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新供给经济学论坛，作者魏加宁
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研究部原巡视员、研究员大家上午好！还是三点声明，今天所讲的内容都是我个人观点，与任何单位无关；所讲内容与股市无关。如果媒体要报道，一定要让我看一下。大家都知道，习总书记最近一再强调要贯彻新发展理念。新发展理念有5大内容，我不可能在这么短时间内都讲，我只讲与今天会议主题相关的两个，一个是创新，一个是共享。大家都知道，过去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几个要素，从劳动力要素看，我们有“人口红利”，但是这里面，关于“人口红利”一定要区分“潜在的人口红利”和“现实的人口红利”。大家想想，改革开放以前同样的年轻的人口结构不仅没有成为“红利”，反而成了“包袱”，反而成了“上山下乡”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只是因为改革开放以后才变成了“红利”，这一点需要注意。其次，从资本要素看，我们有“资本红利”，一个是过去讲的高储蓄率，中国人勤俭持家；再一个是吸引了大量外资。再有，从技术要素看，我们过去靠的是“技术红利”：一方面引进了大量国外的先进技术，另外也山寨了不少。所以，这是支撑我们过去高速增长的几个主要因素。但是经过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这些要素都发生了重大变化。首先，从劳动力要素看，“人口红利”消失了，关于人口“红利消失”，原因之一是计划生育政策调整过晚，早在1998年，我在一个有关经济安全的报告中就提出：日本是没有实行计划生育的国家尚且出现了老龄化，而中国是严格实行计划生育的国家，所以，我们的老龄化会比日本更加严重。2008年在国家发改委一次讨论就业问题的座谈会上我说道：即使现在马上改变计划生育政策，明天能把孩子生出来，要想成为劳动力还得18年以后呢！但是很遗憾，政策调整一直没有做。我也知道苏剑老师等很多专家也都在呼吁这个事儿。这么多年为什么迟迟没有变？重大国策发生了重大失误，我们是不是需要反思一下，到底是由于统计局的数据失真，还是由于计生委的部门利益，到底是什么原因？总之，现在是“人口红利”消失了，而且出现了老龄化。其次，“资本红利”也开始消失，一方面储蓄率在下降，阿里巴巴前两年做过一个问卷调查，现在56%的年轻人是零存款。再有吸引外资也越来越困难了。最后“技术红利”也消失了，山寨技术遇到了知识产权保护，引进技术遇到了中美高科技冷战，本来是一个贸易战，结果打成了高科技冷战。也有人说经济增长不重要了，因为“人口红利”消失了，就业压力减小了，增长速度慢一点就慢一点。我想说，增长速度仍然很重要，只不过过去我们“保增长”是为了“保就业”，今后重心可能发生了变化，今后，除了保障就业，重要的是要“保养老”，要“防风险”，为什么？过去在高速增长时期掩盖下来的财政风险、金融风险，包括养老风险，随着增长速度的放缓都会暴露出来。所以，今后要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主要是为了“防风险”，否则的话，分子——养老金缺口越来越大，分母——GDP跟不上的话，就会出很大的问题。所以，在创新问题上，新发展理念把创新排在了首位；“十四五”规划无论是中央的建议，还是国务院的纲要，都是在总论之后紧接着就是创新。所以，创新非常重要。但是创新的主体是谁？主体还是要靠民营企业。为什么？因为现在的创新投入中，民营企业已经占到了50%；产出（专利）方面，民营企业已经占到了80%。所以，实现创新型增长首先需要依靠民营企业。其次是教育体制要改革，教育体制要培养创新型人才。一方面知识的半衰期在缩短，而另外一方面人的寿命又在延长。所以，必须鼓励在职学习，而不是对在职学习设立各种限制。最后，就是要发挥教育的蓄水池作用，因为教育往往跟景气周期存在着一种逆相位的关系，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往往是大家都回到学校来学习的时候。所以，当前应该鼓励发展职业教育，尤其是要鼓励民间资本转型，从发展职业教育，培育创新型的人力资本。再其次，科研体制也要改革，科研也有类似的蓄水池的作用。美国“大萧条”的时候，实验室的数量，研究人员的数量和研发投入都是增长的。所以，我们应该要发挥科研创新的作用，要排除各种干扰，要改革科研体制，要提高专家学者的社会地位。再有就是数字时代，不仅要求硬件要兼容，软件要兼容，而且要求制度兼容、体制兼容。比如远程医疗，如果在美国你要上手术台有很多详细规定，假如我们中国没有这些规定就上机器操作的话，谁敢让你做手术？最后，要想技术创新首先需要制度创新；要想制度创新首先需要理论创新；要想理论创新首先需要思想解放；要想思想解放首先需要信息流通。为什么？我前不久在广东参加一个研讨会，很有意思，一进到宾馆的卫生间里，镜子上非常先进，有很多APP，各种功能，但回到房间一打开电视，仅有的国外电视台，三个是俄罗斯的，一个是古巴的，连近在咫尺的香港电视台都没几个，这样怎么搞创新？习总书记前两年讲，“我们要在人工智能方面当领头雁”，我完全赞成，我觉得非常好，问题是如果要想当领头雁是不是要首先知道别的雁子在哪儿？在干什么？所谓“创新”，就是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如果连别人在做什么都不知道的话怎么进行创新？2021年4月博鳌论坛上，习总书记讲：开放创新，讲开放是发展的必由之路，经济全球化时代开放融通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人为“筑墙”、“脱钩”违背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则，损人不利己。我认为讲的非常到位。顺便说一下，在创新方面我们要吸取日本的教训。日本当年打贸易战的时候，通过放弃纤维产业不仅换回了所谓冲绳岛的“回归”，而且倒逼自己的产业结构升级，倒逼出一个汽车产业，一个电子信息产业。到了80年代以后，尤其是本世纪以来，日本的汽车产业还属于领先地位，但是电子信息产业开始衰落，被韩国和我们的台湾省赶超。为什么？日本人自己反思有三个误区：一个是误读创新，熊彼特讲的创新是技术和市场的新的连接，新的组合，可日本人把它翻译成了“技术革新”，以为创新就是技术革新，所以在日本，“唯技术论”、“技术至上”这种观点非常盛行。再一个误区就是误用优势。本来日本的电子信息产业优势在制造环节，他想往研发环节走，但干不过美国，因为美国是多元文化，结果原来的制造环节的优势又被我们的台湾省和韩国赶超。第三个误区是误判时代。工业时代强调的是纵向一体化，而数字时代强调的是横向的水平分工。日本人认为他们的汽车业之所以现在还能处于领先地位，因为汽车业还处于工业时代（大家注意，特斯拉的意义就在于把汽车业也带入了数字时代）。日本电子信息产业为什么衰落？就是因为电子信息产业已经进入了数字时代。关于增长，刚才贾康院长已经讲了“类滞胀”的问题，记得1995年我在给吴敬琏老师当助手的时候，当时朱镕基还是副总理，给吴老师一个批示，请吴老师研究一下滞胀问题，根据当时的研究，印象最深刻的是：一旦陷入滞胀泥潭，宏观调控将无从下手，你想放松银根，物价已经很高了，不能放松；你想收紧银根，经济增长已经往下掉了，也不能收紧。如果陷入滞胀就会非常痛苦。厉以宁老师几年前曾说过：如果增长速度掉到6%以下，通货膨胀在3%以上，就应该叫做“中国式滞胀”。近年来我一直在提醒要警惕“边际滞胀”，一方面增长速度在逐步放缓，另一方面通货膨胀在逐步上升。看一下现实情况。增长速度现在已经破5了，4.9%，三驾马车都处于疲软的态势。出口好像还可以，但是这个出口需求是转移过来的，一旦国外疫情得到控制，需求就会转移回去。投资在放缓，外商投资受制于营商环境，受制于国际环境，所以，对外商投资不能寄予太大希望。政府投资受制于政府债务过多。国企投资受制于杠杆率过高。所以，民营企业投资已经是“最后一个稻草”了，如果再把民营企业投资打掉的话，那么中国经济恐怕是要崩盘的。关于物价现在是什么情况？PPI上去了，上游的价格上去了；下游CPI有三种可能：一种可能，如果CPI也上去了，那就是滞胀；第二种可能是实际上上去了，但是统计上不显示，被猪肉价格拉下来了。第三种可能是，如果上游价格上去了，下游价格上不去的话，会出现什么情况？一大批企业就会被憋死。关于企业风险的处置，记得在2016年新供给论坛上我曾经提过一个问题：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生生死死本来是市场的风险，国有化以后就变成了政府的风险。那么出了风险以后政府救还是不救？如果是国有企业出了风险，政府必须救，因为你是第一责任人，你是股东，你是救助的第一顺位，你就必须救。而这个时候又往往是政府最缺钱的时候，所以，政府就会处于两难的境地。但如果是民营企业，政府就可以有回旋余地，可以救也可以不救，政府拥有了主动权。而且非救不可的时候，你看美国，救的时候是股价最低的时候，进去抄了底，等市场恢复了，企业经营恢复了以后，政府再退出来，不仅不受损失，而且还会赚一笔。需要强调的是：政府的职责不是保企业，而是保员工，保下岗职工。关于宏观政策，时间关系不能展开讲，财政政策现在需要积极，但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监管政策看得很清楚，已经在收紧。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只能放松，如果货币政策再收紧的话就会出现同步震荡，中国经济就有可能出大的问题。但是这又带来一个新的问题，刚才贾康院长讲到70年代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出现滞胀，但80年代是怎么走出来的？我们的研究发现，是通过紧货币，减财税，松管制，私有化，促创新，法治化，是这么走出滞胀的。但如果我们逆向而行，会是什么结果？首先我们要知道中国的收入差距为什么会拉大？我认为有多种因素必须综合考虑，它不是一个因素导致的。首先是市场化因素，又分两个方面，一个是市场化本身，从计划经济的绝对平均主义，引入市场机制以后会拉大收入差距，这是不可避免的方面；另一方面，我们现在是不完全的市场经济，有很强的计划经济因素，半计划可以寻租，半市场可以变现，腐败收入不可能得到遏止。其次是泡沫经济因素，房价上涨时，手里有房的人和手里没房的人贫富差距会迅速拉大。再有是全球化的因素，中国也好，美国也好，全球化指数和基尼系数都是同方向上升。最后数字化因素，它对于不同技能阶层人的影响是不同的：对于高端技能阶层来说，就业机会增加，收入会增长。但是对于中等技能阶层来讲，就业机会是减少的，收入也是减少的；而对于低端技能阶层来讲，就业机会是增加的，但收入是减少的。所以，也会造成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还有就是决策机制因素，如果没有民意的表达机制，没有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任何一个方案，包括改革方案都有可能被带入歧途。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从多方面入手。上届政府提出“包容性增长”，这届政府提出“共享”，“十四五”规划也提出了很多政策。最后谈一下如何通过三次分配实现共同富裕。关于三次分配的方式，一次分配主要是解决企业和员工的关系，应该是企业主导，工会制衡；二次分配主要是解决政府和公民的关系，应当政府主导，民主监督，大家去看一下各国历史，任何一个国家的税改都是和民主化进程密切相关；三次分配主要是解决公民与公民的关系，应当是民间主导，政府减税，应该大力发展NGO和慈善基金会。三次分配的原则也不一样：一次分配强调效率原则，鼓励能者多劳，多劳多得；二次分配是公平原则，一方面要为老弱病残和创新失败者提供安全网，同时也要为企业家换取安全感，鼓励长期主义；三次分配强调自愿原则，鼓励富裕阶层自愿捐助给贫困阶层，而不是强制。所以，要正确理解“共同富裕”，不是平均主义“大锅饭”，更不是“杀富济贫”，不是通过阶级斗争把有产阶级变成无产阶级，变成“共同贫穷”；而是通过三次分配把无产阶级变成有产阶级，扩大中产阶级。回顾过去，每当我们遇到经济困难、遇到经济危机时，都是先有一个思想解放，通过思想解放带动改革开放，通过改革开放带动经济增长。展望未来，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前提条件，做大蛋糕是分好蛋糕的前提。习总书记2018年多次讲：“思想再解放，改革再深入，工作再抓实”。如果我们能够实现新的一轮思想解放的话，我们就能够推动新的一轮改革开放。如果我们能够推动新的一轮改革开放的话，就能够带来新的经济增长，中国经济就能够实现中高速、迈上中高端，早日实现现代化和共同富裕。我就讲到这里，说的不对的地方欢迎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此为2021年10月30日在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第三季度宏观形势分析会上的发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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