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98年我开始接触德鲁克的管理思想算起，到2008年整整10年。其间，一些人和事对我影响颇深。非常愿意在这里与大家分享我的心路历程。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德鲁克这个名字，没想到我的后半生和这个陌生的名字连在了一起。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光华的管理层会议，原以为企业家只谈做生意，怎样赚钱，可邵先生在管理层的会议上大谈学习，而且还是向西方学习——学习西方的商业模式和管理思想。对于酷爱学习的我，能有机会为一个喜欢学习的老板做事，使我感到欣喜和兴奋。

为了开展北京光华管理研修中心的业务，2000年5月12日，我从光华服务产业（中国）有限公司被调到北京光华管理研修中心。是年9月，邵先生决定派我到美国德鲁克管理研究生院学习。

我当时只把此行看作是另一次学习而已，因为，1990年到1993年我曾自费在美国读书，1998年光华服务产业（中国）有限公司委派我到美国ServiceMaster管理学院学习。

2000年9月的一天，我应邀来到邵先生在洛杉矶的办公室。邵先生在他的办公室和我讲了一句话：“我希望你成为中国的德鲁克专家。”（这句期许使我重新调整我在美国学习的节奏，在美国的一个学期，我阅读了60多本书，可以找到的德鲁克的书和关于德鲁克的书我基本上都通读了一遍。出国前体检时，我两个眼睛的视力都是1.5，从美国回来后，两个眼睛的视力一个是1.2，另一个是1.3。这0.5的视力都留在了德鲁克书中的字里行间。

实践证明，期许是对知识员工的最有效激励。每次我给学生讲课时，在讲到激励理论和方法时，我都会和大家一起分享我的切身体会。

在我读过的德鲁克的所有著作中，对我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是《德鲁克看亚洲》（Drucker on Asia）。该书中谈到的德鲁克的七项经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德鲁克的父亲与熊彼特的那段对话，让我感到震撼，犹如古人所说的醍醐灌顶，使我顿悟管理和人生的真谛。洛杉矶时间凌晨3点，我在德鲁克的书上写下了我的座右铭：“管理的终极之善是改变他人的生活。”

2001年2月16日，北京光华管理研修中心在深圳推出第一次德鲁克面授课程，客户是深圳商业银行。当时，北京光华管理研修中心设有三个项目组：Babson创业项目；哈佛网课项目；德鲁克面授课程项目。

我负责德鲁克面授课程项目。德鲁克项目组在一个半月内就把《经理人与组织》课程成功地推向市场，这是许多人努力的结果。这涉及大量内部和外部的工作，内部工作包括：《经理人与组织》课件的研发，甄选并翻译德鲁克撰写的案例，完成课程的配音工作。外部工作包括：寻找目标客户、向客户介绍课程、做课前深度访谈。

这次课程由邵先生和我一起主讲。讲课的第一天，我们遇到了很大的挑战。刚一上课，课堂的气氛就不太友好，深圳商业银行的行长手拿着课程评估表，对所有的学员讲（他们都是深圳商业银行的部门经理和支行长）：“今天给你们讲课这个光华不是北大的光华管理学院，这个光华是一家私人教育机构，但这个课很贵，你们在课后要认真的填写这个课程评估表，不要问为什么。”

面对这种紧张的气氛，邵先生讲到：“北京光华管理研修中心是一家非盈利机构。我们所有的学费收入不用于投资者的回报，而是用于聘请更好的老师和研发更多的课程。”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我们成功地完成了为深圳商业银行所做的《经理人与组织》的内训。客户对课程的评估结果为8.45分（满分为10分）。

2月17日晚上，邵先生对我们说，“记住今天这个日子。”这是德鲁克首次面授课程在市场上取得成功的日子

记得2000年，邵先生在克管理研究生院学习时，有两件事使我终身难忘。一件是邵先生刻苦读书的事。我们使用的教材都是德鲁克原版的管理著作，我发现邵先生在他的书的空白处，有许多手写的中英文。课前，他做了大量的功课，把陌生的英文字，都注上相对应的中文。他所投入的心力和时间由此窥豹一斑。

我们上的“管理343课程：德鲁克论管理”有一个案例分析，我和邵先生负责分析“香港利丰行供应链管理”案例。这是1998年《哈佛商业评论》上的一个案例。邵先生在阅读理解和分析这个案例上花费了大量的时间，我们案例分析的报告修改了多次，直到要在课堂上汇报的头一天深夜，邵先生还给我打电话，讲他的修改建议。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所做的“香港利丰行供应链管理”案例已成为德鲁克管理研究生院的经典案例分析。Joseph Maciariello教授在给我的亲笔信中写道：“你和邵先生是本课程的真正资产。”

另一件事，是邵先生在德鲁克管理研究生院清理卫生间的事情。德鲁克给我们上课都是在周末，学院周末没有保洁人员。有一次，我在去卫生间发现邵先生，正在把学生（他们都是美国的管理者）扔在地上的擦手纸拾起来放在垃圾桶里。说实话，这一点我都做不到。我能做到是，我洗完手，我会把擦手纸放到垃圾桶里，如果我不小心，把纸扔在地上，我会再拾起来。但我不会把别人扔在地上的纸拾起来。

无独有偶，几年前，我在光华见到了爱立信管理学院院长马晋红女士，她对我说，“你们老板和别的老板不太一样。”我问她，有什么不一样？她说，有一次，她到公司来拜访邵先生，她在光华长安大厦的一楼大厅等邵先生。邵先生走进大厅时，发现地上有一个易拉罐，邵先生随手拾了起来放到垃圾箱里。这件事给马晋红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她难以理解，一个如此成功的企业家，竟然如此的谦逊。

邵先生无论是在继续学习方面，还是在谦虚谨慎方面，都是我一生的榜样。我很幸运，在我职业发展的过程中和人生的旅途中能遇到这样一位身体力行的老板。这使我想起去年5月18日，我在南京商学院讲授德鲁克管理思想，晚上江苏省委的一位领导请我吃饭。他和我说：“那老师，听完你讲授德鲁克的管理思想，我个人认为，一个管理者应当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我补充道。

德鲁克一生都在告诫我们：“CEO要通过身体力行去树立组织的价值观和标准。

因为，太多的CEO认为组织的价值观和标准是靠讲话讲出来的。而组织的价值观和标准是靠CEO身体力行做出来的。”

2003年11月26日，我给德鲁克写了一封信，信中我写道：“我写此信的目的是您表达我对您的谢意。您对管理的真知灼见使我受益匪浅。您改变了我的生活。我找到了我生命的意义：我将把我的余生都投入到传播您的管理思想的事业之中。”

2004年1月4日，德鲁克在给我的回信中写道：“亲爱的国毅：衷心地感谢你热情洋溢的来信，对你所从事的最重要的事业致以最良好的祝愿，并祝你猴年万事如意！”

感谢邵先生2000年把我送到Claremont（编者注：美国加州克莱蒙特，德鲁克的家乡），能有幸聆听德鲁克的教诲。

2000年的美国之行改变了我的整个生活，更重要的我找到了生命的意义。

丹麦的哲学家郭尔凯格尔说过。“Life itself is meaningless, unless you havea faith”（生命本身毫无意义，除非你有了信仰）这个信仰对我而言就是德鲁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