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诚：曾国藩、李鸿章与价值观管理

价值观，判别是非的标准。关于其重要性，孔子《论语·卫灵公》说：“道不同，不相为谋。” 彼德·德鲁克说：“管理既要眼睛向外，关注组织成果。又要眼睛向内，注视那些能使个人取得成就的结构、价值观和人际关系。”东西方语境时空不同，意思一样。

近代史上两个重量级的人物，曾国藩与李鸿章。是师徒，也是同僚。从两人的行止口碑，大抵能看出价值观的力量。

以立功、立德、立言青史留名的曾国藩，“持已所学，陶铸群伦”。晚清文人王闿运的《湘军记》记载，“原湘军创立之初，由二三儒生被服论道，以忠诚为天下倡。生徒弟子，日观月摩，渐而化之。于是耕氓市井，皆知重廉耻，急王事，以畏难苟活为羞，克敌战死为荣。”

转换成今天的表达，就是先找几个志同道合的事业合伙人，然后慢慢影响中层干部，最后引领基层员工跟着走。就是这么一个聚合的过程。

曾国藩率领湘军打太平天国，掀起的就是一场价值观之战。他在《讨粤匪檄》中说：“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用孔孟之道，团结了一群读书人，最终打败了打着拜上帝教旗号的太平天国。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李鸿章。他及其所用之人，在中国历史上大都面目模糊。办过好事亦办过坏事，贬褒参半。所办的实业也多是官私混杂。近代史家费行简在《近代名人小传》评价他：“其所荐拔官吏，如周馥、龚照与、盛宣怀之流，非庸碌即贪劣。创举实业，则官私糅杂，无复条理，而招商轮船、开平煤矿皆有鸿章虚股甚多，及殁，家资逾千万。”

问题还是出在价值观上。自己有私，便不能阻止下属之私。办事多近实利，用人唯利所驱，“文章道德，尚在其次”，重才干轻人品。有评价说：“李之人格，能入人脑，难入人心。”在一个时局多变、世风浮躁的时代，以利聚人，其兴也勃，其亡也忽。

《追求卓越》和《基业常青》，这两本被称为“管理者圣经”的经典，绝大部分篇幅，都在讲价值观。伟大长寿的企业，跟普通企业的最大区别，就是强调基于价值观的心灵契约。

看看阿里巴巴，相比阿里的业绩成功，马云更不容易的，一是能说服18个人跟他一起睡地板。二是这18个人到现在为止在公开场合都没翻脸。阿里巴巴10周年庆典上还能有16个人站在一起。一个领导者的影响力，关键就看两点，一是你给不了大家利益的时候，有多少人愿意跟你。二是你给了大家利益之后，又有多少人不愿意离开你。

对于一个组织而言，价值观管理是一项长期艰巨的工程。曾国藩说自己是训练之才，不是征战之才。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算是从他始。让不识字的人都认同，靠的是不停地说，说到“杜鹃啼血，顽石点头”。

共产党的“把党支部建在连队上”，联想对新员工的“入模子工程”，海航的“同仁共勉十条”……无不是通过各种手段，让员工形成共同而稳定的心灵契约，文而化之，如琢如磨。

庄子《人间世》云：“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价值观便是那个“无用之用”。道生则本立，知无用而始可与言用。价值观有没有？价值观对不对？价值观大家信不信？就决定了一群人，是否能始终走在正确的道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