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研究院崔瀚文：中国创新文化的【前天】与【后天】

导语

目前，相对于经济总量，中国的创新软实力，尤其在创新文化层面上仍然存在缺陷。中国迫切需要一场面向创新的文化变革，为未来培育科学技术革命提供基础。当然，变革并不是"折腾"，文化存在其天然延续性，如果舍弃东方数千年传承，或者否定百年的学习西方之历程，都意味着舍弃根本。

重塑创新文化，更需要站在信息社会、全球一体化和大历史的角度，以"升维"的角度来思考，回顾"前天"，展望 "后天"。大课题高难度，本文浅尝小立。

文 | 阿里研究院 崔瀚文

“统一和谐”vs“分科而学”

东西方文化的早期都有人类与自然混沌一体的认识。但随着文明的发展，公元前一千年从神话到自然哲学的转换过程中，欧亚大陆的两端逐渐发展出了两套不同的哲学文化体系。

中国自古东临太平洋，北接荒芜人烟的西伯利亚,西北是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西南为喜马拉雅山,在欧亚大陆当中属于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古代中国人眼中的世界，是以中原为中心，向外辐射的一个个同心圆，居于中原地区的华夏疆域是文明世界的中心，其外是蛮荒之地。所以，当时除了周边地区的藩属国，外部国家都被中国视为"夷、戎、狄、蛮"。

中国长期以农耕文明为主，这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容易滋生规避风险、明哲保身的保守精神，以及含蓄内敛、保守中庸、消极忍耐的农耕性格，阻碍多元和创新的冒险精神。在这个环境中，中国率先构建了世界历史上最成功、最庞大的社会组织，在辽阔的疆域上长时期的实行起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统治，这是当时是其他国家不能想象的创举。但是，为了保证这个庞大、复杂的政治体制有效运转，统治集团在遇到问题时往往惯性的加强集权控制，从而抑制了宗教改革、资本主义兴起、科技革命等。

对照系是西方哲学思维起源地古希腊。希腊环海的位置、曲折的海岸线、众多的海湾良港为航海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希腊人也在征服大海的过程中铸就了勇于开拓、乐于求索的民族性格。同时，由于平原缺少与土地盐碱贫瘠限制了粮食的生产,季风气候则有利于种植葡萄和橄榄,通过海外贸易换取粮食就成为维系生存的基本途径，因而逐渐能够发展出"重商主义"。

希腊半岛多山，这些连绵不绝、山势陡峭的山脉将大陆阻隔为一个个相互隔绝的小单位，成为后来形成"小国寡民"、独立自治城邦国家的重要原因：古希腊是由100多个独立自治的城邦组成的，每个城邦一般由一个城市和附近的若干村落组成,面积不过百里,人口不过数万，最多的也只有数十万；在城邦内部,以奴隶主为主的公民集团构成城邦的统治阶级；城邦之间，通常以结盟的方式保持政治、军事方面的联系，但原则上是独立自主的。基于此，古希腊政治思想中所阐述的许多有关政治学的原理和概念中，特别强调自由、民主、法治的精神，这对近代欧洲思想文化具有重要的影响。

中国的文化、思想和宗教流派在世界上自成一体，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中国文化始终保持着一种自我状态独立地向前发展。中国自然哲学的主要动力是在系统内寻找有机的联系，对任何外部的因素较少设想，它构造出阴阳、内外、天人、形神、理物、道器等重大范畴有机统一的宇宙，在"天下"观念中力求避免强化对立，希望相融和合一，例如以"道"、"一"、"太和"表明整体，以阴阳为两面，认为阴中有阳，阳中有阴，互相渗透，互相补充，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天人合——"是中国哲学最基本最重要的命题。《周易》就是建立在阴阳二元论基础上对事物运行规律加以论证和描述的书籍，其对于天地万物进行性状归类，天干地支五行论，甚至可以对事物的未来发展做出预测。

在这个思想下，人们追求对称、平衡、和谐，讲究人与自然界的平衡（天人平衡）、社会内部人与人的平衡（人伦平衡）、人心内部的平衡（身心平衡）。同时，强调"天命"、"命数"、"命运" 是人事不能及，强调人对自然的顺应、协调和感恩。这种"天人合一"认识论所形成的自然观、社会观、宗教观的整合，引导中国文化趋于理性实用，注重实践经验总结，倾向于从总体上模糊而直接的把握认识对象的内在本质和规律，躲避对于各部分机制的深入分析，更拒绝在精神和物质之间画出清晰的界限，因而以巨大的精神力量影响了"分科而学"的"科学"理论探索的发展。

希腊宗教神话中的主角与盘古、女娲、夸父等"高大上"的神话形象不同，具有神与人同形同性的特点，这一点使得古希腊的哲学充满批判、超越、怀疑的精神。希腊人发现了人在认识活动中的独特地位和作用，率先将认识主体从自然万物中分离出来，智者派代表人物普罗泰格拉提出了著名的命题 "人是万物的尺度"， 后来苏格拉底又提出"有思想力的人是万物的尺度"。希腊观念中认为，宇宙中有永恒的"第一动因"，人们发展自然科学的动力就是去发现"体系外"的造物主设下的宇宙秩序的规律。

因此，希腊形成了人与自然分离的哲学认识，确立了一个物我分离、主客对立的二元世界。这种主客体的二元对立就成了西方哲学思维的基本前提，构成了现象与本质，形式与内容、主体与客体，感性与理性，原因与结果，必然与偶然等二元对立的哲学范畴。特别是，二元对立也表现为人与自然的对立，人与他人及社会的对立，人自身的分裂。因此，西方文化一开始就表现出人的高度控制与征服自然的强烈欲望，他们把自然界看作一个课题。这种特性非常适合孕育和发展自然科学。

“研究主体”vs“研究客体”

从技术创新的角度来看，在西方由科学催生出的"科学技术"，在早期并没有中国传统的"经验技术"那样发展的好而快。从公元前二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中国的经验技术在世界上遥遥领先。但是，在随后的数百年中，西方的"科学"因其基础性、通用性的特点，拓展性、公共性强，摆脱了低水平活跃，呈现出"加速发展"的趋势。19世纪西方技术与科学结合在一起后，更是显示出震撼的强大威力，迫使全球都接受了西方的科学。

不可否认，未来科学仍将是全球人类进一步认识世界、认识自身，改造世界、改变自身，创造世界、创造自身的重要武器，也是全球竞争的制高点。

学科的分类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

中国的最早的将学科分为"道"和"器"两大类。《周易.系辞上》："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在古代王朝统治下，上层社会的文人学士普遍重文轻技，以文学为主业，因而学术分科的内容主要涉及典籍覆盖的范围，文史哲部分居多。春秋时期，孔夫子整理文献，以整体综合、直观体验为基础编出了《六艺》。随后，中国学科发展出了以六艺为核心、以四部为框架的中国古代学术分类体系。但总体而言，中国的学科分类更注重的是"以人统学"、"以人类书"，分科主要是以研究者和地域为"主体"的分类标准，形成不同的"学派"和"学家"。中国古代不称"哲学"而称为"学"，如" 道学"、"玄学"、"儒学"、" 理学"、"佛学"等。

中国古代虽也有紫微斗数、星象学、《周髀算经》、《齐民要术》、《九章算术》等规模庞大的技术和学术典籍，但由于后人过于注重应用，没能进一步诞生和发展出体系化的科学。例如，《广雅》中就说："数，术也。"认为数术就是一种功利性的技术、方法、技巧而已。

反观西方的学科分类，是通过不同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视角进行划分，分类主要是以研究客体（对象）为标准进行分类，形成不同的"学科"。不同的研究者，研究共同的对象和领域。以自然界为主要研究对象，主要涉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例如，西方早在亚里士多德时期便有了医术、建筑术、政治、经济、数学、物理学等学科科目的分类。

尤其是，逻辑学的诞生和发展。古希腊学者对逻辑进行了较全面的研究，形成了独立的系统理论，亚里士多德的六篇逻辑论著被后人集为《工具论》，在历史上建立了第一个关于词项的逻辑系统，被西方人誉为"逻辑之父"。在亚里士多德之后，逻辑学在西方保持着持续发展，演化出演绎与归纳、数理逻辑。现代逻辑学依然蓬勃发展，方兴未艾，演绎部分出现了模态逻辑、多值逻辑等逻辑分支群，归纳逻辑也与概率、统计等方法相结合，开拓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

爱因斯坦认为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以及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以找出因果关系。伽利略正是结合了形式逻辑和实验手段两方面的利器，开创了近代科学的先河。之后的牛顿将这两个基础继续发扬光大，推动了经典物理学的建立。

从科学的角度来看，中国文字相对于拉丁语系来说非常缺乏逻辑性，这种逻辑的缺失从根本上长期的阻碍了科学发展，影响了中国科技创新。例如，孔子就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中国古人特别讲究文字的韵味和意境，简约的古文无法做出准确的定义和演绎，对自然科学具体描述有着无法弥补的缺陷。

晚清时期，在坚船利炮的打击下，在西学东渐思潮的冲击下，西方的学科分类观念及具体的学科分类标准和原则传入中国，新文化运动推动了白话文的使用，中国传统学术分类体系被迫开始转型，截至目前已过百年。

“复杂系统”vs“文化升维”

当前，人类社会、经济体系进入大融合阶段，并将演变为一个更加复杂的大系统：

1、20世纪90年代的苏联解体、东欧巨变刚过去不久；目前，全球增长方式、供需关系、治理结构、国际格局又正在发生一次大调整大变化，全球正在进入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美国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相对逐年下降，由美国所建立起来的霸权体系格局将被打破；中国快速崛起，但进入了发展新时期，以往依靠压低劳动力、资源、环境等要素支撑的"中国模式"优势丧失殆尽，需要进行深化改革；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不安全性也在不断增加，发展不平衡加剧，贫困人口、粮食安全、能源资源安全、网络安全等安全方面的挑战不断出现…………

2、互联网革命对于人类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过了工业革命。与工业革命增强人类的力量和视野不同，互联网极大的增强了人类的智慧，丰富了人类的知识，也正在与全球各地的居民深度的融合。当人类逐渐将自己的知识和商业智慧不断地接入互联网之后，它们又不知不觉的将人类的知识与智慧反作用于人类生活中的各个方面。海量、巨平台、复杂网络、不确定性、虚拟环境、个性化等等特点共生共存且相互叠加，信息社会将是一个更加复杂的领域。仅从传统制造业角度而言，清华大学雷家骕教授也指出，目前"系统可续、技术整合"将成为新的战略增长点，提升制造业水平必须实施技术整合战略。

3、颠覆性技术正在酝酿新的重大变革，信息网络、生物科技、清洁能源、新材料与先进制造等正在孕育，量子计算机与量子通信、干细胞与再生医学、合成生物、纳米科技和量子点技术、石墨烯材料等，已展现出广阔的应用前景。尤其是，新一代信息技术同机器人技术相互融合步伐正在加快，以"人工智能"、"深度学习"为代表的新自动化技术已经取了的重大进展，"3D打印"、"制造机器人"为代表的软硬件技术日趋成熟。未来越来越多的白领、蓝领的传统工作内容或将被更低成本、高效率的机器所取代，引发更深层次的社会分工变革…………同时，传统意义上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发和产业化的边界正在日趋模糊，未来科技创新活动必将不断突破地域、组织、技术的界限，演化为创新生态体系的竞争。

面对这种高速率、深层次的复杂环境所带来的"挑战"，我们看到：当前每个身处其中的个体要想持续发展，最好的办法似乎是不断重组资源、不断创新。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够有效降低潜在风险（"狼性文化"在企业兴起的原因之一）。从环境而言，周其仁老师所说的"高浓度、高密度"的"场"，以及梁春晓老师所说的"大规模的连接、试错、交互"，将更能够有效的激发这些个体的创新速度。

另一方面，面对这种大时空内的多维度复杂性变化，西方传统的分析、验证等研究方式显得越来越无能为力。例如，在自然生态环境严重恶化的今天，东方哲学传统强调人和自然地平等统一，强调人节制自己的欲望的主张，就显得更加具有远见。有趣的是，舍恩伯格在其风靡一时的著作《大数据时代》指出的"要相关，不要因果"，认为"在大数据时代，有相关，就够了"的论断，像极了东方传统哲学中倾向于从总体上直接把握规律，而躲避对各部分机制深入分析的"理性实用主义"。

从更深一层来思考，正是因为当前外部环境的复杂性变化超出了现有很多的科学理论、商业原则的认知范围，人们才开始选用新的应对方式。本质上说，这与人类文明刚刚起源时，人类为了更好的适应复杂的自然环境所采取的应对之法极其相似。

霍金说："21世纪注定是复杂性的世纪"。当前科学界的主要研究对象已经悄悄发生了重大转向，"复杂系统"开始成为科学界新的主要研究对象，"整合"成为了新的主要研究方法：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混沌和复杂系统理论、系统生物学等新兴学科正在快速发展。我们注意到，如此重视"分科而学"的美国，也开始在大学中开始不断提升"通识教育"的比重，并开始提升人文社会的课程比重。

同时，中国民间正在兴起了新一轮佛学热，这种古老的智慧法门不同于西方重视逻辑分析和归纳演绎，而是通过人对事物发展过程的领悟来透过复杂现象获得某种本质规律。这一点尤其体现在中国的互联网企业中，有段子称"进入阿里巴巴能看到三类人，其中一类就是身穿麻衣、手带佛珠的"。这似乎正在印证"非中国思辨无逻辑，乃中国人之思辨逻辑，自与欧人不同"？

最后，希望简单讨论，为什么中国人能？我想，"中国了解西方，而西方不了解中国"将是一个重要原因。当前全球各国正在进入一个创新竞争的新阶段，而创新的涌现最需要多元文化"高浓度、高密度"碰撞，美国在20世纪的多种族融合就是一个成功的案例。未来哪个国家能够基于多元文化建立起一种更高层次的创新文化体系，就必将引领全球。

总体而言，目前大部分西方人仍然保持其对中国的傲慢态度，且并不了解东方。我们以前认为这是我们发展中的一个劣势，但是目前看来，这反而成为了东方人的一个巨大优势。中国作为一个智力资源的大国，数亿人的大脑中即蕴藏着丰富的东方智慧，也已经经历了百年的西化学习之路，学习了西方的逻辑思维和科学理念。未来，相对于西方，中国的脑袋将更有"创新文化升维"的基础。

至于怎样才能释放他们的创造性，重塑创新文化？值得我们在未来继续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