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尔加：荀子的人性论

荀子与孔孟不同，他是历史上唯一一个明确提出“人性恶”的儒家思想家。他说：“今人之性，生而好利焉”，“今人之性，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荀子特别强调对人的后天的改造。对于荀子的人性论，需要作如下分析：

首先是荀子人性论的思想渊源。在人性问题上，荀子的视角为什么与孔子的趋向不同，与孟子截然对立？笔者以为，第一，荀子虽然是儒家大师，然而受到法家思想的影响很大。第二，荀子不光受到法家哲学思想的影响，还受到法家学术风格的影响。法家学术风格是强调务实，反对空谈。荀子也说：“无用之辩，不急之察，弃而不治。”第三，更为重要而且需要详细说明的是，荀子受春申君的委派，担任过楚国的兰陵县令。荀子肯定是个基层工作阅历相当丰富的学者。一个做具体工作的官员，不会整天陶醉于美好的幻想，对现实不同的政治体制孰优孰劣不会视而不见。

秦行法家之治，政治运行机制形成的基础是法。由于法度严明，秦国政治受个人因素干扰相对较少，政治运行机制较少出现紊乱。在诸侯争霸达到白热化程度时，国内的稳定是致胜的前提。六国则不同。旧道德的深固影响，使得政治运行机制模糊、不固定，更容易受个人判断能力、好恶情感、人际关系的影响。在关健时刻每每有个人因素造成全局溃乱。孟子时代燕王会凭一时之心绪禅让王位。赵与秦战时数中秦反间计。赵孝成王轻信秦之惧赵括不惧廉颇的反间，以赵括代廉颇；赵王迁轻信宠臣郭开金僭李牧、司马尚欲反的反间，以赵葱、颜聚代李牧、司马尚，并杀掉李牧。赵王之所以数中反间计与赵国法度不严制度不一，多凭人际关系治国，人际猜忌众多，政治运行不公开有关。

秦国与关东六国政治体制优劣一目了然。有丰富实际工作经验、学术上有务实风格的荀子怎能不倾向秦国！倾向秦国就等于背叛儒家吗？非也。孔子评价管仲时虽在道德上对管仲有非议，但谈到功业时，又对之作出肯定。这是因为，孔子是从政治效果的角度赞赏管仲。管仲虽然有不符合道德的举动，但在客观效果上他能够辅佐齐桓公统领诸侯、匡正天下、捍卫华夏文化，至今华夏仍被其泽。孔子也是从做基层工作开始一步步上来的，知晓民情社情，所以荀子和孔子都把实际效果作为对政治评价的重要尺度。笔者甚至推测，假设是孔子去考察秦国，也会称赞秦国“如其仁！如其仁！”

不仅仅从国运昌盛的治国效果上看，从民众的素质看，秦国举国而成善民。商鞅认为君主既合理分明又行有成效的的赏罚之治造就了自觉性很强的民众。荀子也有相近看法。荀子和商鞅有一个共同点—都认为由君主出面制定统一秩序，进行统一管理，个人守秩序，服从整体，才会产生有道德的国民。荀子形成这样的看法应该说一方面是受了商鞅的影响，一方面是亲身在秦国考察受到了秦国大好局面的感染。如果没有君主集中统一的领导，就不会有善良的国民。

当时的德教具有局限性。孟子所看到的道德现象荀子不会看不到，但从一个做具体管理工作的政府官员角度看，这些道德在实际生活中的作用并非都象孟子所说的那么美好。商鞅就发现了当时提倡道德教育的局限性：第一，惑乱民众，不安心本职。“今境内之民，皆曰：‘农战可避，而官爵可得也。’是故豪杰皆可变业，务学诗书，随从外权，上可以得显，下可以得官爵”。“农战之民千人，而有诗书辩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于农战矣。”第二，鼓励私德和假德济私。“用善，则民亲其亲”，“章善则过匿”。商鞅的结论是，“国有礼有乐，有诗有书，有善有修，有孝有弟，有廉有辩──国有十者，上无使战，必削至亡；国无十者，上有使战，必兴至王。国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强。国用诗书礼乐孝弟善修治者，敌至必削国，不至必贫国。”

荀子主张人性恶。荀子看到，内心之善在实际运行中不一定能产生善的效果。自称出于善的行为不一定真的是出于善。同时展示在世人面前的行为能否有善的效果往往也说不清楚。善性虽然可能存在，但大都只能够在私人交往中凭个人的感受来确定。所以，荀子提出：道德理念必须经过外化、社会化、确定化并被社会认同才能够实现自身。单纯的理念形态的道德在实际管理中实难加以确认和操作。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实际管理只能够针对人身上看得见摸得着容易确定的因素，所以靠调动人的善性治理整个国家在当时是不切实际地幻想。相反，荀子看到，人的物质欲望是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的，针对它制定的应对措施操作起来相对容易。

由于上述原因，学术上具有务实性风格的荀子不再关注那个虚无缥缈无法把握的善的情感，而关注人的生理本性，提出了人性恶：“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

当然，荀子毕竟属于儒家，他意识到，象法家那样因顺人的好利恶害之情，调动人民去打天下可以，但最后用之来长久地稳定天下是不可以的。他考察秦国后对秦国产生了矛盾的心态。一方面他承认了秦国法家政治的成就，他应范睢之邀访问了秦国，在回答秦贵族“入秦何见？”问题时，竟以一儒学大师之身份连连称赞行法家之政的秦国。荀子看到的秦国百姓民风淳朴，遵守法度，人人为公，很有道德性。朝政清明，办事有效率。这些优点决定了秦国必然称王于天下，这不是侥幸，而是规律性。

另一方面他又批评秦国的致命弱点是不用儒。他认为，注重用儒改造人，培养人遵守礼仪规范的自觉性，能够大大减轻行政能力不足造成的压力。甚至达到“仁眇天下，义眇天下，威眇天下”的王者之治。所以荀子提出按照儒家的礼仪规范来改造人性。

学界虽看到孟荀在人性善恶问题上的尖锐对立，但缺乏对这个对立的详尽入微的解析。其实，他们俩对人性的原初状态看法并无不同。荀子虽然讲人性恶，但认为人性可以改造为善，这就等于承认了人天生有成善的种子、基因。他认为，人是可以改造的，因为他有这个种子、基因。禽兽虎狼没有这个种子、基因，所以谈不上改造。孟荀的分野是从如何对待人的原初状态开始的。孟子主张激活人的善的种子，荀子主张从改造人的生理欲望入手；孟子要培养的善德含有浓厚的个性色彩，荀子的善德强调整齐划一；孟子强调自律，荀子强调他律；孟子强调人格的平等性，荀子突出等级的差别性。

荀子为什么强调他律？还是前面所说，善的理念需要社会化，相对固定化，否则会沦为私德、个人渔利的工具。所以荀子认为人性不能因顺，只能改变，圣人就是改造者。圣人其实就是王者。荀子对王者的改造能力是有信心的。因为他看到了秦国的政治成就。为了实现王者的改造重任，荀子主张君主集权。他说：“权出一者强，权出二者弱，是强弱之常也。”“夫两贵之不能相事，两贱之不能相使，是天数也。”这些说法，顺应了统一的中央集权体制产生的趋势。在荀子那里，儒家一方面承认应该赋予统治者无限的权力，另一方面也向统治者提出要达到圣人水平的更高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