论奠基人之一阿列克谢·利亚普诺夫就早于美国人两年提出了人工智能的概念，并且在70年代前取得了不亚于西方世界的理论成果，但由于扭曲的研发结构和体制束缚，苏联的人工智能研究却呈现出后劲不足的状况，渐渐落后于西方国家主流学界的发展水平。20 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学者通过专家系统等早期成果使人工智能技术开始走向实践应用，而苏联的人工智能技术却开始陷入困境，逐渐与国际主流研究界在人工智能领域出现明显差距，而且这种差距在随后20年里被进一步拉大。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科技水平要差15-20年，苏联一直加以重点发展的计算机技术几乎比美国落后两代。苏联新兴科技部门发展逐渐失速的现象，在计算机、互联网等多个领域都有明显表现，其重要因素之一便是军事研发挤占了基础科学研究的“生存空间”。

　　（三）苏联“隐性滞胀”的间接后果：外交战略严重失误，对外关系全面紧张

　　苏联最高领导层对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出现严重误判，并据此做出错误的战略决策，开始在全世界四面出击，压制东欧国家内部改革意愿，陈兵百万于中苏、中蒙边境，对美国展开进攻性强势外交和全面军备竞赛，从而导致苏联的对外关系全面紧张。

　　1.苏联压制东欧国家内部改革意愿，东欧加强与西方国家外部经贸联系

　　西方国家的“滞胀”对东欧国家产生了严重影响，迫使东欧各国进一步开放经济，这激化了东欧国家政治体制的封闭性与经济被迫开放二者之间的矛盾。在政治上，勃列日涅夫不仅在国内大搞集权专制，而且对东欧国家的改革意愿也进行了严厉的压制，导致东欧各国在政治上整体转向更加保守。在经济上，计划经济体制的内在缺陷和西方发达国家“滞胀”的影响，又促使这些东欧国家加强了与西方国家的经济往来，通过扩大出口和增加借债来填补本国的外汇缺口并满足进口需求。长期而言，东欧国家在政治上更趋保守和封闭，而经济上因内外部压力而被迫开放，二者之间的矛盾迟迟得不到解决，最终在20世纪80年代引发了东欧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动荡，进而为此后的经济转轨和政治变革打下了基础。

　　勃列日涅夫的领导地位稳固后，很快放弃了柯西金的改革纲领和最初的集体决策模式，使得苏联在政治上左倾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现象日益严重。在舆论宣传上，苏联大力宣扬计划经济模式的优越性。1974年苏联外长在联合国大会上表示，西方的能源危机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也是社会和政治的结果，事实上，社会主义世界并不会受到任何影响。同时，勃列日涅夫坚持经济改革不涉及所有制的原则，这也让“非商品”理论派占据上风。再加上苏联此前在“布拉格之春”事件中对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残酷镇压行为，直接压制了东欧各国的改革意愿，导致东欧国家在政治上进一步趋向保守。匈牙利的卡达尔虽然在1965年出台了“新经济体制”，但在1973年却免去了涅尔什等一众改革派的职务。而捷克的胡萨克上台后则清洗了党内支持改革的自由派人士及相关社会组织。苏联对东欧国家改革意愿的压制行为严重束缚了东欧国家自身推进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导致东欧各国经济不断下滑，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加速了日后发生剧变的历史进程。

　　在经济增长日益低迷的压力下，东欧国家纷纷开始加强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债务联系。石油危机和通货膨胀推动了东欧国家从西方进口商品的成本不断飙升，而西方国家的“滞胀”又导致西欧国家对东欧产品的进口量在不断减少。一向依赖出口赚取外汇进而服务进口的东欧国家面临着日益严重的经济困局。为了获得足够的外汇以维持进口水平，东欧国家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向西欧国家大量举债的解困途径，而当时的西欧国家政府也希望增大从东欧国家进口廉价商品以减轻物价上涨压力，于是西欧国家政府在提高利率对抗通胀的背景下，依然采取了由国家财政补贴债务利息的方式加强了双方的经济联系。20世纪70年代，东欧国家在法国、英国和意大利的融资利息基本上维持在6%至7%之间，西德向波兰的贷款一度低到2.5%。与此同时，东欧与西欧国家之间的经贸联系也日益加强，在经互会国家对外贸易总额中，与西方发达国家的贸易额从1970年的23.7%上升到1980年的近30%。1979年，匈牙利的农产品和食品出口量有一半是运往西方发达国家，到了80年代，匈牙利突破经互会限制，与130个国家和地区进行贸易往来，并开始创办合资企业和跨国公司，引进外资和技术，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手段和管理方法来推动社会发展。波兰从70年代开始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逐年增长，外贸总额占比从1970年的25.8%上升到1975年的49.3%，并同西方世界广泛展开经济合作。这种动向严重地动摇了独立于统一世界市场之外的“经互会”体系，加深了社会主义阵营内部苏联与东欧国家之间的矛盾。

　　2.苏联对中国进行霸权主义威胁，“陈兵百万”于中苏、中蒙边境

　　自1969年“珍宝岛事件”之后，中苏关系开始全面紧张。尽管70年代苏联经济已经出现严重的“隐性滞胀”，但苏联政府仍然对中国进行强硬的霸权主义威胁，将号称“百万大军”部署在中苏、中蒙边境，对中国虎视眈眈。

　　据有关资料显示，装备着坦克、飞机、大炮和弹道导弹的苏联军队覆盖了中国整个北部边境，从1969年的21个师，增加到1971年的33个师，再到1973年的45个师，总兵力近30万。1973年，苏联还调整了中苏边境军事力量的重新部署作战能力，确保中苏边境上的部队与苏联驻欧洲部队处于相同的作战水平。为形成针对中国的包围圈，苏联还增加了在太平洋和印度洋海域的海军力量，并首次装备了核潜艇，使其有能力从日本海直逼中国黄海和东海，对中国实施封锁和登陆作战。此外，苏联还在亚洲新增35个导弹基地，其中洲际导弹基地10个，中程导弹基地25个，这些基地的大部分目标都对准了中国。1978年，苏联开始沿西伯利亚大铁路两侧部署SS-20导弹，以使其能够打击中国境内的任何目标。此外，苏联还在蒙古和西伯利亚都进行了大型军事演习，专门模拟中苏战争的不同场景。

　　与此同时，苏联还试图从越南入手，从南面包围中国，以使中国面临南北夹击的不利局面。1978年11月3日，苏联和越南在莫斯科签订了《友好合作条约》，在谈判结束的招待会上，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将矛头直指中国：“在当前复杂的时刻，当中国领导的政策给越南土地上的社会主义建设制造了新的巨大困难的时候，我们友谊的力量和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团结的力量具有特殊的意义。”可以说，《苏越条约》表面上是为了加强苏越合作，发展苏越双边关系，但实际上却是针对中国的，是苏联领导人一手策划包围中国的产物。苏越条约产生的一个最直接后果就是，鼓励了越南出兵柬埔寨和挑起中越边界冲突，从而给中国南部的边境安全制造了巨大威胁。

　　在中苏边界问题谈判期间和谈判破裂之后，苏联继续不断地制造边境武装骚扰事件，侵犯中国主权，破坏和伤害中国边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如1978年5月9日，苏联武装直升飞机侵入中国东北边境领空，18艘军舰侵入中国水域，30名苏军登上中国江岸，还打伤中国居民；1979年6月30日，苏联直升飞机侵入中国新疆领空；1979年7月16日，苏联军人在新疆塔城县铁尔沙地区开枪打死打伤中国边民。频繁发生的各种武装挑衅事件使得中苏紧张关系不断升级。

　　苏联对中国的霸权主义行径在武力威胁中国的同时，也极大地耗费了其自身的物质资源。到1980年代初，大约四分之一的苏联地面部队和三分之一的空军驻扎在中苏边境沿线或地区，苏联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在1990年召开的苏共二十八大上明确承认，苏联在最近20年用于与中国军事对峙的花费高达2000亿卢布，能占到苏联对抗整个西方世界预算约三分之一，按当年的汇率算，接近4000亿美元，使本已处于“隐性滞胀”的苏联经济雪上加霜。苏联日益扩大的军事威胁和不断增强的武装行动，迫使中国政府开始“联美抗苏”，在应对苏联威胁方面与美国加强协调，毛泽东还提出了“一条线”和“一大片”的外交战略构想，将第二世界、广大亚非拉国家，乃至美国联合起来进行反苏统战，从而冲破了苏联的战略意图，使得苏联的全球战略部署不断被打乱。

　　3.美国隆重推出“星球大战计划”，苏联被迫跟进展开全面竞争

　　20世纪80年代初，在克服“滞胀”的过程中，里根总统为“重振国威”提出了著名的“星球大战计划”。“星球大战计划”的预算高达1万多亿美元，而当年美国的GDP总量才3.63万亿美元，真可谓将以举国之力耗资建设。该计划很快遭到了国会的抗议声浪，但里根总统力排众议，要求不惜一切代价坚决推进。然而在国会的有力制衡下，1986-1990财年，美国国会实际批准给“星战计划”每年拨款分别为：26.7亿、32.27亿、36亿、37.4亿、36亿美元，与该计划当初提出的预算规模相距甚远。

　　美国的“星战计划”虽然“雷声大、雨点小”，但却给苏联高层领导以极大刺激。尽管当时苏联经济已经陷入“隐性滞胀”，入侵阿富汗战争又让苏联财政深陷泥潭，美国乘机打压国际油价重创苏联石油出口又直接加剧了苏联的经济衰退，然而苏联领导人却认为，如果不跟进追加研发费用，美苏之间的军事平衡将被打破，因此必须咬牙跟进，投入巨额资金以奉陪到底。

　　1983年，苏联的军事开支本已降到了GDP的2%，但美国“星战计划”出台后，苏联被迫大量增加军费开支，仅仅两年时间就暴增到了12%。1985年戈尔巴乔夫当选苏共总书记后，曾连续多次与美国里根总统进行谈判，提出双方共同削减军费的请求。然而里根总统十分强硬地拒绝了苏联的这一请求，表示继续坚持执行“星战计划”。

　　1989年里根卸任美国总统时，“星战计划”尚在执行过程中，但此时的苏联经济已经被拖到了濒临崩溃的境地。不久之后，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华约组织解散，世界上已经没有哪个国家或军事集团能够对美国构成军事威胁了。于是，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的阿斯平于1993年正式宣布放弃“星战计划”。令人感慨的是，到此时为止，美国实际上在这个1万亿预算规模的庞大计划中仅仅投入了300亿美元，并且大部分都实现了军转民，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增大了分母GDP，真可谓是“虚晃一枪”！这一方面体现出美国国会制衡体制的优势所在；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苏联决策体制的致命弱点。在拖垮苏联之后，美国的军费开支很快就裁减大半。

　　（四）苏联“隐性滞胀”带来的恶果与启示

　　苏联在70年代“滞胀”时期的教训是多方面的。一方面，由于统计失真和“石油红利”等因素，苏联自身的“隐性滞胀”被掩盖下来；另一方面，由于对西方“滞胀”的成因做出了方向性误判，误以为这是对政府作用更强的苏联计划经济体制优越性的有力支撑。内外形势误判综合作用的结果，使得苏联领导人产生了“优势幻觉”，把西方国家“滞胀”、外部压力减轻提供给苏联的改革良机视为战略扩张机遇，因此转而采取扩张性战略和强势外交，结果导致苏联与东欧、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同时全面紧张。80年代戈尔巴乔夫推动全面改革虽然有机会使苏联脱离计划经济桎梏，走出“隐性滞胀”，但由于改革策略出现严重失误以及保守派的疯狂反扑，苏联失去了最后的纠错机会，最终走上经济崩溃、苏联解体的不归之路。教训之深刻，代价之巨大，不能不令人深刻反省，引以为鉴。通过前面的回顾性分析，我们认为至少有以下几点值得牢牢记取。

　　首先，马克思讲，经济是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方面，计划经济体制造成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导致经济增速放缓，而统计数据失真则会将这一问题暂时掩盖下来；另一方面，总需求大于总供给必然导致通货膨胀，而价格的行政控制又会将通货膨胀隐形化，最终使得苏联经济长期陷入“隐性滞胀”而不自觉。

　　其次，毛泽东讲，群众是基础。自上而下的宣传工作一定要实事求是，自下而上的信息渠道一定要保持畅通。然而官僚主义最容易使执政者脱离群众，阻塞信息渠道，造成形势误判，进而导致决策失误，从而引发灾难。

　　再次，邓小平讲，“韬光养晦”。综合国力是外交战略的基础。因此，国家的外交战略一定要保持清醒头脑，对外援助一定要量力而行。与美国等发达国家既要竞争，更要合作，还要尽量避免对抗。要充分认识对外开放政策对于国家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所具有的举足轻重意义。

　　最后，阿吉翁讲，创新是基础，“没有创新就没有经济增长”。科技创新研发投入不仅要增大分子，更要做大分母（GDP），还要注重经济效益。军民融合的主要方向应当是军转民。最大的国家安全其实是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