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庆平：从六个角度解读《史记》

尊敬的各位朋友，大家上午好！

　　 今天我非常荣幸也非常高兴，有机会参加第四届伯鸿书香奖颁奖典礼并作主题学术讲座。我们这次读书的主题是《史记》，我正好是研究秦汉史的，所以《史记》在我的研究范围中。

　　 《史记》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史记》在中国史书中地位很高。谈到中国史书，我们一般首先谈史学双璧，一是司马迁的《史记》，二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这两部史书各有特长，《史记》是纪传体，《资治通鉴》是编年体。《史记》更古老一些，它更侧重史实。《资治通鉴》更侧重从史实出发看启示警示，为帝王将相治国理政提供借鉴。所以这两部史书，请大家最好对比着研读。

　　 我在北大已学习工作近40年，1982年我考入北大历史学系攻读秦汉史专业的研究生，我的导师是张传玺老师。张老师是翦伯赞先生的第一位研究生，也是翦伯赞先生唯一留校的弟子。我是张老师的第一批研究生，也是张老师唯一留校的弟子。所以从学术师承角度讲，翦伯赞先生是我的师爷。大家知道，中国史学界有“三老”，即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三位先生，都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都主编过水平很高的中国通史。所以大家阅读《史记》的时候，我建议也认真阅读这三位先生写的中国通史，有助于大家从宏观角度理解和把握《史记》。

　　 习近平总书记非常重视历史。我因为工作关系，多次有机会受习总书记接见，也多次有机会面对面聆听习总书记教诲。2014年9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的讲话中强调：“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我们才能做好今天的事业。”2015年8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致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贺信中指出：“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可以给人类带来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智慧。所以说，历史是人类最好的老师。”2019年1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中指出：“历史是一面镜子，鉴古知今，学史明智。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的一个优良传统。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类发展历史规律，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

　　 我尽量用通俗易懂的道理和生动有趣的故事，从六个角度解读《史记》：史学角度主要讲秦始皇的功过和刘邦战胜项羽，文学角度主要讲五帝传说和鸿门宴，哲学角度主要讲秦二世之死和项羽自刎，法学角度主要讲赵奢秉公执法和刘邦约法三章，经济学角度主要讲利来利往和善者因之，管理学角度主要讲陈平妙答汉文帝和汲黯直谏汉武帝。由这六个角度的解读可见，《史记》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跨学科经典，确实名副其实，当之无愧。

　　 一、从史学角度解读《史记》

　　 这里主要讲秦始皇的功过和刘邦战胜项羽。中国古代史学的重要任务之一是研究王朝治乱兴衰，秦始皇的功过和刘邦战胜项羽这两个问题在《史记》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分量。

　　 先讲秦始皇的功过。秦始皇的功过怎么划分，史学界见仁见智，直到现在大家还在讨论。在我看来，秦始皇是功大于过的。秦始皇最大的功劳是统一，最大的罪过是暴虐。谈到秦始皇的功过，就要谈到秦朝为什么速亡。大家想想秦朝，公元前230年到公元前221年，十年扫平六国，所向披靡，战无不胜。公元前221年，秦王政当了皇帝。但短短十几年，公元前209年，首先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后来项羽、刘邦也参与了推翻秦朝的起义。当时秦朝战胜六国的将帅士兵都在，公元前221年到公元前209年只有12年，为什么一支所向披靡、战无不胜的军队，败给了平民出身揭竿而起的陈胜、吴广和后来起义的项羽、刘邦？秦朝二世而速亡是个历史之谜，我们史学界历来有很多解读。但我认为，这些解读并不能全面准确解开秦朝二世而速亡之谜。司马迁撰写《史记》是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所以我今天讲的很多观点，包括我说的秦朝速亡，司马迁在《史记》中有他的“一家之言”，我在解读《史记》时也有我的“一家之言”。我提请大家注意，史学的很多判断和结论，我们最好都把它们看成一家之言，因为很多史学问题是有争论的，都没形成共识。鉴于今天不是一个专业讲座，所以在这方面我不会深入展开，我的很多观点只是我的“一家之言”。

　　 毛泽东对古代人最佩服秦始皇，对近代人最佩服曾国藩。毛泽东说过：“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即我对近代人，唯独佩服曾文正公。有人认为，中国儒家历史上只有两个半圣人，一个是孔子，一个是王阳明，那半个就是曾国藩。但是孔子没有当过将帅，没有带过兵，而王阳明和曾国藩都当过将帅，都常打胜仗。所以王阳明被后人称作“立德立功立言真三不朽，明理明知明教乃万人师”。曾国藩被后人称作“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尽管我们从史学的角度讲，对王阳明、曾国藩的评价都过高，不太实事求是。但这个“三不朽”、“万人师”、“一完人”的评价，是王阳明和曾国藩去世后，后人对他们的评价。所以相对而言，具有一定的客观公正性，在历史上也一直被传承下来。换个角度说，当王阳明、曾国藩官居高位并大权在握时，周围不乏别有用心地吹捧和赞美的骗子和谎言，这种完全由功利驱动的评价是不算数的，后代也未必会传承下来。毛泽东虽然非常佩服曾国藩，但毛泽东打仗更类似王阳明，似乎都与天地有特殊感应。正如唐代罗隐所谓“时来天地皆同力”，毛泽东和王阳明一直有天地相助，总是战无不胜的。而曾国藩打仗似乎没有天地相助，所以曾国藩打过败仗。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可以学习效法曾国藩，因为曾国藩也是平常人。我们无法学习效法毛泽东和王阳明，因为他们有平常人不具备的与天地的特殊感应。

　　 毛泽东对古代人最佩服秦始皇，他在“读《封建论》呈郭老”中说：“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其中有一句：“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还有一句：“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诗中“事业”属于价值判断，说焚书坑儒是事业，说明毛泽东是肯定焚书坑儒的。毛泽东还认为，百代都在实行秦始皇创立的政治制度。我对郭老有两个基本评价，一是知识渊博并堪称顿悟的大文豪大才子，二是有时不敢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学术观点。秦始皇是两千多年前的历史人物，毛泽东肯定秦始皇焚书坑儒后，郭老就没有再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后来不再公开批评秦始皇了。毛泽东多次说自己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我们读《史记》，要用联系和系统的眼光来读。《史记》里详细记载了孔子、秦始皇、汉武帝。我们一般谈到文化，首先谈孔子；谈到制度，首先谈秦始皇；谈到疆域，首先谈汉武帝。尤其是秦始皇创立的三大制度：皇帝制、官僚制、郡县制，影响了中国几千年。关于孔子、秦始皇、汉武帝这三个人，大家可以认真看《史记》的有关记载。

　　 秦始皇最大的功劳是统一，比如统一中国，统一制度，统一文字，统一货币、车轨、度量衡等，主要体现在他的前期；秦始皇最大的罪过是暴虐，比如严刑酷法，焚书坑儒等，主要体现在他的后期。汉武帝也是后期逐渐暴虐，但与秦始皇不同的是，汉武帝后期能够“轮台罪己”，避免了汉朝重蹈秦朝速亡的覆辙，汉朝又延续了三百年。在中国古代社会，任何一位皇帝年纪大了，周围各种虚假的赞美和吹捧太多，往往会很快走向反面，因为人的真善美可以被不受制约的权力异化和扭曲。

　　 我们为什么要经常读《史记》等文史哲的经典？主要因为经常读经典者更谦虚低调和有自知之明，明白自己的优点缺点所在，明白任何个人的本事都微不足道，相对可以正确对待某些人虚假的赞美和吹捧。而秦始皇、汉武帝之所以到了晚年，既没有自知之明，更不能超越自己，重要原因是他们到了晚年都不读经典了，整日沉迷于周围各种虚假的赞美和吹捧中。《道德经》有一句话：“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战胜或超越别人往往靠权力、暴力、武力或财力。战胜或超越自己才是真正的强者，因为战胜自己更多是灵魂战胜身体、理性战胜感性、文明战胜愚昧、思想战胜权力、智慧战胜暴力。

　　 秦始皇早期对很多朝廷重大事务都进行廷议，就是君臣一起在朝廷上公开讨论商议。比如君主应该叫什么称号？经过一番议论，丞相王绾等人认为，秦始皇“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功绩“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他们说“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建议秦始皇采用“泰皇”的称号。但秦始皇对此并不满意，他只采用其中一个“皇”字，又自认为功劳已超过“三皇五帝”的总和，所以又在“五帝”中取个“帝”字，创造出“皇帝”的称号。 此后，“皇帝”就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的称号，一直延续到1911年辛亥革命。还有官僚制（三公九卿制）、郡县制，都是君臣一起在朝廷上公开讨论商议的结果。

　　 再说秦始皇用人智慧，主要体现在用两个人：第一是用李斯为丞相，第二是用尉缭为国尉。尉缭就不多说了，因为今天时间有限，请大家阅读《史记》有关的记载。我重点说说李斯的《谏逐客书》：秦王嬴政十年，秦国宗室贵族鉴于韩国派水工修灌溉渠，试图消耗秦的国力，所以建议秦王嬴政下令驱逐一切客卿，于是秦王嬴政下了一个逐客令。而当时的门客李斯建议秦王嬴政不要逐客，《谏逐客书》就是李斯给秦王嬴政的一个奏章。秦王嬴政读了李斯的奏章，觉得李斯说得有道理，便马上取消了逐客令，而且逐渐信任和重用李斯。

　　 秦始皇早期对很多重大事务都进行廷议并用李斯为丞相、用尉缭为国尉，充分说明秦始皇确实与其他皇帝不同。为什么中国历史上只称秦始皇为“千古一帝”？除了因为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外，还在于秦始皇的前期比较包容和民主。

秦始皇后期充分展现了暴虐，“以暴虐为天下始” 。读经典最重要的是悟道，体悟其中的大道理、大道德、大智慧、大法则、大规律，从历史的表象看到背后和深层的逻辑、规律、真相和实质。还有《秦始皇本纪》里的这句话：“燕人卢生、韩人侯生等方士，为秦始皇炼制长生不老之丹药，说：‘愿上所居宫毋令人知，然后不死之药殆可得也。’”简单来讲，就是这些方士告诉秦始皇，你要想得到长生不死的药，就得住在一个别人都不知道的地方。秦始皇到了晚年竟然连这样的话也相信。换句话说，秦始皇的晚年，周围基本上都是骗子，几乎都是假话。方士告诉秦始皇，自己住的地方不要让别人知道，这样就可以得长生不死的药，其实这两者没有任何逻辑关系。秦始皇晚年缺乏理性智慧，缺乏基本判断能力，真假、是非和利害全都分不清。

　　 我也经常在想，像秦始皇这样有权势的人到了晚年，如果当时周围的人把秦始皇看作自己的长辈亲人，或者把秦始皇看成自己的老师朋友，还会这么去骗秦始皇吗？我觉得不会，手下肯定会留情。当时大臣和方士说的基本都是别有用心的假话，就是秦始皇爱听什么话，他们则说什么话。所以秦始皇晚年走向暴虐和秦朝二世而速亡，我认为秦始皇和秦二世确实有责任，属于“亡国之君”。但是同秦始皇和秦二世有机会当面讲话的大臣和朝夕相处的近臣更有责任，属于“亡国之臣”。

　　 再看《秦始皇本纪》：“始皇帝幸梁山宫，从山上见丞相车骑众，弗善也。中人或告丞相，丞相后损车骑。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语。’案问莫服。当是时，诏捕诸时在旁者，皆杀之。”因为秦始皇住的地方别人不知道，但秦始皇在暗处可以看别人。有一次他看到丞相李斯出行车马很多，前呼后拥，很不高兴。后来秦始皇再看李斯出行，车马减少了。他马上知道有人告诉李斯了，但是当时周围的人都不承认。秦始皇也残忍粗暴，把当时周围的人都杀了。其中只有一个人是不冤枉的，其余的人都是冤枉的。

　　 秦始皇晚年特别怕死，他要追求长生不死，谁也不敢在他面前说死。其实，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谁都无法逃避。没有生就没有生命，而没有老病死，人生就不完整也不完美。今天在坐的各位美女帅哥，目前状态都挺好的，但一百年之后，这个图书馆可能还在，但咱们这些人肯定都不在了。正是因为谁也不敢在秦始皇面前说死，所以秦始皇死的时候，才让赵高和李斯得以从中矫诏。本来秦始皇想传位给大儿子扶苏，最后赵高和李斯矫诏，皇位传给了公子胡亥——秦二世。

　　 有时研读《史记》我也落泪，真是可谓“读古书落眼泪，替古人担忧愁”。不带感情读《史记》，应该说不可能体悟其中之道。而带着感情读《史记》，读到孔子、秦始皇、汉武帝等人时，我们在字里行间读他们，他们可能也在字里行间看我们。这时我们和《史记》及司马迁，或者和孔子、秦始皇、汉武帝及“天人之际”、“古今之变”，似乎达到了相联相通、相感相应、相生相克和同根同源、同构同理、同行同归。所以我们认真研读《史记》，看到秦朝有时就是少数几个人在那里掌控朝廷内政：秦始皇、秦二世、王绾、李斯、赵高等。连秦始皇去世这么重大的事，也就是秦二世、李斯、赵高和秦始皇几个近臣知道。所以只要秘不发丧，其他人就不知情，而知情者就可以在表面上冠冕堂皇，在暗地里却上下其手，做很多随心所欲的荒唐事。

　　 根据《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至平原津而病。始皇恶言死，群臣莫敢言死事。上病益甚，乃为玺书赐公子扶苏曰：‘与丧会咸阳而葬。’书已封，在中车府令赵高行符玺事所，未授使者。七月丙寅，始皇崩於沙丘平臺。丞相斯为上崩在外，恐诸公子及天下有变，乃祕之，不发丧。”关于秦始皇暴死沙丘，有不少学者研究了多种原因，比如服用丹药中毒，日夜批改奏章太累，异地水土不服，被赵高等人暗害等。我认为这些原因都有合理之处，但还有一个原因是秦始皇暴虐而导致暴死，这属于天道中的自然平衡法则。也是老百姓常说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或者是体现了金木水火土相生相克的原理，即金木水火土没有绝对的强弱。秦始皇对弱者暴虐，比秦始皇更强的“天”可以对秦始皇暴虐，让秦始皇暴死。秦始皇出行时前呼后拥，有数万人保驾，确实能够有效地防止刺客刺杀秦始皇。但防止不了“天”让秦始皇暴死，此正所谓“死生有命”或者“人满则天概之”。“天概之”指“天”能刮平任何一个人，即“天”能让暴虐者暴死，尽管不是所有的暴虐者都必然暴死。

　　 《道德经》提出，“天之道损有余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说明天道是公平的，人道有时是不公平的，这与西方说的马太效应有些类似。大自然的第一法则是自然平衡法则，公平的天道最终一定会战胜有时不公平的人道。任何人遇到的不公平、不如意、不合理、不合法的事，其实都会占到多数。而权力越大、金钱越多的人，遇到的不公平、不如意、不合理、不合法的事也会越多。但任何人最终的百年人生，往往是得失福祸守恒。好有好报、恶有恶报的说法有一定道理。只是有时不以能看到、能感到、能摸到的形式体现，而是体现为内在而无形的运气、寿命、平安、健康、快乐、幸福、自由等。有时当时不报，今后会报，甚至报给子孙。所以《易传》有句话：“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有时某人做了好事好像没有好报，但祸已远离也属于好报；某人做了坏事好像没有坏报，但福已远离也属于坏报。还有，有时某人做了好事没有好报，可能是祖上做坏事有余殃，某人多做好事就把余殃逐渐化解了，那么他的子孙就不用再化解余殃了，这当然也属于好报。某人做了坏事没有坏报，可能是祖上做好事有余庆，某人多做坏事就把余庆逐渐化解了，那么他的子孙就不能再享受余庆了，这当然也属于坏报。例如，我是岳飞的第29世孙，岳飞精忠报国确实积了很多德。如果我做了坏事没有坏报，是岳飞精忠报国有余庆，如果我多做坏事就把岳飞精忠报国的余庆逐渐化解了，那么我的子孙就不能再享受岳飞精忠报国的余庆了，这当然也属于坏报。所以咱们都要多做好事，勿以善小而不为；都要不做坏事，勿以恶小而为之。

　　 关于刘邦战胜项羽。《高组本纪》记载：“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刘邦有张良、萧何、韩信这三杰，所以刘邦战胜了项羽，取得了天下。项羽有一个范增而不能用，所以被刘邦打败。刘邦虚心纳谏并善于用人是其长项之一，项羽刚愎自用并不善于用人是其弱项之一。

　　 我在《项羽及其精神》一文中，对项羽和刘邦作过比较和议论：就做官而言，刘邦比项羽成功，因为平民出身的刘邦最终战胜贵族出身的项羽，登上了皇帝宝座，开创了西汉王朝；就做人而言，项羽比刘邦成功，因为项羽恪守做人底线，经常“仁而爱人”，诚信待人，而刘邦人品确实不好，有时“慢而侮人”，背信弃义；就做鬼而言，项羽更比刘邦成功，因为两千多年来很多人不以成败论英雄，后人修建的项羽庙远多于刘邦庙，后人对项羽的赞扬也远多于对刘邦的赞扬。清初学者徐乾学在谈到无论是谁，宦海之日终究短暂时说:“做官时少,做人时多；做人时少,做鬼时多。”做官只有30至40年，做人一般说人生百年。而做人也就百年，人死后“做鬼”却是永恒的。从中可见，做官与做人相比，做人更为重要；做人与做鬼相比，做鬼更为长久。徐乾学话说得很浅显，而寓意很深刻。在中国古代，有人做官越成功，而做人越失败，因为做官和做人有完全不同的底线和准则。

　　 刘邦做人不成功，《史记》有以下记载：第一，好酒及色。第二，“贺钱万”是撒谎。他赴沛县县令的宴会，没有拿钱却说拿了一万钱，所以坐在了吕后父亲吕公旁边的上座，才有了和吕后的婚姻缘分。吕公“好相人”，一看刘邦，属于大富大贵之相，所以执意把女儿嫁给他。第三，杀功臣。杀韩信、彭越、黥布等。第四，破环鸿沟为界的约定。本来和项羽相约以鸿沟为界，但马上出尔反尔，不讲信用。第五，分一杯羹。项羽抓了刘邦的父亲，扬言要把刘邦的父亲煮了。刘邦却说，你一定要煮我的父亲，请分给我一杯羹喝。尽管是开玩笑，但古人讲孝敬孝顺，绝对不能拿父母开这种玩笑。第六，扔子女。鲁元公主和汉惠帝小时候坐在车上，刘邦打败仗逃跑时多次把两个子女扔到车下，随车的滕公只好下车去再捡回车上。

　　 有一次我作关于刘邦和项羽楚汉之争的讲座。第一排有位听众提问：“尊敬的岳教授（根据我的经验，提问者只要先说‘尊敬的’，后面的问题往往是敏感或深刻的，所以我马上提高警惕，提前进入戒备状态），是不是可以说：刘邦和项羽之后，总是流氓战胜英雄？”我当时脱口回答了三点：第一，你说流氓战胜英雄，我没说刘邦是流氓，我只说刘邦是小人，所以我要改正你的说法。第二，小人战胜英雄这种现象，只限于1911年之前的王朝时期。第三，1911年之前的王朝时期有这种现象，但只限于特殊的时间和空间，不能说总是小人战胜英雄。现在回头看来，我当时脱口回答了这三点后，可以说基本做到了明哲保身，这里的“哲”也包括“历史哲学”。我认为文史哲是不分家的，认真学习研究文史哲确实会使人更加明智，或者更加巧妙地避害。

　　 认真学习研究文史哲的人都明白：明哲保身也有正面意义，避害有时比趋利更重要。关键要做到学思践悟结合，特别要做到知行合一。今天在座听讲的各位朋友来自不同阶层，其中有不少民营企业家。当前我们面临疫情反复和经济下行双重压力，国家层面特别强调“六保”，具体内容大家都知道。我们民营企业家在“明哲”的前提下，也要重视个人层面的“六保”：一是保生命，首先活着；二是保家庭，平安无事；三是保岗位，有个工作；四是保企业，不要倒闭；五是保收入，衣食无忧；六是保财产，避免赔钱。

　　 二、从文学角度解读《史记》

　　 这里主要讲五帝传说和鸿门宴。先讲五帝传说。大家知道，五帝只是传说，中国历史有准确纪年是公元前841年，到现在不到三千年，但我们的文明有五千年。通过王国维地上和地下的二重证据法，以及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夏商周断代工程等，发现我们很早就有红山文化、良渚文化、陶寺文化等标志中华文明起源的遗存。中国最早的朝代是公元前21世纪开始的夏朝。《五帝本纪》记载的是远古传说，五帝是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五帝本纪》有段话特别强调：“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中国一直有两个举世瞩目的特点：一是中国的文化是和合的，我们爱好和平，崇尚合作。二是中国人非常勤劳，黄帝就“未尝宁居”。

　　 关于鸿门宴的故事家喻户晓，人人皆知。有人说，司马迁没有参加鸿门宴，他怎么知道那么多鸿门宴的细节。其实司马迁有关鸿门宴的记载，基本是以史实为基础的，但也有文学虚构的内容。不过有一点大家应该明确，我们现在还找不到一个比《项羽本纪》更真实可靠的记载，来很好地说明项羽和刘邦在鸿门宴上的那段关系。在鸿门宴上刘邦逃脱了，再加上对某些情节描写得绘声绘色，所以鸿门宴扣人心弦，生动有趣，可读性强。《项羽本纪》：“沛公旦日从百余骑来见项王，至鸿门，谢曰：‘臣与将军戮力而攻秦，将军战河北，臣战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关破秦，得复见将军于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将军与臣有郤。’” “范增数目项王，举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项王默然不应。范增起，出召项庄，谓曰：‘君王为人不忍。若入前为寿，寿毕，请以剑舞，因击沛公于坐，杀之。不者，若属皆且为所虏。’庄则入为寿。寿毕，曰：‘君王与沛公饮，军中无以为乐，请以剑舞。’项王曰：‘诺’。项庄拔剑起舞，项伯亦拔剑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庄不得击。”

有人认为，如果项羽当时听了范增的建议，把刘邦杀了，则楚汉战争的结果将截然不同。但历史上不是没有杀吗？所以历史不能假设。

实际上人的眼神可以表达很多真实意思，因为眼睛是心灵的窗口。许多人说的话不一定都是真的，而眼神有的时候相对更真实。范增用眼神暗示项羽，应该杀死刘邦。项羽也明白范增的暗示，但是故意不理。“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想借舞剑这个机会把刘邦杀了。但我觉得当时刘邦未被杀死，从某个角度说也是天意。儒家强调：“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是说人的死生和大富大贵，往往是由天决定的。刘邦当时未被杀有很多原因，比如项羽是妇人之心，太仁慈了；宴会上和谈判时，一般不能杀对手等。当然还有一个所谓“天命”的原因，就是刘邦此时还不该死。孔子认为，人都是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我看今天现场听讲的大多是四十岁以下的年轻人，年轻人现在还可以迷惑，可以不知天命。但到了四十岁以后，则不可以迷惑；到了五十岁以后，则不可以不知天命。认真研读《史记》等经典，可以学思践悟大道理大智慧，可以解除迷惑而成为渐悟者或顿悟者。

　　 三、从哲学角度解读《史记》

　　 这里主要讲秦二世之死和项羽自刎。先讲秦二世之死。《秦始皇本纪》：“郎中令与乐俱入,射上幄坐帏。二世怒,召左右,左右皆惶扰不斗。旁有宦者一人,侍不敢去。二世入内,谓曰：‘公何不蚤告我？乃至于此!’宦者曰：‘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蚤言,皆已诛,安得至今？’”大家看，秦二世到了最后非常可怜。赵高为了成功地政变，曾经指鹿为马。

　　 中外历史其实有不少相似的地方，比如指鹿为马与国外“国王的新衣”就很相似。是鹿是马区别明显，谁都能看得出来。国王穿没穿衣服也区别明显，谁都能看得出来。但是当时人中的多数为了避害，采取了集体无意识的冷漠沉默，看出来也不说。“国王的新衣”有两种人说实话，一种人是太真诚或者情商低的，因为这种人不知道避害。再一种人是小孩，因为童言无忌，小孩儿的真善美会多些。任何人随着年龄的成长，真善美都在减少。但咱们应该做的是：身上真善美减少的幅度尽量少一点，减少的速度尽量慢一点。

　　 赵高指鹿为马，开始还有人说是鹿,结果赵高把说是鹿的人抓起来。后来再指鹿为马，更多的人知道谁再说是鹿，谁也会被抓起来，就保持冷漠沉默，不敢说实话了。这里我借用北大国学大师季羡林老师的一句话：“真话不全说，假话全不说。”有时可以沉默，真话不都说，但假话一点都不能说。最关键的是：赵高指鹿为马成功之后，宫廷政变很容易就成功了。赵高把秦二世软禁了，让秦二世喝毒酒自杀。赵高给李斯加上根本就没有的谋反的罪名，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赵高可以杀李斯的三族，对李斯斩首示众，杀鸡吓猴，但是赵高作为臣下不能直接杀皇帝，只能让皇帝喝毒药自杀。所以秦二世死前还有点时间，当时只有一个最亲近的宦者在身边。秦二世说：“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意思是我最信任你，别人和我说假话我理解，你为什么也对我假话？秦始皇有能力有水平，周围都是骗子和假话还好点，因为秦始皇还能辨别一些。秦二世是一个既没有能力水平、也没有思想智慧的人，周围还都是骗子和假话，秦二世始终蒙在鼓里，所以秦二世生命生活的质量真是太低了。这个宦者说，因为不敢说真话我才活着，假使我说真话了，你可能早把我杀死了。因为在秦二世那里，谁说真话，谁批评他，他就杀谁。谁不知道保命啊？所以宦者这句话很深刻，秦朝和后来的王朝，有多少人因为不敢说真话而活着。

　　 历史悲剧有时会不断重演，人们往往会重蹈历史覆辙。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有句很有哲理的话：“人类从历史中得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从没有从历史中得到过教训。”唐代杜牧在《阿房宫赋》中说：“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意思是唐代人看了秦朝历史以后哭，但哭完一擦眼泪又犯同样低级的错误。宋代之后的人看了唐朝历史以后又哭，但哭完一擦眼泪还犯同样低级的错误。等于是唐代之后的人多次非常低级地踏入同一条河流湿了鞋，只是不长记性和时间不同而已。

　　 这条存在于1911年之前王朝时期的河流，就是以暴易暴必然循暴的怪圈：上面是皇帝暴虐专制，下面是百姓暴动起义；前面的王朝被后面的王朝用暴力推翻，后面的王朝又被更后面的王朝用暴力推翻，没有一个王朝是真正通过改革、协商或其它非暴力方式建立的。在王朝时期，道德、思想、智慧、法律往往说起来写起来头头是道，和平时期、一般场合风光无限，但关键时期、关键场合或面临关键问题时，则经常不给力，甚至掉链子。有时可谓皇帝、权力、暴力、刀枪决定一切，道德、思想、智慧、法律毫无用处。这说到底还是一种远离人类文明的原始低级的丛林法则：弱肉强食。

　　 关于项羽自刎，大家可以看《项羽本纪》。项羽自刎前说：“天之亡我，我何渡为！”就是天要灭亡我，我为什么要渡江！司马迁写《史记》希望“究天人之际”，非常重视天和人的关系。天命有时指死生有命，项羽感到天在向他招手，而天命是不可违的。死生有时就是一念之差，项羽完全可以一脚踩上那个亭长的船回江东，而不需要转变立场观点，不需要交待任何信息，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不需要满足任何条件，但项羽自愿选择了自刎。客观上说，项羽作为盖世英雄和悲剧英雄，他的从容自刎也是为当时的老百姓作了最后一次贡献，因为避免了楚汉战争再延续很多年，避免了更多的老百姓付出死伤的代价。如果项羽上了那个亭长的船渡江回到江东，再带上数万子弟兵和刘邦一决雌雄，那老百姓还要继续遭殃。战争和动乱一旦发生，最受伤害的就是老百姓。但一般来讲，因军事外交导致的战争对老百姓的伤害，明显大于因经济内政导致的动乱。从这个意义上说，汉初出现的休养生息局面，也有项羽自愿选择自刎的一份功劳。

　　 我们进行历史哲学的扣问反思，就是从历史中借鉴成功的经验和启示，吸取失败的教训和警示。中国历史上能和项羽相提并论的只有谭嗣同。大家知道，谭嗣同是戊戌六君子之一，戊戌变法失败后，谭嗣同也可以选择出走。谭嗣同劝梁启超出走日本，他自己却要留下，因为“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日本使馆愿意提供保护，但被谭嗣同拒绝，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自嗣同始”确实是做到和实现了，因为在谭嗣同之后，大量的仁人志士仿效谭嗣同，为变法和革命而流血牺牲。而在谭嗣同之前，虽有明代方孝孺被灭十族（九族加门生），共计873人。但方孝孺是因为什么？并不是因为变法，只是因为他认同嫡长子（长孙）继承制，认为建文帝应该当皇帝，所以不同意给明成祖朱棣写即位诏书。谭嗣同死时只有33岁，项羽死时只有30岁。我非常佩服他们俩的是同样的一点：都不需要转变立场观点，不需要交待任何信息，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不需要满足任何条件，却都在生死的一念之间自愿选择了死。

　　 四、从法学角度解读《史记》

　　 这里主要讲赵奢秉公执法和刘邦约法三章。先讲赵奢秉公执法。大家都知道纸上谈兵的赵括，赵奢就是赵括的父亲。《廉颇蔺相如列传》：“赵奢者，赵之田部吏也，收租税而平原君家不肯出租，奢以法治之，杀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将杀奢。奢因说曰：‘君于赵为贵公子，今纵君家而不奉公则法削，法削则国弱，国弱则诸侯加兵，诸侯加兵是无赵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贵，奉公如法则上下平，上下平则国强，国强则赵固，而君为贵戚，岂轻于天下邪？’平原君以为贤，言之于王，王用之治国赋，国赋大平，民富而府库实。”这里赵奢本身当然很棒，但更棒的是平原君能像秦王嬴政容纳李斯的《谏逐客书》那样，能听进不同的意见建议。所以有时既要有忠臣，更要有明君。古代往往是：明君之下才有说真话的忠臣，而暴君之下只有说假话的佞臣。佞臣善于围绕暴君所好，竞相比较吹捧赞美暴君的高度，其实这是一种虚伪精致的欺骗和愚弄。同时如果提醒批评无自由，则吹捧赞美无意义。后来的王朝逐渐重视谏官言官的作用，谏官言官的职责是提醒批评皇帝和大臣，力争用言官谏官制度来弥补封建专制和人治的不足。

　　 关于刘邦约法三章，《高祖本纪》记载：“召诸县父老豪桀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巿。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一是杀人者要处死，二是伤人是犯罪，三是偷盗也是犯罪。我们都知道汉承秦制，虽然秦朝只有短短的十几年，而汉朝延续了四百年，但是汉朝的制度主要来自秦朝。还有一个汉承秦法，我们现在看不断出土的秦法秦律简牍，发现当时的秦法秦律已是相当发达了。刘邦约法三章以及后来的汉法汉律，在很多方面都继承了秦法秦律。

　　 五、从经济学角度解读《史记》

　　 这里主要讲“利来利往”和“善者因之”。先讲“利来利往”，《货殖列传》记载：“谚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越王勾践世家》：“朱公居陶生少子，少子及壮而朱公中男杀人囚於楚。朱公曰：‘杀人而死职也，然吾闻千金之子不死於市。’告其少子往视之，乃装黄金千镒置褐器中载以一牛车且遣其少子。”千金之家可以拿钱买回生命，而贫穷之家则无可奈何。司马迁在《史记》中是把义和利结合起来讲“利来利往”的，我们可以从司马迁的《货殖列传》里得到某些启示和警示。人的本性有趋利的一面，或者说经济人都是自利的，这也无可厚非，因为都要体面生存，还要养家糊口。但自利只是第一步，第二步要利他，可以从亲到疏，从近到远，先利自己的家人和朋友。第三步要逐渐德行天下。三步连在一起就是“自利利他，德行天下”，德行天下是最高境界。这有些类似儒家的“修齐治平”：通过“修身”产生个人品德，通过“齐家”产生家庭美德，通过“治国”产生职业道德，通过“平天下”产生天下公德。这也有些类似佛家的“度己度人，普度众生”。

　　 王阳明有“阳明四句教”，张载有“横渠四句”。儒家强调修身是根本：“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儒家的“八目”有“内圣外王”的说法，“内圣”有五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我们通过这五目，将自己的内心修炼得像圣人一样。外王有三目：齐家、治国、平天下。即治理家庭成功（家庭关系融洽），治理国家成功（做好本职工作），治理天下成功（为天下太平尽力），因为成功则“王”。所以大家读书读经典既要追求外在的成功，还要追求内心的修为。我借用两句话送给大家，第一句话是“以天下为己任” ，来自儒家“修齐治平”的“平天下”；第二句话是“为万世开太平”，来自“横渠四句”的第四句。“天下”是空间，“万世”是时间。先具有“天下”“万世”的情怀，再努力获取符合“义”的利。

关于“善者因之”，《货殖列传》记载：“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司马迁认为，国家经济政策应该首先 “善者因之”，“因之”是指顺着人和事物的本性，这是最为重要的。“其次利导之”，然后用利引导。“其次教诲之”，然后教育启发。“其次整齐之”，然后用法规范。“最下者与之争”，最下策是与民争利。

　　 其实《货殖列传》里讲的道理，对现在也有参考作用，即不要与民争利。所以现在中央有关领导多次要求国有企业、军队尽量不与民营企业和老百姓争利。老百姓可以挣钱的很多领域，比如房地产、餐饮业、传统服务业，应该更多地放开给民营企业和老百姓经营。如果国有企业、军队参与竞争，民营企业和老百姓肯定不占优势。

　　 前面提到“善者因之”，对我们读《史记》和研究历史也有启发：既要回归人的真善美本性，也要回归大自然的本性，就是《道德经》说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关于“道法自然”，我认为不是“守株待兔”，什么事都不做，而是“尽最大努力，不强求结果”。就是我尽最大努力后，再顺其自然，因为结果往往不是我能决定的。这就是平常说的“尽人事，听天命”，“人努力，天帮忙”，或者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前面也提到“利导之”，其实利害固然重要，但真假、是非更重要。我们读《史记》和研究历史，关键是求真，所以真假是最优先的，然后再讲是非，最后再讲利害。

　　 六、从管理学角度解读《史记》

　　 这里主要讲陈平妙答汉文帝和汲黯直谏汉武帝。先讲陈平妙答汉文帝，《陈丞相世家》记载：“孝文皇帝朝而问右丞相周勃曰：‘天下一岁决狱几何？’勃谢曰：‘不知。’问：‘天下一岁钱谷出入几何？’勃又谢：‘不知。’汗出沾背，愧不能对。于是上亦问左丞相陈平。平曰：‘有主者。’上曰：‘主者谓谁？’平曰：‘陛下即问决狱，责廷尉；问钱谷，责治粟内史。’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谢曰：‘主臣！陛下不知其驽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孝文帝乃称善。”

　　 汉文帝询问右丞相周勃和左丞相陈平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一岁决狱几何”？即一年判决诉讼的案件有多少？还有一个问题是“一岁钱谷出入几何”？即一年的钱谷出入有多少？周勃不知道，陈平也不知道。陈平说有主管者，汉文帝又问谁主管？陈平回答：“决狱的事问廷尉，钱谷的事问治粟内史”。汉文帝说如果都是他们主管的，那么你作为丞相主管什么呢？“而君所主者何事也”八个字，关健是“君主何事”四个字。陈平思路非常清晰，分为三个层次回答，第一个层次是开门见山地说“主臣”两字，先直接回答汉文帝的问题；第二个层次是简明扼要地表示客气，说陛下不嫌我水平低，让我当丞相；第三个层次是从“上下外内”四个角度具体说明丞相的主要职责。在我看来，《史记》中对陈平的这段记载，是历代丞相中对丞相职责概括得最精辟的。历史上有的丞相，有时说话面面俱到，分不清轻重缓急，皇帝听不出丞相说话的意图，下属不知道重点要做什么；历史上还有的丞相，有时向下跨越一级或两级管不重要的事，或者只管对自己有利益的事，不管自己应担当负责的国家大事。汉文帝确实是明君，他对陈平的回答很满意，因为他需要这样思路清晰和职责分明的丞相，不需要毫无思想和主见而只会盲目服从和吹捧赞美君主的丞相。

　　 关于汲黯直谏汉武帝，《汲黯传》记载：“天子方招文学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对曰：‘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变色而罢朝。公卿皆为黯惧。上退，谓左右日：‘甚矣，汲黯之戆也!’群臣或数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辅弼之臣，宁令从谀承意，陷主于不义乎?且已在其位，纵爱身，奈辱朝廷何!’”汉武帝在前期是非常棒的，就像秦始皇在前期能够虚心听取大臣建议，包容不同意见。但是汉武帝和秦始皇有所不同，汉武帝当皇帝54年，后期走向反面更是必然的。汉武帝退朝以后，对身边近臣说，这汲黯太戆直了，当众就责备我。群臣中有人批评汲黯，汲黯说：天子设置公卿等辅佐之臣，难道是让他们阿谀奉承，将君主陷于违背仁义的窘境吗?何况我已任九卿，即使明哲保身，但也不能损害朝廷大事!

　　 大家看《史记》的有关记载，秦始皇和汉武帝在早期都是明君。但是他们俩有一个共同的弱点，就是他们周围没有像唐太宗时魏征那样的忠臣。如果在秦始皇和汉武帝周围，有一个或多个像魏征那样的忠臣，秦汉历史的演变一定会有所不同。唐太宗不仅有魏征，还能始终包容和信任魏征，这才是真正的明君。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我们读《史记》和研究历史一定要悟道，我认为人生应追求四个维度，一是要有价值，二是要有意义，三是要有情趣，四是要有境界。司马迁写《史记》，非常注重“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为了把《史记》保留下来，传之后世，他接受了最耻辱的腐刑。中国古代知识分子都是有气节的，有句话说“士可杀不可辱”，但是司马迁为了高尚的大目标，为了《史记》传之后世，个人付出了更大的代价就是接受最耻辱的腐刑。其实人要死很容易，而人为了高尚目标而忍辱负重地活着，确实很不容易。司马迁能做到这一点，正是他人生的高人之处，尤其值得我们敬仰。

　　 最后还想重点再强调一下“悟道”。比如咱们这次颁发的伯鸿书香奖，看“书香”两个字我特别有感情和感悟。我也跟书香有一点关系，勉强也算书香门第，因为我爷爷和姥爷都是清末秀才。科举制是1905年废除的，我是1953年出生的。我虽然没有见过我爷爷和姥爷，但我爷爷和姥爷留下了不少中国古代经典书籍，这些经典书籍对我影响很大。我从小至今，一直特别喜欢读书，也确实读了很多书。我非常信奉、感悟至深并身体力行的一句话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句话也在提示我们：要将以心悟道和以身行道结合起来。关于以心悟道，我有两点感受：第一，“悟”字的左半边是竖心，说明一定要用心，而用心一要深刻，即悟透大道理，读《史记》等经典要能钻研进去，达到片面的深刻；用心二要系统，即悟通大道理，读《史记》等经典要能举一反三，融会贯通。第二，“悟”字的右半边是吾，悟透悟通悟懂大道理之后要自身做起。当然每人的悟性都不一样，有时差别很大。在我看来，人在悟性方面可分为三种：第一种人顿悟，顷刻就悟懂大道理，顿悟的人大约只占1%。第二种人渐悟，通过实践、读书、学习、思考、工作和沟通交流，逐渐能悟懂大道理，渐悟的人是绝大多数。第三种人不悟，不悟的人都是执迷，所以我们常说执迷不悟。这里的“迷”一般分三个层面：愚昧之迷、权钱色万能之迷、技能术万能之迷。

　　 读《史记》等经典不仅可以陶冶情操，而且可以变化气质。苏轼有一句诗流传广泛：“腹有诗书气自华”。《吕氏春秋》中也有一句话：“君子所以学者，为能变化气质而已。”据《吕不韦列传》，吕不韦主编完《吕氏春秋》后，将书的内容公布在“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说明吕不韦主编《吕氏春秋》是精益求精、千锤百炼的。今天咱们线下和线上听讲的各位朋友都是君子。按照吕不韦的观点，君子读书只是为了变化气质。至于读书做官论、“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都是在秦汉以后，特别是隋朝科举制以后逐渐形成的说法。先秦时期君子读书就是“为能变化气质而已”，陶冶情操往往通过变化气质来体现。

　　 以上就是我分别从六个角度，给大家汇报我研读《史记》的若干心得，不对之处请大家批评指正，衷心感谢大家！

　　 （本文为作者在中华书局第四届“伯鸿书香奖”暨“伯鸿讲堂”上的主题学术讲座的整理文字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