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张燕生：满足新生代人群的新消费需求，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他表示，谁能满足中国新生代（“95后”“00后”和“10后”）的消费需求，谁就一定能占据世界竞争的制高点。这5个试点城市在下一步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过程中，如何能够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尤其是新生代人群的新消费需求，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立足“三新”经济，消费的作用非常重要

新京报：作为全面促进消费的举措之一，“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已被正式写入中国“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草案。中国在此时发力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你认为出于什么考虑？

张燕生：今年是“十四五”开局起步年，国家“十四五”规划核心要义归结为三个“新”：即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构建新发展格局。

如何构建新发展格局，我总结了三句话：一是要确立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主导作用；二是形成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三是培育新形势下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在这种情况下，确定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有一点特别重要，就是要充分发挥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

过去的40年，参与国际大循环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推手，拉动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驱动和出口驱动。

而构建新发展格局，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扩大内需是战略基点，提高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是当务之急，因此，新发展格局中的“消费”这驾马车的作用变得非常重要，也就是说，我们要依托国内大市场来畅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构建统一大市场。其中，建设一批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贯通国内大循环的牛鼻子作用也随之增大。我们说消费是分层次的，无论是商品消费，还是生产性服务、生活性服务、公共性服务的消费，真正引领消费浪潮和消费风尚的都是中心城市在起着关键引领作用。

新京报：什么样的城市才能成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目前全球现有的一些著名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都有哪些共同的特征？

张燕生：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地位和作用，就相当于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培育具有重大动力源和创新策源地功能的引擎。这样的中心城市一般就具备我们所说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功能。它不仅要引领国内国际的消费增长，而且对国家推动高质量发展也具有重大的辐射带动作用。

目前全球现有的一些著名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具备的共同特征有很多，如高度发达的交通，只有往来便捷，才能带来人流量；优质商品和知名品牌的供给能力强大，还有高质量的免税政策、金融支持、人才环境等；另外人性化的服务也很重要，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要让游客有“家”的感觉。能够吸引旅游、商务、留学等各种游客到来，那它一定是国际的文化之都、商业之都和教育之都等。

5个城市位于4个国家重大战略城市群

新京报：今年以来全国已有20多个城市计划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此次商务部宣布的这5个城市为什么能进入首批试点名单，这5个城市都有哪些特色？

张燕生：首先这5个城市中有4个是中央直辖市，这也意味着中央直辖市对中国的消费大区具有带动作用；其次，这5个城市位于4个进入到国家重大区域战略的城市群中。北京天津在京津冀城市群，上海在长三角城市群，广州在粤港澳大湾区，重庆在成渝双城经济圈。这几个城市都位于几大城市群居首的位置，属于国家重大战略的中心城市。

从几个城市的优势来看，京津冀地区是中国的“首都经济圈”，北京和天津是京津冀区域的双中心。上海作为长三角龙头，大力发展“创新型、服务型、总部型、开放型、流量型”这“五型”经济，各方面条件在全国排名都是靠前的。我个人预测，未来10年，长三角地区创新资源的投入累计可能会超过8万亿元，这么大的投资，能够吸引国内的一流大学，一流的科研院所，一流的高层次人才和一流的企业，那么它进入全世界一流水平也没有悬念；也能够打造一流的生产性服务、生活性服务和公共性服务业等新业态。

广州是粤港澳大湾区的中心城市，它也是一个非常开放包容的国际大都市，本身就具有消费中心的作用。除了上述三个城市群将率先成为世界级城市群，重庆来自成渝双城经济圈，我个人认为，成渝地区有可能成为未来3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和增长极。

新京报：北京在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方面，有什么优势和特色？

张燕生：北京定位为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和国际交往中心，毫无疑问，它也位于中国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第一梯队”。北京也集聚了中国最高端的人才。国际上通常用研发经费投入强度（研发投入占GDP比重）来衡量一个经济体的创新指数。2019年，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省（市）有7个，其中北京以6.31%在全国遥遥领先。这个数字可以说在全球都是最高的。

一方面北京的研究型大学、科研机构最多、实力最强，不仅中科院在北京，而且拥有清华、北大这样的超一流大学。另一方面，北京的高新产业也是研发投入的重要载体。2019年北京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已经达到2.5万家，在各大城市中遥遥领先。

这个指标代表什么？说明北京集聚了众多科学家集聚的大学和科研院所，集聚了头部的科技创新企业。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也是这种高端人才、高增值人群集聚最多的地方，那么毫无疑问，消费的水平也是最高的。而且北京的外国人比例也非常高，这里有众多的驻外使馆，还有众多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这些都是北京在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方面，其他城市无可比拟的优势。

新京报：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对居住在这个城市的居民来讲会有哪些好处？

张燕生：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我认为根本目的还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消费群体，主要包括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游客和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居民。游客我们刚刚说了，因为这个城市有吸引各种游客到来的因素，比如文化、商业、教育等。

对于当地的普通百姓来讲。这个城市要成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首先应该是国内的消费中心城市，而老百姓有钱才能消费，因此它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要比较高，城乡差距、区域差距比较小，人们的社会保障也比较好。

客观地讲，过去40年我们创造的“新蛋糕”，相当一部分都用于了投资，再创造新的更大的“蛋糕”。现在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目标出发，我们每年新创造的GDP这个新蛋糕，要更多地分配给老百姓，让老百姓放心消费，享受商品服务和文化服务，带动我们的经济增长。

因此，新发展格局完全是与中国作为大国的现代化建设相适应的一个新模式，我认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首先应该把消费这驾马车变得非常的强大，非常国际化且引领新时尚。像商品消费、生活性服务消费、生产性服务消费，也包括公共卫生、公共医疗、公共养老等公共性服务消费，都会上升到国际一流水平。而首先享受到这些的就是生活在当地的老百姓。

新京报：我们在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时，需要重点考虑哪些问题？

张燕生：我们很多城市，硬件设施是不缺的，缺的是软环境。比如如何打造特别好的消费环境，简单地说，就是让无论来自于世界上哪个国家的游客，到了这5个国际消费中心城市，都会有“回家”的感觉。在出行、消费场所，是不是很容易看到国际通行的标识？

如何打造国际化的消费环境？举个例子，深圳和香港，经常有一些外国人在深圳工作或到深圳开会，却住在香港，他为什么不厌其烦地过境？因为他觉得在香港住有一种很熟悉的环境。人在熟悉的环境就会感到很放松，因此消费的环境非常重要。此外，安全性也要有保障，让大家能放心地去消费。

满足新生代的新消费需要“世界大脑”

新京报：随着互联网推动经济创新发展，生活在网络一代的新生代消费者，已然成为了新消费的主力军。新生代消费群体有什么消费特点？满足他们的消费需求，对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有何影响？

张燕生：国外有一个调查，调查对象是“95后”“00后”和“10后”的年轻人，发现日本的新生代年轻人没有欲望结婚、没有欲望发财、没有欲望成名，完全“躺平”，这是非常麻烦的；对美国的新生代年轻人调查发现，爷爷的工资比爸爸高，爸爸的工资比孩子高，没钱，因此不想“躺平”都不行。但他们也发现，中国的“95后”“00后”和“10后”，是世界上新生代群体中最乐观、最有信心的一代。

因此我认为：谁能满足中国新生代群体的消费需求，就一定能占据世界竞争的制高点。不同年龄层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是不同的，作为新生代群体，他们的新消费不再满足于品质好，而是讲究个性、多元性、多样性、主观体验。要想满足新生代的新消费，“中国大脑”是不够的，我们需要“世界大脑”。

这5个试点城市，在下一步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过程中，如何能够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尤其是这些新消费人群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新京报：你认为我们离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还有多远？北京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有哪些短板？

张燕生：目前中国城市与世界上主要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相比还有不小差距，如消费和服务环境还不到位，交通、物流等不够便捷直达，便利化程度和效率不够高；服务质量有待改善，能熟练与外国人对话的服务人员不足；商品标志、包装等细节也未能充分照顾到外国人的需要等。

北京实际上还是很可爱的城市，北京的居民素质也比较高，但北京离“以人为本”还有一些差距，比如在北京我想吃早餐并不方便，想擦皮鞋也不便利；北京的公共交通便利化程度不足，我住在昌平，每天通勤在路上要花4个小时，地铁过了早上6点甚至都很难挤上去。有研究发现，在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人才对通勤的容忍度是30分钟。这30分钟的通勤时间我们如何解决是个问题。

所以我个人认为，北京要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核心的问题是要转变观念，无论是对中国人还是外国人，要切实把人的需求放在第一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北京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这个目标服务。